这本诗论集，英文的，中文的，合起来是相当厚实的一本，讨论了中国诗外国诗白话诗传统诗的各种问题。但是按年代一排，可以发现邵洵美写这些诗论文字，前后只有5年时间：从1934年起断断续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1938年至1939年似乎是邵洵美诗论的爆发期，他在《中美日报》上连载了近一年的《金曜诗话》，然后就完全停笔，再也不谈诗。

　　邵洵美的其他文字，其他活动，延续岁月长得多：翻译，他做了一辈子，从1926年起，到1968年去世后依然有译稿等待出版；编刊物开书店更是这位文坛活动家的本色行当，从1924年他18岁时编辑《狮吼》到1950年去北京试图扩展“时代书店”未成才告结束；他的小说和散文写作也从年轻时延续到40年代。他也极多产，一年可以写15万，可以写80篇文字，延续多年。30年代，他一直保持了大致一星期发表一文的写作热忱。这些并不奇怪：邵洵美是文坛全武行，十八般武器全使得。他鸣于世的是诗，是诗评，偏偏这两种活动延续时间最短，诗只写了8年，从1924年19岁开始，到1933年27岁时他就放下诗笔；从1934年，他开始写诗论，直到1939年失去了发表的领地。作为诗人，作为诗论家，看来邵洵美珍惜羽毛，不得不写，才写。

　　而且，邵洵美写诗时不写诗论，写诗论时不写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个人性的。也许1931年底徐志摩的不幸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让他停笔写诗。也许年近而立，让他心性成熟，能够静下心来细看细评。不管怎么说，把这两种活动在自己生命中隔开，给了他的诗论一种气魄：写诗论诗评，本来就需要一个必要的批评距离，不至于为自己的作品吆喝，也不在自己心仪的路前打锣。邵洵美讨论许多人的诗，对许多当事诗人赞美有加，却从来不谈自己的作品，一行都没有引过，一首也没有提过，连他自己也写诗这句话都没有说过，最多只提到他作为编辑处理来稿的经验。这是他的诗论至今耐读的先决条件。

　　邵洵美的诗论是“为时而作”，是他生命中某个阶段有感而发，更因为是中国诗歌已经发展到了某个阶段，迫使他有感而发。到1934年，中国诗的发展的确到了一个关键点：早期反传统的战斗热情已经难以找到敌人，开拓新的语言方式的使命感结束了，各种“尝试”也到了检视成果的时候了。批评成了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这一点邵洵美看得很清楚：“现代中国文坛上，诗是被人用得最多的一种体裁……但是，我们都知道，小说与戏剧的进步却更其来的显明，缺乏批评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原因。”

　　这个工作需要有人来做，邵洵美挺身而出来做这个工作，是顺应时代需要，也是他自己的使命感使然。而且这个工作也只有邵洵美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