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时代的思索者

　　如此标题，并不是想说史铁生证明了神性，而是说，史铁生坚韧不拔的努力，坦率真诚的内省，这过程本身，是神性的证明。用史铁生自己的话来说：“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一种解释。”史铁生《病隙随笔》，《花城》，1999年4期，60页。

　　当代中国大陆作家中，有宗教信仰者，大有人在。但他们与史铁生不同：张承志之皈依伊斯兰教义，是他种族文化基因拨动的回归；北村的基督教信仰，是他一贯悲悯情怀应然的选择。这些作家不需要努力证明神性的存在。对他们，神性的存在，是他们的信仰，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既不需要证明，也不容忍证伪。

　　史铁生不同，除了残疾之身使他更关注命运，或者说，使他有内省的时间，其他各个方面，他与大陆大部分中年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整整几代人，50年代至60年代初，浸泡于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了这个意识形态极端式的“实践”，然后眼看其在实用主义的强酸中销蚀。我们没有走上史铁生式的寻找之路，是因为我们认为目前这个带着意识形态残骨的实利主义杂烩，对中国，是多年意识形态压力下的一种解放；对个人，追求终极价值，目前好像还是个奢侈，至少目前尚无此必要。

　　因此，在偌大的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史铁生是孤独的：他的毕生力作，1995年发表的40万字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应者寥寥，似乎很少有人读到底。多年来，没有几篇评论。是否因为其宗教性不合时宜？不是。张承志的宗教浪漫精神，反应热烈，几乎使张承志成为圣者；北村的作品，也是好评如潮。看来，读者评论界还是能够呼应宗教精神，但不是史铁生式的追求。

　　还记得，史铁生在80年代，是“知情情怀”的第一个代言人，当时读者的热情令人感动，批评界的欢呼也依稀在耳。80年代中期，史铁生对上帝不公，造物弄人的感怀——也就是说，他无法用逻辑推理找到神性之时——他还依然是中国文学界的中坚人物。“（当时）学生中有对史铁生倍加推崇者，认为是中国最真诚的作家，也被先锋派作者奉为精神领袖。”季红真《众神的肖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7页。恰恰是在90年代，在史铁生走出理性求证的迷宫后，中国读者背过身去。不是因为他不合时宜，而是因为他的证明神性之路，太靠近我们。与张承志，北村，我们保持着赞美距离，或审美距离，而史铁生的路，就是我们面对，却不愿走的路。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思想界的少数“精神价值派”，也一直没有重视史铁生。1993－1994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涉及“终极关怀”，没有人提及史铁生；此后言辞激烈的《反对投降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