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佛教法脉的延续或后世的法脉传承上。由此而对社会所造成的宗教影响亦能反映出其自身的繁荣与发展之状况。佛教法脉的延续与传布，受多重因素之影响，而关键之点实赖于高僧的真知灼见以及人格魅力，所谓“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法眼宗能在南唐、吴越之地创立与发展，源自于清凉文益及其嗣下门徒、弟子的不懈努力。而且，禅师自身的工夫、见地以及影响力，则是决定法脉是否能够继续延传的关键性要素。德韶禅师贵为国师，又有真实悟境，故他在推广禅学、壮大法眼宗队伍、提高法眼宗禅法之影响力上功不可没，是法眼宗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因此他门下弟子众多，自然成为了弘扬法眼宗一脉禅法的一股重要势力。故有学者指出，“见诸《景德传灯录》的德韶门徒四十九人，主要分布在吴越境内，而所弘日杂。像出生在余杭的志逢(909—985)，‘通贯三学，了达性相’，是极有义学修养的人，但又以梦三佛列坐、天神告诫等昏话示人。吴越王创普门精舍，大将凌超于五云山造华严道场，先后请志逢主持，可能与他宣扬华严教义或密教有关。另有出生于温州永嘉的永安(911—974)，曾被吴越王征为僧正，初住越州清泰院，复召居杭州报恩寺，似亦传播华严教旨，曾整理李通玄(635—730)的《华严释论》，与经文合编成百二十卷雕印。当然，最能代表法眼宗走向的还是延寿”。可见，德韶门徒尤其是永明延寿，乃是法眼宗传播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法眼宗经由文益、德韶之创立与发展，及至延寿成为第三代法眼宗祖师而走到了发展之巅峰。

　　一、德韶禅师的出家与悟道因缘

　　德韶(891—972)，处州龙泉人，俗姓陈氏。十七岁在龙归寺正式出家，十八岁在信州开元寺受戒。后唐同光年间(923—926)，寻访名山，“参见善知识，屈指不胜其数”，游访投子山参见大同禅师，而发心学禅。后又参龙牙遁和尚。《景德传灯录》说他“如是历参五十四善知识，皆法缘示契”。虽然德昭辗转各地参访数位高僧大德而仍未开悟，但却奠定了其深厚的禅学基础，开阔了其思想视野，引发了他的深深思索，为其开悟创造了条件。故在临川初见文益禅师时，就得到文益禅师的赏识，即“净慧一见深器之”。但在文益禅师处，德韶也并没有立即开悟，这也说明开悟是讲机缘和条件的，悟道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一切都是因缘际会，开悟各人有各自的机缘巧合。由于德韶“以遍涉丛林，亦倦于参问，但随众而已”，故其能在文益禅师座下安下心来参禅悟道这一点尤为重要。不久，他在文益禅师接引学人的过程中，获得了悟法的契机。一日文益禅师上堂，有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文益禅师曰：“是曹源一滴水。”这一机锋虽未使问僧开悟，却令座前的德韶心性豁然开朗，所谓“平生疑滞涣若冰释”，而获得了悟法的契机，“重了心要”，遂成为文益禅师的得法高徒。是“曹源一滴水”与“是曹源一滴水”的问答引发了德韶禅师的当下之顿悟，并成为他不同寻常的悟道因缘。文益禅师的朴实言说方式对德韶而言犹如一道智慧之光，穿越了德韶心灵深处的“幽暗”与迷雾，并给予了他心灵的启迪。德韶禅师心灵的神会之感，如同谷响之泉水幽远绵长，又似《五宗原》云：“正是山河在我眼里，自己只在目前。鸟啼花落水茫茫，月白风清山楚楚。说甚惟心惟识，岂关句里言前。”因此，文益禅师对其领悟到的禅宗那种不可言说之悟境而颇为赞赏，并给予厚望云：“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致祖道广大，吾不如也。”由于德韶在文益禅师处得以开悟，故其对佛法义理与诸多禅门公案皆能一一会解，“一通而百通”，正所谓“自是诸方异唱，古今玄键，与之抉择，不留微迹”。

　　二、德韶禅师的行持教化及其对法眼宗的贡献

　　德韶悟法之后，“始入天台，建寺院道场”，开始了其弘法传禅的布道生涯。不久，德韶的名声大振，“大兴玄沙法道，归依者众”。德韶弘法之时还常为人预测未来，所谓“每有时言，无不符合”。《宋高僧传》云：“苏州节度使钱仁奉有疾，遣人赍香往乞愿焉。乃题疏云：‘令公八十一。’仁奉得之甚喜曰：‘我寿八十一也。’其年八月十一卒焉。凡多此类。”赞宁记载之本意是说“令公八十一”即是指仁奉活不过八月十一，仁奉果然于是日而终，事实证明了德韶的预测是灵验的，这为德韶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为人所敬重。吴越忠懿王因闻德韶之名经常向其问道。乾祐元年(948)，钱俶袭位，“迎德韶入杭州，尊为国师”。德韶被奉为国师，不仅验证了文益禅师的宗教预言，而且也为法眼宗一派在吴越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有人指出，德韶“在吴越的地位实际上体现了法眼宗在吴越的地位”，可见法眼宗“在吴越佛教中无疑具有特殊的地位”。德昭之所以能够备受吴越国主的重视，不仅仅只是与其禅学修为及其盛名有关，而且也和其与吴越之主钱俶的私人交往密不可分。

　　初止白沙时，吴越忠懿王以国王子刺台州，响师之名，延请问道。师谓曰：“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汉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国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

　　从吴越国主钱俶尊德韶为国师并执弟子礼的事件，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钱俶有崇佛、信佛的思想信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钱俶与德韶相互间似有达成了某种有利于佛教发展的诺言。由此，法眼宗在吴越获得了大肆发展的先机。吴主对德韶的重视与推崇固然是法眼宗在吴越发展的重要外在条件，但是能够使法眼禅法兴盛于江浙之间，也与德韶个人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赞宁作《宋高僧传》曾对其倍加推崇称：“功成不宰，心地坦夷。术数尤精，利人为上。”即表明了德韶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与宽广胸怀。

　　德韶在吴越的禅学贡献，一是不仅培养出了像永明延寿这样一位兼通诸学的法眼传人，而且由其门下流出的禅门弟子亦众多，《宋高僧传》有“弟子传法百许人”的盛况之说，《景德传灯录》则记载了有确切人名的德韶国师法嗣四十九人。虽有二说，然无论哪一说法，都表明了德韶门徒皆有一定的规模。由于门徒众多，从而延续了法眼宗的法脉；二是兴修道场，“兴智者道场数十所”，广开法坛，“利人为上”，不仅传播了法眼一派的禅学思想，而且也推动了法眼宗派在吴越的发展，扩大了法眼一脉在吴越的宗教影响，提高了法眼宗在吴越的宗教地位；三是应天台门徒义寂之请，找回了散失在新罗国的中土佛教典籍。据载：

　　有传天台智者教义寂者屡言于师：“智者之教年祀寝远，虑多散落。今新罗国其本甚备，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师于是闻于忠懿王，王遣使及赍师之书往彼国缮写备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

　　德韶此举不仅为中土保留了大量的佛教文献典籍，而且也推动了吴越与新罗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往，更为重要的是法眼宗思想也因此在继文益禅师之后再次大规模地流向朝鲜半岛，并获得了海外的传播市场。而且，从天台义寂屡言于师的行径则不难看出德韶与义寂大师的关系非同寻常。天台宗义寂之所有机缘能寻回教典，实赖于德韶的鼎力举荐和方便施法，《天台传佛心印记注》也进一步证实了德韶为义寂所付出的良苦用心。

　　吴越忠懿王因览《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即劣”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王即召师出金门，建讲以问前义。师曰：“此出智者《玅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坏，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既回，王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赐号净光法师，一家教学郁而复兴，师之力也。

　　可见，德韶禅师也是一位善于把握时机的大师，对于忠懿王询问《永嘉集》中所涉及的教义问题不给予即刻回答，而是推荐天台义寂大师作为解答教义的最佳人选，故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和一箭双雕地解决忠懿王之问和义寂有求于经典的心灵诉求。由此也具见德韶的机智过人和良苦用心。

　　总之，德韶不仅有功于法眼宗的发展与传播，而且对吴越佛教的兴盛与发展也功不可没，是五代时期极具有影响力的一代禅门高僧。

　　三、德韶禅师门徒与法眼宗的发展

　　德韶禅师门徒有确切名录者四十九人，他们是法眼宗禅法的弘扬者和法脉传承的延续者，在吴越传播禅法和推动法眼宗的发展和壮大中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故有必要就其中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作一简单介绍。

　　苏州安国长寿院朋彦(912—961)大师，永嘉人，俗性秦氏，十四岁在本州开元寺受业。曾参访婺州金陵宝资和尚，后遇文益法嗣慧明禅师而与其敌论宗乘。虽朋彦“博闻强识”，但是遭遇了慧明禅师的一番诘难而“不知所措”。故朋彦“因慧明禅师激发，而归于天台之室，悟正法眼”，遂成为德韶禅师的法嗣。在德韶处悟法之后，朋彦随宜说法，其禅法盛传姑苏。苏州节度钱仁奉也对其礼敬有嘉，并延请其广传佛法，后被称为“广法大师”。可见，朋彦将法眼宗的禅法思想传播到苏州一带也有一定的贡献。

　　朋彦禅师于建隆二年(961)四月圆寂，世寿四十九，僧腊三十五。朋彦在传播禅法的实践中，也展现了法眼一宗朴实的“清凉家风”。

　　僧问：“如何是玄旨？”师曰：“四棱榻地。”又问：“如何是绝丝毫底法？”师曰：“山河大地。”曰：“恁么则即相而无相也。”师曰：“也是狂言。”问：“如何是径直之言？”师曰：“千迂万曲。”曰：“恁么即无不总是也。”师曰：“是何言欤？”问：“问如何是道？”。师曰：“跛涉不易。”

　　从上述所引朋彦与学人之对话来看，对于学人的问题，朋彦都不作正面回答，而是以简洁朴实且生活化的语言来诱发学人之思索，令学人自己体悟，从而达到教示学人之目的。当学人问玄奥之旨时，朋彦却以“四棱榻地”来回答，看似答非所问和平凡无奇，事实上却是以平凡之现象来说明深奥之道理。而以“山河大地”来对答“绝丝毫底法”，则说明了法的可变性之中又有其不变之性。对于学人所领悟到的即相而无相之理，也不是简单的肯定，而以一句“也是狂言”则表明了其不执著于相与无相的思想立场。如是等等之言说方式，无不体现了禅宗“来去相应”的对答之原则，也时刻展示了法眼宗“斥滞磨昏”、“相身裁缝”的清凉禅风之特点。

　　杭州五云华严道场志逢(909—985)大师，余杭人，生来厌恶荤学，肤体香洁，幼年时曾在本邑东山朗瞻院出家，《景德传灯录》说他“依年受具，通贯三学，了达性相”。天福(936—944)中，他四处游访参学，抵达天台山云居道场，参学德韶国师而获得悟道因缘，所谓“宾主缘契，顿发玄秘”。志逢于是在德韶处开悟，并遂成为德韶之法嗣。由于吴越国王向其道风，乃召其赐紫，并署普觉大师。初受王命而住于临安功臣院，从而开始了其传道的生涯。

　　师上堂曰：“诸上座舍一知识而参一知识，尽学善财南游之式样也。且问上座，只如善财礼辞文殊拟登妙峰山谒德云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云却于别峰相见？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终无别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诸上座即今簇着老僧，是相见，是不相见？此处是妙峰，是别峰？脱或从此省去，可谓不孤负老僧，亦常见德云比丘，未尝剎那相舍离。还信得及么？”

　　上引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一切善法均是“理一分殊”之方便法门。无论是善财童子参学文殊菩萨还是访道德云比丘，他们所论佛法根本之理都是相同而别无二致的。故学研佛法不应朝三暮四，不要舍近求远，教意和祖意皆是同一方便。若学人未明正理，虽去妙峰山，也难在妙峰山与德云比丘相见；若学人能领悟佛理，虽未至妙峰山也与在妙峰山相见德云比丘无异。志逢禅师的一番言说，不仅说明佛法就在生活日用中，不要有宝不识宝，而且也表明了其“禅教一致”的思想立场。

　　开宝(968—976)初年，忠懿王创建普门精舍，志逢禅师受其邀请而担任普门精舍的主持，继续弘扬佛法事业，所谓“三请主持，再扬宗乘”。开宝四年(971)辞归林泉颐养天年。时有大将凌超在杭州五云山新创建华严道场，志逢禅师遂被奉请而移居华严道场，后该道场成为其终老之所。雍熙二年(985)十一月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办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世寿七十七，僧腊五十八。从志逢禅师四处传播佛法的行历来看，他始终受到吴越政治上层的尊重和关注，这无疑对法眼宗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志逢禅师在弘法利生的实践中还坚持“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终无别理”的观点，无疑是对法眼宗“禅教一致”思想的具体落实。

　　杭州报恩光教寺永安禅师，浙江温州永嘉人，俗姓翁氏，年少时在本郡汇征大师处出家。后唐天成(926—930)中，随汇征大师参见吴越忠懿王，被任命为僧正。但是永安禅师不喜欢俗务，于是决定前往闽川参加禅会活动，由于路途受阻而转道天台山参学求法。在天台山“寻遇韶国师开示，顿悟本心”，获得悟道因缘，遂为德韶得法弟子。永安禅师悟法之后，受请而住于越州清泰院，后又居上寺，被署为正觉空慧禅师。开宝七年(974)六月患疾而寂。永安禅师在世之时，十分注意弘传佛法。他上堂云：“十方诸佛，一时云集与诸上座证明；诸上座与诸佛一时证明，还信么？切忌卜度。”③意思是说十方诸佛与诸上座本来无异，十方诸佛即是诸上座，诸上座即是十方诸佛，这体现了佛即众生，众生即佛的佛法精神。永安禅师在开示学人时，还处处体现了其“斥滞昏磨”、“调机顺物”的法眼禅风。

　　僧问：“四众云臻，如何举唱？”师曰：“若到诸方，切莫错举。”……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汝过这边立。”僧移步。师曰：“会么？”曰：“不会。”

　　从上述对答来看，永安禅师的语言朴实，但是言外之意又无处不在导引和开示学人之内心疑问。当学人问“如何举唱”，他却答“切莫错举”，显然有“斥滞昏磨”的用意。他针对学人所问“如何是西来意”而回答“汝过这边立”之语，实质上也是在“调机顺物”，是为了以此方法来启发学人开悟，而一旦学人不能领会其中本意时，他则又以诗偈来进一步启发学人：“汝问西来意，且过这边立。昨夜三更时，雨打虚空湿。电影豁然明，不似蚰蜓急。”②而且，对于学人一味执著传法传承而机械地不忘玄风宗旨的行为，永安禅师也给予严厉地批评，体现了法眼宗“对病施药”、“斥滞昏磨”的教学风格。

　　时有僧问：“昔日如来正法，迦叶亲传，未审和尚玄风百年后如何体会？”师曰：“汝什么处见迦叶来？”曰：“恁么即信守奉行不忘斯旨也。”师曰：“佛法不是这个道理。”

　　可见，在永安禅师看来，墨守成规，死守传承与“宗旨”，不是真正地懂得佛法之真理。一味的奉行和墨守成规，与禅的活泼形式也是向左的，所谓的“玄风”也仅是教学方法而非佛法本身。佛法的最大方便也就是“以人施教”而非“以法施教”，故禅的方法是应人而教，不能是依法而教。学人不明正理，执著于以法施教，自然在永安禅师看来是不解佛理了，故言“佛法不是这个道理”。永安禅师的一番言说，正是对学人执著于依法施教的批评，体现了其“对病施药”、“斥滞昏磨”的教学风格。

　　永安禅师在推动法眼宗吸纳华严思想上也有一定的贡献。《景德传灯录》云：“师以华严李长者释论旨趣宏奥，因将合经成百二十卷雕印，遍行天下。”这也说明永安禅师受到华严宗思想的影响较大，并对《华严经》有一定的研习，而且将《华严经释论》与《华严经》合经成百二十卷雕印刊行于天下，则进一步表明了其“禅教一致”的思想立场，这也与法眼宗一贯所倡导“禅教一致”具有一脉相承性。

　　总而言之，上述的朋彦禅师、志逢禅师和永安禅师对法眼宗的禅法、思想均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由此也扩大了法眼宗在江南社会的影响，对于进一步推动法眼宗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诚然，在德韶法嗣中推动法眼宗在吴越发展的门人还不仅限于上述三人，其中还有杭州光庆寺遇安禅师、龙华寺慧居禅师以及温州瑞鹿寺本先禅师等均受到吴越国主的重视，并对法眼宗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不失为法眼禅派在吴越发展的中流砥柱。不过，杜继文、魏道儒二先生则认为最能代表法眼宗走向的还是永明延寿，尤其强调了永明延寿对于法眼宗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