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地域的结合是禅宗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梁启超曰：“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法眼禅宗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与禅师的行化活动密不可分，一方面也与地域环境密切关联。法眼宗之所以形成于江南区域，有其优越的区域社会环境，譬如政治上层势力对禅宗的大力扶植，文化南移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些因素对于法眼宗在江南的发展极为有利，同时也有利于法眼宗在江南形成区域性的禅僧思想群体，为在吴越涌现出法眼宗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祖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一、法眼宗在南唐的思想传播

　　1.以金陵为中心的法眼宗僧人思想群体的形成

　　文益禅师与其弟子道钦、匡逸、文遂、玄则、行言、智筠、泰钦、慧济等禅师皆长期活跃在金陵一隅，在弘法授徒的宗教实践中推动了法眼宗的发展与思想传播，奠定了法眼宗在江南的宗教地位，形成了以金陵区域为中心的法眼宗僧人群体。文益禅师在世时无疑是金陵法眼禅派的精神领袖，但他圆寂之后则由其弟子们担当起了弘扬法眼禅宗的历史重任，并使得法眼思想与禅法继续能够薪火传承。且文益子弟在江南备受当政者重视，所谓“清凉文益门下龙象极多，为王侯之所归向”。他们在金陵的传禅活动则进一步推动了法眼宗的发展与繁荣。

　　金陵钟山道钦禅师，太原人，为文益禅师得法弟子。初住庐山，后由江南国主迎请至金陵钟山章义道场，成为金陵区域内法眼一派重要的传播者。其思想既保持有禅宗的内在精神，又体现出了法眼禅风之特色。据载：

　　师上堂曰：“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则神。我寻常示汝，何不向衣钵下座地，直下参取，须要上来讨个甚么？”

　　道钦禅师的“直下参取”即是禅宗所主张的当下顿悟。道钦禅师在接引、教示学人时，既用语平实质朴，但又暗藏机用。当有学僧问“如何是栖贤境”时，道钦则回答说“栖贤有甚么境”；又有僧问“如何是玄旨”时，道钦则以“玄有甚么旨”回答。从中则不难看出他有破除学人执著之心的思想用意和传法意趣，而且也展示了其“对病施药”与“相身裁缝”的清凉家风。

　　金陵报恩匡逸禅师，明州人，系文益禅师得法弟子。初住润州慈云，江南国主请居上院，署凝密禅师。匡逸禅师在继承法眼禅法风格的同时还展现了自身的说法特点。据载：

　　问：“佛为一大事因缘出世，未审和尚出世如何？”师(匡逸)曰：“恰好。”曰：“恁么即大众有赖。”师曰：“莫错会。”

　　上述对答显示了匡逸禅师语言的平实质朴，但是一句“莫错会”对于学人来说仍有一定的警示和启迪作用。《景德传灯录》云：

　　一日上堂众集，师顾视大众曰：“依而行之，即无累矣。还信么？如太阳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设尔思量得及，唤作分限智慧。”

　　在匡逸禅师看来，心无牵累、无有思量，如同太阳之光清净、光明、皎然而无暇、无染，才具真智慧。而作为一个真正的禅者，就应保持“无失亦无得”的任运心态，故他说：“迷时即有窒碍，为对为待，种种不同。忽然惺去，亦无所得。譬如演若达多，认影迷头，岂不担头觅头？然正迷之时，头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为得。”匡逸禅师也主张人与道相合，他云：“不见先德云：人无心合道，道无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无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圣？于此若未会，也只为迷情所覆，便去离不得。”他认为人心才是合道的关键，人道相合即是无事人，而圣凡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人心之“迷”和人心之“悟”。匡逸关于无事人的这一言说，自当是源自于清凉文益之说，所谓“清凉先师道佛即是无事人”，可见无事人即是指佛的意思。在传播禅法中匡逸禅师“以人为本”的思想也极其浓厚，他云：“人迷谓之失，人悟谓之得。得失在于人，何关于动静？”这即是说“人”则是悟法得失的根本，而外在的动静对于悟法来说则是无关紧要的。可见，匡逸禅师的言说方式以人心为本，追求“无失亦无得”的随缘任运状态，故易使学人在轻松活泼的状态中领悟到佛理、佛法，继而开显出生命的内在智慧。

　　金陵报慈文遂禅师，杭州人，俗姓陆氏。年少出家，聪慧好学，“年十六观方，禅教俱习”。深研经论，常究《首楞严经》，并有注文。可见其虽然年少，但已有较好的佛学基础。所以“谒于净慧禅师，述己所业，深符经旨”。然而，在文益禅师看来，文遂依然执著于文字相，易生知解之病，故诫令文遂焚其所注之文。文遂得法之后，住于吉州止观院。乾德二年(964)，为江南国主请而居长庆，又住清凉院，后居于报慈大道场，署雷音觉海大导师，“礼待异乎他等”，足见其深受江南国主所特别重视。而作为禅师的文遂是十分谦虚的，总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事事物物，文遂禅师“谓众曰：‘老僧平生百无所解，日日一般。虽住此间，随缘任运。今日诸上座与本无异。’”可见，文遂禅师在谦虚的同时还保留着一份洒脱与自在。文遂禅师善于“对根设教”和“开方便门”，且有自身的潇洒、自在与随缘心态，所以他在弘法传禅时，不仅传递和贯穿了清凉文益禅师的言说风格，而且亦表现出了自身随缘自在的说法特点。

　　师上堂谓众曰：“天人群生类，皆承此恩力。威权三界，德被四生。……唤作开方便门，对根设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无穷。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凉先师道，佛是无事人，且如今觅个无事人，也不可得。”

　　文遂的“对根设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无穷”，显示的是自然任运的随缘精神。而他所提到“无事人”的观点，显然也是受到文益禅师的思想影响。文遂禅师上堂开示所发出“如今觅个无事人，也不可得”的感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禅宗内部的确存在有学禅人多、悟禅人少的实际情况。可见，文遂在阐扬佛法时不仅贯彻了文益清凉家风的内在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他受文益思想影响极为深刻之事实。在禅语机锋中，文遂禅师时刻保持着“箭锋相拄，句意合机”的清凉家风。

　　僧问：如何是无异底事？师曰：千差万别。僧再问，师曰：止、止！不须说，且会取千差万别。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方丈板门扇。问：如何是无相道场？师曰：四郎五郎庙。问：如何是吹毛剑？师曰：擀面杖。问：如何是正直一路？师曰：远远近近。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咄哉痴人，此是险路。

　　上述的禅机问答，表面看来仿佛答非所问，其实不然，而是句下深藏机锋，故有人认为，“其中即多平凡含机调机顺物斥滞磨昏之哲理名言”。不过，这些禅门中的参问酬答也仅是随方解缚，就病与医的方便而已。

　　金陵净德道场智筠禅师(905—969)，河中府人，俗姓王氏，年少在普救寺杲大师处出家，二十岁成年受戒之后而四处游学。曾谒见抚州龙济修山主，然“亲附久之，机缘莫契”，于是继续游方，寻觅名师。之后在金陵报恩道场，参谒文益禅师而“顿悟玄旨”，遂成为法眼文益禅师系下门徒。智筠禅师在文益处得法后，初住于庐山栖贤寺，并开始了他的传道生涯。江南政治上层对之也特别依重。乾德三年(965)，“江南国主仰师道化，于北苑建大道场，曰净德，延请居之，署大禅师之号”。故其常年在金陵开坛说法，传播佛法。后智筠禅师“屡归故山，国主锡以五峰栖玄兰若”。智筠禅师于开宝二年(969)八月圆寂，世寿六十四岁。智筠禅师在传道的实践中，十分注意言说方便和对机设施，他在庐山初传道法时曾云：

　　从上诸圣方便门不少，大抵只要诸仁者有个见处。然虽未见，且不参差一丝发许。诸仁者亦未尝违背一丝发许。何以故？炟赫地显露，如今便会取，更不费一毫气力。还省要么？设道毗卢有师，法身有主，斯乃抑扬，对机设施，诸仁者作么生会对底道理？若也会，且莫嫌他佛语，莫重祖师，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

　　智筠禅师的言中语意是说，虽然入道之法殊有千途，但是百千法门都是殊途同归，每一法门之起用如同丝发一样都是分毫无差的，参学之人见道、悟道的关键在于当机契会，而不能执著于是佛说还是祖师之说的内心分别，更重要的是要自心“直下顿悟”、“明心见性”，才能证悟佛法之真谛。而且从中不难看出，智筠禅师不仅重视对方便法门的选择，即所谓“只要诸仁者有个见处”，而且强调“对机设施”为学人去解疑情的主观努力，这不仅与文益禅师“清凉家风”所倡导的调机顺物、讲究对机设施的精神有一致性，同时也说明了文益的禅法风格对智筠禅师的影响颇深。智筠禅师传播禅法，不仅讲究机缘方便，而且也重视参学之人的根器或材质。故在金陵净德道场说法时，他说：

　　夫欲慕道，也须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当。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识境界，上座莫恁么懱猰地。他古人道：沙门眼把定世界，函盖乾坤，绵绵不漏丝发。所以诸佛赞叹，赞叹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

　　在智筠禅师看来，参禅悟道尤重材质，需要上等根器之人，而中下材质之人不宜或不易学禅悟道。智筠禅师认为，世界涵盖乾坤，绵绵不漏丝发，禅定之中所证之境界非一般言语所能表达，故唯有赞叹予以印可，或以比喻的方式给予方便说，然一切言说之语并非就能够真正表达真实的道之境域，所以“赞叹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智筠禅师还指出，一切诸佛和祖师的教化言说也是依因缘而起的，故他说：“为甚么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晓悟？只为如此，所以诸佛出兴于世；只为如此，所以诸佛唱入涅槃；只为如此，所以祖师特地西来。”故在他看来，诸佛的现世、涅槃以及祖师的西来传法均为解救迷途众生，所以虽道不可说又而不能不说，所谓“祖师特地西来”，即是为传播禅法而来到中土。此外，智筠禅师还指出，以禅定证佛果的历代家法或习惯乃是参悟佛法本来面目的重要途径，故他云：“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风，何不绍续取。”意思是强调有学之士要以禅定之法证道悟道。智筠禅师在教示学人的实践中，其教学方法也颇有“清凉家风”的特质。如，

　　僧问：“诸圣皆入不二法门，如何是不二法门？”师曰：“但恁么入。”曰：“恁么即今古同然去也。”师曰：“汝道什么处是同？”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恰问著。”曰：“恁么即学人礼拜也。”师曰：“汝作么生会？”问：“如何是佛？”师曰：“如何不是？”

　　显然，智筠禅师的回答既平实、质朴，其中又暗含机锋，所谓“调机顺物”、“箭锋相拄”的意味十分明显。这也足可说明智筠禅师与文益禅师的禅学思想和禅法实践有一脉相承性。智筠禅师长期活跃在金陵一带，为传播法眼宗的禅法思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金陵清凉法灯泰钦禅师(？—974)，魏府人也。少年聪明，智慧过人，所谓“生儿知道，辩才无碍”。他求师学道，而“入净慧之室”，遂成为法眼门徒，“虽解悟逸格，未为人知，性忽略不事事”。因此，他学法时，不奉戒律，过时未归，一度间传为笑谈。一日法眼文益禅师问大众曰：“虎项下金铃，何人解得？”众人皆不契会，无所适从，而适逢泰钦自外归来，故法眼文益禅师又举前语再问之，泰钦则曰：“大众何不道系者解得。”众人为之一惊，对其于是刮目相看，法眼文益禅师也颇为赞赏云：“汝辈这回笑渠不得也。”对泰钦禅师的“虎项金铃”之对答，有赞曰：

　　虎项金铃，师系能解。

　　百骸一物，两赛一彩。

　　佛法大意，道丧千载。

　　祖祢不了，分析现在。

　　泰钦禅师学成之后，而出世传法，初受请住锡洪州幽谷山双林寺，次迁上蓝护国院，后又资住金陵龙光院。不久，江南李氏国主又迎请其移住清凉大道场，而受到南唐政治权力上层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重。江南国主对泰钦禅师的重视推崇也与法眼文益禅师有一定的关系，“江南国主为郑王时，受心法于净慧之室”，因此李国主对法眼宗及其门徒颇有好感和极为尊重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这对于泰钦禅师在金陵传道弘法也是极为有利的政治因素。

　　泰钦在金陵清凉院广开禅法，不断的在为学人答疑解惑中传播了法眼宗的禅法思想和精神。据载：

　　上堂，升座，僧出问次，师曰：“这僧最先出为大众，已了答国王深恩。”问：“国主请命，祖席重开，学人上来，请师直指心源。”师曰：“上来却下去。”问：“法眼一灯分照天下，和尚一灯分付何人？”师曰：“法眼什么处分照来？”

　　从上述引用的一段话来看，学人自然熟悉禅宗的“直指心源”之旨，故其所问则有请泰钦为其直指心源之意，而泰钦的回答是“上来却下去”，显然是运用慧能禅宗“三十六对法”的思想原则来具体针对“学人上来”之语而作出的巧妙回答，其目的在于破除学人之执著。按照慧能之说，与人说法“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而泰钦“上来却下去”之言语，正好体现了禅宗的“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的说法原则。而且，当学人说“法眼一灯分照天下”时，泰钦的回答是“什么处分照”，也展现了禅宗的对法之精神。至于泰钦出世传法之缘由，其本人在上堂时曾有表白：“某甲本欲居山藏拙，养病过时，奈先师有未了底公案，出来与他了却。”这也充分说明他是文益禅师禅学和禅法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并有继承其师弘法利生事业的主观愿望。不过，泰钦的这一言说却引起了南唐国主和学人的种种揣测和疑惑。江南国主曾询问泰钦禅师云：“先师有什么不了底公案？”而泰钦回答说：“见分析次。”在道钦看来，并非有什么不了底之公案问题，而在于人心见分生出偏见、差别。但江南国主似乎并未领会泰钦之语中真意，故江南国主另日再问：“承闻长老于先师有异闻底事。”泰钦遂起身站立，江南国主见其状态则曰：“且座。”由此可见，江南国主对泰钦所言“先师有未了底公案，出来与他了却”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解，因此泰钦对江南国主多次询问此事表现出不满的姿态，尤其是江南国主认为文益有不了底的公案一事的疑问在泰钦心灵深处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泰钦所言的“了却”之意，则是为了表明其本人立志要继续文益禅师的未竟事业，并非是说文益禅师有何参不透的公案。故当有僧人问“如何是先师未了底公案”时，泰钦便打之，并曰：“祖祢不了，殃及儿孙。”可见，泰钦的行为有澄清学人思想之误会的意图。而且，泰钦为了进一步消除学人对先师文益的误解而谓众曰：

　　先师法席五百众，今只有十数人在诸方为导首。你道莫有错指人路底么？若错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镬汤，镬汤自消灭。且作么生商量？言语即熟。及问著，便生疏去，何也？只为隔阔多时。上座，但会我什么处去不得。有去不得者，为眼等诸根、色等诸法。诸法且置，上座开眼见什么？所以道：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珍重！

　　这段话表明了泰钦的思想立场和态度，即不要轻易认为文益所指引的禅悟之路是错误的。所引“先师法席五百众，今只有十数人在诸方为导首”一句，则说明了学道人多，悟道人少这一客观宗教现象，但是文益门徒之中仍有悟道之人，而在各方成为传播禅法的先导，且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而且“法席五百众”的数据也进一步说明了法眼宗传播的繁荣景象。在他看来，修学禅法的关键在于信、愿、行、证，换言之即是要相信善知识的指引，要愿意按照善知识的指引而具体的去实践，要像有向刀山、向镬汤那样向死而生的修学精神和实际行动，所谓“宝所非遥，须且前进”，最后舍去一切法而证入形上之真如境域。

　　泰钦禅师在传道中，还就如来禅、祖师禅有所涉及。据载：

　　今汝诸人试说个道理看，是如来禅，祖师禅，还定得么？汝等虽是晚生，须知侥忝我国主，凡所胜地建一道场，所须不阙。

　　在泰钦看来，如来禅与祖师禅是有区别的，不过，他认为无论是如来禅还是祖师禅都与禅定相关联，故其云“还定得么”，即表明了如来禅与祖师禅在禅定工夫上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关于如来禅与祖师禅的相互关联问题，可参阅洪修平、孙亦平二先生所著的《如来禅》一书，此处不多叙说。

　　诚然，活跃在金陵的法眼禅师当不限于上述几人，他们都是构成金陵法眼宗群体的重要成员，在弘扬法眼禅宗思想与宗风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囿于篇章而不一一叙及。由于法眼文益禅师及门徒在传禅活动中不断形成了区域性的思想群体，从而共同推动了法眼宗的繁荣与发展。

　　总体来看，由于金陵弟子多继承文益禅学思想与禅法风格，而将重点落实在禅宗实践上，即重在接引和指导信徒的教学实践环节，故禅师的理论建树并不见长。而禅师就一事一问发表意见，虽存有语言上的分殊，但并未改变禅宗的基本义理以及文益说禅的“清凉家风”之特点。从禅师的活动场域来看，主要集中于金陵清凉院与报恩寺，而这两大寺庙为江南国主所重视的大道场。文益禅师与其弟子长期活跃在金陵一隅，开坛说法，弘扬禅宗，自然能够形成法眼宗一系禅学思想群体，并对江南禅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影响和推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法眼思想的传播与流布。事实表明，法眼宗的禅学思想魅力已经吸引了海外的高丽僧人慧炬等人前来学法，对于中外文化交往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2.法眼宗在江湖区域的思想传播

　　法眼宗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在江南虽以金陵为中心，但是流布于南方江湖区域的法眼禅派也不容忽视。在法眼宗思想的传布过程中，形成了以江湖区域为中心的南方法眼宗法派群体。

　　洪州云居山真如院清锡禅师，泉州人，系文益禅师弟子。初在龙须山广平院说法，后居云居山，后又住泉州故乡住泉州西明院。一日，当有一学僧问他：“如何是广平境？”清锡禅师回答道：“识取广平。”学僧又继续追问：“如何是境中人？”③清锡禅师又回答说：“验取。”从中可以看出，清锡禅师的语言方式简单、明快、朴实而又深藏机锋。他针对不同根器的学人所问的同一个问题，其回答是有差别的，即所谓“相身裁缝”、“对症施药”，而不重复。如有一学人问：“如何是镜中人？”清锡禅师则云：“适来向汝道什么？”而非再以“验取”二字作答。清锡禅师对不同学人之问所做出的不同之答，体现了他因材而教、不照抄照搬和不墨守成规的思想理趣。诚然，清锡禅师之答，既是对学僧的方便之答，也凸显了禅宗的活泼之趣和自由任运精神。清锡禅师将法眼禅法思想传入云居，也是对南方禅学世界的一大贡献。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禅师，先在百丈山从照明禅师出家，后参文益禅师。在文益处有了悟道因缘而获得悟法契机。道常禅师曾问文益曰：“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当其言未说完，就被文益禅师打住云：“住，住！汝拟向世尊良久处会去。”于是道常从此而开悟。在文益看来，开悟不在问，也不在说，而在参悟、领会和体悟，即只有心地契会才能见性觉悟，超凡入圣。由于道常在文益处悟道而名声大振，故其为百丈山僧众请归并担当十一世主持，而使学人前往参学者络绎不绝。道常因参悟、领会而悟道，故其在开示学人的教学过程中，也十分注重这一参悟方法。当有学人问：“释迦与我同参，未审参何人？”道常禅师则说：“唯有同参方得知。”学人又问：“未审此人如何亲近？”道常禅师又回答道：“恁么即不解参也。”在道常看来，既要同参又要解参，不明参之真意，是很难达到开佛知见的，由此也具见道常对参修的态度是极为慎重和认真的。道常的禅法强调“心空”，提出“心空及第归”的主张，而将心空掉视为开悟的条件或基础，体现了其以“空”扫除一切执著之相的禅学意趣。在他看来，心空这即要空掉一切杂念之心、除去一切执著之见，如是才能生出般若智慧，才可洞见禅宗之奥义，以至于体验到超言绝相的禅宗之悟境，所谓“心空得见法王”。而要真正做到空心，必须在心上做工夫，即是要“识心”，识得自我本心，这体现了禅宗“识心见性”的一贯主张和立场。由于道常禅师学修并进，既四处传法，又常居于洪州百丈山，故他对江南洪州一带的禅法则不能不产生影响。

　　庐山归宗寺法施禅师策真，曹州人，俗姓曹氏，本名慧超。曾参学于清凉文益处而获得开悟。当慧超问文益：“如何是佛？”文益回答道：“汝是慧超。”慧超于是当下开悟，故“从此信入，其语播于诸方”。初住于庐山余家峰，后被请住入归宗寺。他传禅讲究悟入而反对知解，他说：“诸上座！见闻觉知只可一度，只如会了，是见闻觉知，不是见闻觉知？要会么？与诸上座说破了。也待汝悟始得。”在他看来，见闻觉知仍然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东西，只有领悟了才能内化为生命的存在。参禅悟道中的见闻觉知是不能说破的，而要依赖于自身的解悟和体察，否则不经过自身的体悟和体察所得，一切都犹如空花不实。慧超禅师在参禅悟道的学修与教示中，特别注重对见闻觉知的真实义理进行参悟，当有学人问：“古人以不离见闻为宗，未审和尚以何为宗？”而慧超回答说：“此问甚好。”则一语点破了其重视要对“见闻觉知”进行参悟的见解。慧超禅师的禅风特点与清凉家风一脉相承，既语言质朴平实，又言下暗藏机锋。如有学人问：“如何是佛？”慧超禅师则回答说：“我向汝道，即别有也。”慧超的用意其实很明白，即是说学人要在自己心中求佛而不是向外求佛。这也反映出慧超主张自性自证的禅宗机趣。又有学人问：“如何是归宗境？”慧超答：“是汝见什么？”又问：“如何是境中人？”慧超回曰：“出去。”这两组问答，表面看似答非所问，其实“箭锋相拄，句意合机”。在慧超看来，参禅悟道，既不能执著于归宗境，又不能执著境中人，所谓对待境与人皆不能住相。按照《金刚经》之说的逻辑，所谓境，是境非境是名境；对于人，是人非人是名人。学人问境，境不自在，因人而有，故慧超“是汝见什么”之答，在于破除学人执著于境的常见。学人问境中人，慧超答以“出去”，实为以动显静。可见，慧超与学人的互动对答，既有强烈的禅门接引学人的机锋意识，也彰显了禅宗不可说破的思想精神。

　　在南方传播法眼禅法的禅师当不限于清锡、道常与慧超三人，而有更多的法眼子弟在南方弘化法眼禅法且影响不小。如法眼门人从显禅师曾一度在洪州观音院传法，并受到袁长史的尊重，在从显归寂后，“袁长使建塔于西山”对其予以妥善安葬。由于清锡、道常与慧超等诸禅师皆长期活跃在江湖一带，对该区域的禅学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换言之，他们既在该区域传播了法眼宗禅派的禅学思想，而又与当地的其他宗派发生一定的思想交融，从而推动了江南禅学的整体发展。

　　二、法眼宗在吴越的思想传播

　　法眼宗与吴越佛教有莫大的因缘。无论是金陵禅学中心还是江湖禅学世界，对吴越之地均可能产生思想文化之辐射作用。这与吴越一贯以来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不无关联。《汉书·地理志》云：“吴越与楚接比，数相兼并，故民俗略同。”吴越与楚同属江南区域，由于有共同的地域特征与文化习俗，这为禅宗思想流入吴越提供了条件。又因吴越政治上层极其信奉佛教，则更利于法眼宗思想顺利地传播至吴越。

　　法眼宗能在吴越广为流传且获得荣耀地位，则与天台德韶国师有极大的关联。德韶是法眼宗的第二代祖师，因吴越国主对其执弟子礼，故被世人尊为“国师”。由于德韶具有法眼宗祖师和吴越国师的双重身份，故他对法眼宗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除了德韶之外，在吴越之地，大力推动玄沙一脉禅法和法眼宗思想传播的还有杭州报恩寺慧明禅师。他是使玄沙正宗兴盛于吴越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人物。

　　慧明，俗姓蒋氏。年少出家，精研佛门戒、定、慧三学，立有探玄道之志，故南游闽越，以求开悟。他虽然四处参学，但是“历诸禅会，莫契本心”，未获得悟道之因缘。后来，他到了临川拜见文益禅师，“师资道合”，而获得了悟法的因缘与契机。慧明悟法后离开文益，“寻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后又迁居天台山白沙卓庵。但是他深感“时吴越部内禅学者虽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阃外”，故有振兴玄沙门庭之主观意愿。他在教授学人时，时常显露出清凉家风。

　　一日，有二禅客到，师问曰：“上座离什么处？”曰：“都城。”师曰：“上座离都城到此山，则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则心外有法，少则心法不周。说得道理即住，不会即去。”其二禅客不能对。

　　慧明禅师先以家常话语来询问禅客从何处来，紧接着他引入心法与心外法之讨论来开示禅客，语言十分质朴，但是又暗含用意。但因禅客不解个中，以至于难以作出合适的回答。慧明禅师还针对前来挑战或敌论宗乘的学人提出尖锐性问题进行诘问，使其知难而退。

　　时有朋彦上座，博学强记，来访师敌论宗乘。师曰：“言多去道远矣。今有事借问，只如从上诸圣及诸先德还有不悟者也无？”朋彦曰：“若是诸圣先德，岂不有悟者哉！”师曰：“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悉皆消殒。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殒去？”朋彦不知所措。

　　朋彦虽有博学强记之能力，但未明佛理，故遇到像慧明这样的明眼人，自然难以抵挡，难免要露出知解的马脚。慧明的第一问，从知识性层面出发作出回答并不为难，但是第二问则非知解就难以回答，它涉及非知识性的佛理层面。对此，朋彦不能作答，更反映出他“夸舌辩如利锋，骋学富如囷积。到此须教寂默，语路难伸。从来记忆言辞，尽是数他珍宝”的禅之通病。慧明敌论宗乘取胜，使其在吴越之地声名鹊起，“自是他宗泛学来者皆服膺矣”，更取得了弘扬禅学与推动法眼宗发展的有利条件。朋彦也“因慧明禅师激发，而归于天台之室，悟正法眼”。慧明不仅在教内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忠懿王钱俶的进一步支持，于“汉乾祐中，吴越忠懿王延入王府问法，命住资崇院”。足见其在政治上受到的尊重和礼遇。

　　但是，当时吴越佛教“实际上是诸宗并列”，“而吴越的崇佛却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故这一宗教传统导致法眼宗并未一枝独秀而挺立在吴越之国，并且吴越国主也未将其立为唯一之宗派。各派为争夺发展的空间，势必有一场思想论战即将在法眼宗派与其他诸宗之间进行，而慧明则成为了与各派论战的关键性人物。

　　师盛谈玄沙宗一大师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极，王因命翠岩令参等诸禅匠及城下名公定其胜负。

　　可见，论战是因“师盛谈玄沙宗一大师及地藏法眼宗旨”而直接造成。从“王因命翠岩令参等诸禅匠及城下名公定其胜负”的态度来看，也足证法眼宗当时在吴越未取得一枝独秀的宗教地位，而是与其他宗派并列，都为吴越国主所共奉同尊。法眼宗地位的跃升，是在此次论战之后，就此意义而言，慧明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这一场论战是在慧明与天龙禅师、资严长老等吴越禅门与教门名宿之间展开的。而担当裁判的是翠岩令参等禅师。

　　天龙禅师问曰：“一切诸佛及佛法皆从此经出，未审此经从何而出？”师曰：“道什么？”天龙方再问，师曰：“过也。”资严长老问：“如何是现前三昧？”师曰：“还闻么？”曰：“某甲不患聋。”师曰：“果然患聋。”师举雪峰塔铭问老宿云：“夫从缘有者始终而成坏，非从缘有者历劫而长坚。坚之与坏即且置，雪峰即今在什么处？(法眼别云：即今是成是坏？)”众皆无对。设有对者亦不能当其征诘。时群彦弭伏，王大悦，命师居之，署圆通普照禅师。

　　从上述论战资料显示，天龙禅师之问重在经教，以经从何处来之问诘难慧明，有考镜源流的知识性探问之意。但慧明不是就事论事的回答，而以一句“道什么”作答，其实是话带机锋且一语双关，意在表明参禅悟道不在经教，亮明了禅宗“教外别传”的宗门要旨。慧明的“道什么”既是问话，也是答话，更是反问，而且也是在有意或无意间勘验天龙禅师有无执著之心。天龙禅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知其三，误以为慧明禅师需要他重复一次，未能进入禅门之机锋语境而落入俗套，故为慧明所堪破。与天龙禅师相比较而言，资严长老则显得更为高明一些。慧明与资严长老有几个回合的思想交锋，从双方的机锋语意来看，似难以区分谁高谁低、谁是谁非，但在慧明禅师举雪峰塔铭追问诸人时而无人应答，或即便应答也可能明显有失水准，即可窥见慧明的禅学见地是明显高于资严长老和其他参与论战的诸众禅师。论战的结果是“群彦弭伏，王大悦，命师居之，署圆通普照禅师”，于是奠定了法眼一派在吴越的法统地位。慧明与诸禅师的论战十分精彩，慧明不仅舌战群儒而胜出，而且也展现了其所秉承的语言温和、言句平凡的“清凉家风”。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杭州永明寺道潜禅师、杭州灵隐山清耸禅师、杭州真身宝塔寺绍岩禅师、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禅师敬遵等法眼子弟，都为传播法眼禅法以及使法眼宗一派流入吴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