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开始，中国逐渐被西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江山或被分割，或被租借，成为一座破碎的山河。而列强们却视中国为一聚宝盆，大家都来此占有一席之地，像淘金一样，蜂拥而至。军人来了，商团、财团来了，探险家、考察团来了，外交官、洋教习来了，还有络绎不绝的传教士也纷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遍涉大江南北每一个角落。

　　在这些一批批来华的洋人中，他们各怀目的，各揣使命，都想在中国这块古老而面临散架的土地上施展一番才干，捞取一份利益。

　　施阿兰这个中气旺盛的法国帅哥，称得上是在“到中国去”的浪潮中“有所作为”的欧罗巴人。他1852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二十多岁时便效力于外交事务，还在任巴西公使期间，外交部部长德韦勒便通过外交部政务主任尼扎尔探询他是否愿意到东方去担任法兰西驻大清帝国的公使职务。因为此时法国根据形势需要，正在选择一位有能力、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去中国。外交部将他作为第一人选，当然他也愿意支持外交部部长的愿望。1893年7月，他离开里约热内卢回到巴黎。

　　施阿兰是个非常有准备的人，在巴黎准备了半年时间，主要查阅中国的有关资料，走访时任大清帝国驻法参赞庆常等，还走访了曾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许多专家、教授、外交家，功课做得十分细致。10月，法兰西共和国正式任命他为驻大清帝国北京公使。

　　当施阿兰起程赴北京时已是1894年1月22日了。临行前，在法国外交部的部长会议室里，时任外交部部长卡齐米尔•佩里埃，还有外交部的尼扎尔和加布里埃尔•阿诺托两位主任会见了他。

　　外交部部长将书面训令交给施阿兰说：“奉命，你先在罗马逗留数天，再去西贡、河内就中越间的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然后前往北京。”

　　尼扎尔和阿诺托两位主任分别就具体任务做了说明：第一去罗马，是因为要负责行使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护权；第二去西贡，是因为要和越南总督德•拉纳桑及湄公河勘探团长奥古斯特•巴维商谈关于划定一条正确的从黑水河至湄公河的中越边界线问题；第三去北京，是因为要建立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华帝国间的睦邻、交通和商务等关系问题。这就是施阿兰接受的到中国去的行动计划和纲领。

　　施阿兰是一个执着追求事业，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个谙熟外交路径和直向目标不拐弯的行事者。他经过三个多月的奔波、逗留、考察，经过海防、海南岛、香港，到达上海。继而，直奔天津。因为按照传统习惯和礼节，要到那里去谒见显赫一时的直隶总督钦命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多年来，他始终是大清帝国享有无比声望和权倾朝野的一个人物，他对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法兰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施阿兰的想象中，必须搞定他。

　　施阿兰决定在天津多逗留些日子，与李鸿章多打几次交道，争取让他了解自己，了解法国，不怕别人说脸皮子厚。他在日记里写道：在天津的几天中，和李鸿章会谈过四次，其中两次是我们互相拜会，两次是共进晚餐，或者在他的衙门里，或者在法国领馆里。我对李鸿章的印象就是，他生性好奇、有优越感、任性而傲慢，他的谈话转弯抹角、闪烁其词、变化多端、难以捉摸。与他谈话，他尽力使他的对话者产生强烈印象，感到迷惑，在必要时也发现对话人的破绽，但他从不忽视他认为最主要的东西。

　　那天，他们一见面。李鸿章便拱手道：“您好，您好，阿兰先生。”

　　施阿兰：“李大人，您好！”

　　李鸿章一边问候，一边请他入座。接着问：“阿兰先生此行辛苦，走了几个月吧？”

　　施阿兰：“是啊，路途遥远。”

　　李鸿章问：“先生之前在哪里高就？”

　　施阿兰：“南美洲的巴西。”

　　李鸿章“啊”了一声道：“我们还有想法移民巴西哟。”

　　施阿兰大吃一惊，还没有镇定下来，李鸿章接着又问：“阿兰先生这一路，在罗马、西贡、上海逗留的情况怎样，事情办理顺当吗？”施阿兰还没一一作答，李鸿章则转了话题，直奔目的，“请问法国目下在印度支那的政策如何？”

　　施阿兰定睛看了看李鸿章，觉得此时他有点假惺惺的，装出一副轻松的、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带点轻蔑的口吻。李鸿章又说：“你们管辖的那个交趾支那、安南、东京都是地瘠民贫的地方，距离法国路途遥远，过去为他们付出各种代价，简直不值，不值得呀！”

　　李鸿章的问话，刺激了施阿兰的神经，正是他此行要履行的政府训令，于是回答道：“法国十分重视继续和很好地完成对印度支那的殖民事业，亚洲的殖民地对法国来说尤其宝贵。由于这些属地与中国依山带水，近在咫尺。因此，法国认为建立印度支那同天朝帝国间良好的信赖关系，乃是中法两国在外交上的主要目标之一。”

　　李鸿章大为赞叹：“高见，高见，阿兰先生远见卓识。”

　　施阿兰觉得话已投机，进一步阐明立场：“法国在整治它的亚洲属地时，决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我们要把印度支那改造成同中国通商和同中国本身交往途径之一。因此，这就是中法两国政府最需要关心和进行磋商的问题。”

　　李鸿章听后，喝了一口茶，故意将杯盖碰响，然后道：“先生言之有理，无商不活嘛，来日方长啊。”

　　这时，施阿兰感觉到李鸿章不愿再深入话题，还是厚着脸皮补充道：“李大人别忘了，您还是1885年和1886年中法两个条约的签署者，我是从那上面认识您的哟。我诚恳地希望总督大人本着您的丰富经验和对法国的好感，能够帮助我顺利地完成我的任务。”

　　后来，施阿兰在日记中评价李鸿章说，自从天津会晤后，使自己在以后同他的交往中产生了信心。他的独到见解和敏捷的头脑，生动活泼和才气横溢的谈话，坚决果敢的风度，以及他身上无可置疑的能力，确实使人深为惊异与钦佩。

　　施阿兰充满自信，离开天津抵达北京，在由中国式古老宫殿改建而成的法国使馆安顿下来。头天还是瓢泼大雨，路烂泥泞，第二天却阳光灿烂，花园里的丁香花刚刚盛开，养眼悦目，沁人心脾。一切都预示着好兆头。

　　施阿兰抓紧时间和机会同庆亲王以及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见面晤谈。每一次的结果，都给他留下了一种令人嗒然若丧的印象，觉得这个政府如此的自高自大、无知无识、昏聩愚昧。他在日记中写道：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初次会谈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施阿兰进驻北京不久，又接到了法国政府的训令，要他“加速同中国政府继续谈判关于划定自红河右岸至湄公河的最后边界，并在这条边界上开展印度支那同中国间的商务关系”。于是，他三天两头往总理衙门跑，往往同庆亲王和大臣们经过通常礼节性的谈话后，第一个话题就是呈递国书和觐见中国皇帝。没想到，这一等，等了好几个月才实现了愿望，递交了国书正本，见了皇帝。更令他没想到的，期间朝鲜党乱，中日冲突，他也自然地不知不觉地卷入了中日战争和西方列强干涉的旋涡中。

　　从中日战争宣战到李鸿章赴日本议和，从三国“干涉还辽”到“政治大借款”，施阿兰作为法国外交官目睹了全过程，而且自始至终参与其中，法国驻北京使馆成了他的外交大舞台。从德国公使海靖夫人的日记里，人们发现了施阿兰在北京的活跃程度。

　　“1896年8月18日，施阿兰先生邀请我们参加他的晚宴，因为都在使馆区，所以我们决定步行过去。我穿着一条大开领的裙子，戴着钻石项链，走过尘土飞扬的北京街道。走在我们前面的是两个提着大灯笼的中国仆人，一边走一边嚷嚷着：‘德国皇帝的伟大使者驾到。’有了他们，我们这段路程无论如何也不乏味。

　　“法国公使馆是一栋非常高大美丽的建筑，必须要穿过一座巨大的中国式庙堂才能到达正屋。庙堂很漂亮。我们在那里见到了俄国公使喀西尼和他非常友善的一等秘书巴布罗福、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和他白发苍苍的秘书以及维西尔（法国驻华使馆翻译）夫妇。

　　“我同施阿兰谈得特别投机，因为早在他于巴登——巴登做老皇后的一次朗读时，我就认识了他。他满怀激情地说起我们现在的皇帝（德皇威廉二世），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皇帝陛下对他写的那本《柏林社会》一直耿耿于怀。”

　　海靖夫人于10月8日写道：“施阿兰先生访问了我们。他在谈话时口若悬河，这种出口成章的天赋特别吸引我的注意。他和我们谈起了英国及其殖民地，还说起了他的孩子。施阿兰认为他对孩子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孩子们现在就有了独立的意识，根本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他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悲惨孤独的晚年！

　　“他还认为在克洛德•窦纳乐爵士（英国驻华公使）的身上可以找到一种热爱和平、时刻准备完成自己使命的战士的气质。然而，每一个在这里的英国人都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当窦老先生的楷模和老师，这让他感到非常郁闷。”

　　施阿兰一边和各国驻华公使拉关系套近乎，一边心怀鬼胎，捷足先登，找总理衙门要回报。还在俄、法两国磋商向中国借款的时候，法国已于1895年5月8日向清政府提出订立中越边界条约、割取中国云南边境领土、取得西南诸省开矿和筑路权等要求。已是法国外长的阿诺托向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表示，在中法交涉中法国若能得到俄国的支持，法国在对华借款中可以放弃独立行动，法国银行家可以听从俄国安排。罗拔诺夫满口应承，并答应保证俄国在远东的“一切问题上”均与法国合作。

　　有了俄国的支持，施阿兰的底气更足，到总理衙门谈话的嗓门儿都要大得多。那天，他又在总理衙门见到了庆亲王奕劻，大声地说：“此次中日和局，法与各国出为调处，大有益中国，而法都议院屡诘外部，何以为中国如此出力，故外部急欲订此约，俾阖国绅民咸知中国优待法国之意。”

　　奕劻无以作答。施阿兰接着说：“我国外长阿诺托已召见了贵国驻法公使龚照瑗，转达了法国政府的意见。法国帮助中国‘争退辽东’，但中越边界及通商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引起国会不满，他要求清政府立即与法国订立中越界约和商约。”

　　奕劻知道法国是“迹近居功求报”，但不敢开罪法国，只得对施阿兰说：“不急不急，奏请酬答。”

　　施阿兰见机行事，立即从袖中取出一函件递给奕劻，说：“本国大伯理玺天德给大清皇帝信一件，请转呈。”

　　奕劻接过信一看，已译成华文。信中写道：

　　照录译文。

　　恭译全权文凭。

　　大法民主国

　　大伯理玺天德富尔，于凡览斯文者通为问候。朕愿与大清国大皇帝将两国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及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先后互订通商条约，量加改增，使彼此有益，总以另修条款，方为上策。且因全信我国驻扎中国钦差全权大臣，赏给佩带荣光宝星。施阿兰干练勤劳，素能体国，用事特简，伊作为全权大臣。现即颁给此全权文凭，着伊授充其职，以秉会同大清国大皇帝所简持有合式全权文凭之大臣。商议订定画押或系条约或系章程以及不拘何项盟契之可符朕心志者也。朕又明许该全权大臣所议定画押各件，日后一律施行照办，并令恋为遵照。将来无论遇有何故，永不当如何违背，亦不准或有违背者也。统俟彼此互定期限，即于期内颁发批准字据。立此文凭，盖用国宝，以昭信守。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月初一日书于巴黎京都。

　　御笔画押

　　阿诺托画押

　　奕劻看完法国总统的信，对施阿兰说：“我们一定向皇帝转呈大伯理玺天德的信。并且，请先生代为向大伯理玺天德致以遥远的谢意。”

　　谈话的气氛舒缓了许多，双方寒暄后散去。

　　5月中旬，总理衙门将修改后的条约草案和边界地图交给了施阿兰。

　　施阿兰接过草案细细地看，十分满意地说：“除了一些次要的细节以外，边界条约文本与地图同我去年10月8日交给贵衙门的地图和草图完全一致。不过在商务方面，你们将‘中国云南等处开矿则向法国矿师商办’改成了‘可先向法国矿师商办’，我不同意。还有，你们删除‘准许越盐进口和鸦片减税’一条，这怎能行呢？”

　　奕劻严厉地回应：“施阿兰先生，你这叫得寸进尺，我们已尽酬答之意，报酬谢之实。你提供的草案我们就不能动一字一句，那我们的土地、矿山也岂容他人动一草一木？”

　　奕劻站了起来，不理施阿兰。

　　施阿兰坚持不让步，说：“我要告诉我国外交部！”说完扬长而去。

　　几天之后，驻法国参赞庆常找到法国外交部“透彻详言”，法方才放弃了施阿兰的两项要求，但清政府又被迫允许印度支那已建和拟建铁路延长到中国境内的要求。这就是广西龙州铁路和云南滇越铁路的由来之始。

　　1895年6月20日，英国已得知法国要与中国签订中法界约和商约，立即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这天一大早，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早早地就来到总理衙门，满头大汗都未及擦抹，便一屁股坐到奕劻面前，又是恐吓又是威胁，大声嚷嚷：“不允，不允！你们要同法国签订的中法界约与1894年3月1日订立的中缅条约第五款相抵触，侵占了我大英帝国的利益！”

　　这时，大臣徐用仪也闻声进来相劝，道：“请欧格讷公使先生息怒，息怒，动火伤身，动火伤身！”

　　奕劻左右为难，忍气吞声，只好端起茶杯松手假摔泄愤，只听“砰”的一声响，争吵的声音才静了下来。

　　两个小时后，欧格讷见施阿兰已在门外候着，才“一怒而去”！

　　欧格讷走后，施阿兰便催促与奕劻、徐用仪签订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和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

　　施阿兰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奕劻、徐用仪）穿好了朝服，佩戴着饰物，这本来是他们在我到达以前已经打扮好了的。他们令人拿来了条约复本以及印章和玉玺。我们依照仪式完成了画押签字。随后，我们依例各自就座，桌上摆设着糕点果品，用以祝贺这次顺利地缔约。当天晚上我即向阿诺托先生做报告：由于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中国政府已向我们做出了对法国政府的初次感谢。

　　阿诺托当然很高兴，因为他刚接任了法国外交部部长一职。施阿兰在中国的旗开得胜，为他的面子添了彩，也为法国争了光。自然，他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遇，抓紧实施“条约”中的每一项“酬答”。于是，他不停地给施阿兰去电报和发训令。一会儿向施阿兰提供法国费务林公司关于铺设自广西龙州至安南边界谅山、同登间铁路的全部资料，一会儿又令他到总理衙门活动，准备签订筑路合同。不久，法国费务林公司的工程师葛理义就赶到了北京，把筑路合同摆到了总理衙门大臣的桌上。奕劻拿着合同草案，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心里愤愤不平：“内地干线未成，未遑议及边境。”

　　施阿兰解释道：“法国公司取得修建和经营铁路让与权，而由中国官局加以‘稽查’。”

　　奕劻说：“一国之内，轨度无异。必须更改。”

　　施阿兰有些火了：“不改。要改你们改。我即回国，不再遣使！”

　　骄横、恫吓、耍赖的施阿兰，终于使总理衙门被迫接受了法方的又一要求，与费务林公司签订了龙州至镇南关铁路修筑合同。

　　事后，施阿兰得意扬扬地说：“我可以说，照耀北京的法俄的明星，在一段时间内，它毫无遮拦地在这个黄种人的城市上空闪闪发光！”

　　施阿兰得意之后，很快冷静下来，想起那天英国公使欧格讷在总理衙门忌妒中法协议的一幕，心里又不是滋味了。他想，同样是欧洲的帝国，同样是公使，为什么要比别人高一等呢？于是，他想起了大清驻外的使馆，其驻地在伦敦，使臣都要兼驻巴黎、罗马、布鲁塞尔等。现在，法国在华的事务繁多，中国与法国巴黎的往来也频繁，清政府应该单独在法国巴黎设置一个公使馆，这样，中法往来的事务岂不就不会“穿帮”了吗？

　　施阿兰是个善于思考和说到做到的人，这个想法对法国和中国都是有重大价值。于是，他立马去总理衙门，向奕劻献计。令他没想到的是，奕劻也有此打算，他们不谋而合，共同认为这样做，既尊重了法国政府，也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

　　奕劻是个说干就干的大臣，为了实现他的决定，毫不顾虑地擢升大清驻法国巴黎办事处为使馆代办，指定一等秘书庆常为驻巴黎公使。同时向皇帝呈递了清廷关于设立巴黎专任公使馆的奏章。

　　庆常要升官，巴黎要专设公使馆，总理衙门内部意见不统一。有人说，庆常是个天主教教徒，其身份令人怀疑；也有人说，他升职跳跃，难当大任；还有人说，他与同事陈季同不睦，争权夺利……

　　而远在巴黎的庆常，离开中国已有十余年，对于朝廷的人情世故早已淡忘，而对眼下甲午战争的失利，以及列强们的巧取豪夺的真面目却看得一清二楚，世事难为，外交更是低人一等，早想请辞，告老还乡。听说要在巴黎设专使，总署奕劻要他担此大任，他犹豫了，还向总署写了请辞函。驻英公使龚照瑗闻知后，立即给总理衙门致电。

　　致总署请留庆常驻法电

　　闻庆常又辞，乞万勿允，猛事法与英商无益，现沙已回，晤谈有活动意、办法，容磋磨电闻。

　　八月二十一日

　　李鸿章其时给庆常的信中，早已透露了秘密。当庆常捧读复诵时，方才感到：“千里见书如见面，万山遮目不遮心。”这才坚定了他的信心。

　　与此同时，他又接到上谕：电寄庆常。庆常在差年久，熟悉法国情形，是以派充驻法专使。正当感激图报，将交际难办之事，竭力办妥。能与外部商量，使在华公使不生要挟，方为不负委任。该员其专心奉职，毋许固辞。电寄。

　　1895年10月6日，清廷降旨，擢升庆常为驻法特命全权公使，负责办理法国巴黎使馆事宜。同时，赏工部郎中二品衔，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充出使法国大臣。

　　从此，中国在法国有了大使馆，有了专任公使。两国政府间按照正常途径解决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