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座贤良寺，原在王府井校尉胡同西侧，雍正十二年由怡亲王故邸舍地为寺，山门开在帅府胡同，即今全聚德烤鸭店的东面。后身也延伸到金鱼胡同。乾隆二十二年迁到此。清朝时，这里非常热闹，除了地方高官进京时常来这里借宿外，更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行辕。因为他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而居相国之位，是晚清政坛的重臣。往日，只要他一出行，必有一百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扛洋枪的淮军卫队开道，贤良寺门前冠盖如云。当他每每坐上绿呢大轿往下看，虽然在万人之上，但总觉晃动的轿子没有脚踏实地走在地上安稳。

　　李鸿章自从日本回来，而天津，而贤良寺。短短几十天时间，仿佛天地变了，人情变了。他背负着签订《马关条约》的卖国骂名，在此闲居。他还是老样子，老习惯。早上六七点钟必起床，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随意翻看《通鉴》，临王《圣教序》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家人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此端到彼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奔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变更。

　　此时此刻，他觉得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脚，走来走去，踏实！而且老腿越走越有劲。

　　可这几天，家人却发现老人家总是盯着三个方向远看沉思。

　　他常看着南边，啊，不远处东单二条胡同是翁同龢的家。都在同一街区，同一条中轴线上。步行前往不需半个时辰，此时仿佛相距很远很远。李鸿章心生怨恨：“要不是你这个‘帝党’首领力倡主战，大清哪有今天的战败，今日之残局，还有埋在我头上的子弹伤疤？！”

　　可李鸿章也万万没想到，此时此刻的翁同龢，也关起门来在家自责，草拟《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呈折稿》。他写道：

　　奏为微臣奉职无状，上累圣明，亟请罢斥，以明黜陟事。窃臣入值毓庆宫侍皇上读书已二十年，皇上待臣之恩、信臣之笃，非诸臣可比。上年六月，命臣至军机处会看折件。十月以后，又命臣入值为军机大臣。时值倭奴逞志，愈胜愈骄，臣于敌势军情暮焉不识，遂致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割地赔款为从古所未有，既不能力争于未画之前，又不能挽回于未批准之际，依违淟涊，偃卧泛滥，此等情形，直同己死。今者条款已行，御押已签，条约已定，皇上当下哀痛之诏，作舍旧之谋，奋发有为，以雪斯耻。臣之衰残庸懦，自揣万不足以仰赞庙谟，若再久典朝班，是谓进退失据。缘此沥诚吁请将臣一切职事悉行革退，俾归田里以尽余年，则皇上再造之恩隆天厚地，臣当衔结永永不忘矣。谨缮陈奏，仍席藁待罪不胜感激恳款之至。

　　翁同龢在自责，李鸿章在自省。两位老者的出发点，其实都是一样的，希望打胜仗，希望大清强盛。可而今眼下却受尽了外人的欺凌，无可奈何。

　　尤其是李鸿章，一天他站在屋檐下，看着东北边，目不转睛，愤怒之情热涌全身。仿佛自己在日本遭到刺杀后，日本外相伊藤博文逼签和约的凶相，就在眼前，思绪万千，心中愤恨之情油然而生。

　　那是1895年4月10日，日本外相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因病未能参与会议）又向创疾未愈的李鸿章提出议和新草案。其中关于割让大陆土地一层，愿减至只割盛京南部一小部分。关于战争赔款一层，愿减至二万万两。其余各种条件，则大体未有变更。日本宣言：此项新草案，乃系要求最低限度；对于其中细目，当然可磋商，但是绝对不能再行减轻。并限定四五日内答复，或接或拒。

　　面对日本的强势压榨，李鸿章等待的西方列强出面干涉的希望久等无声，就在希望快要破灭之际，日方照定时刻开会。李鸿章无奈，遂以不卑不亢之态度表示让步，并于4月17日在马关签字。他知道，此字一签，即成中国历史上出卖主权的罪人，那一刻，尤其是颤抖的老手写完最后一笔的那一刻，烙在脑海里的“丧权辱国”几个字便天长日久都挥之不去。

　　“够矣！”“够矣！”“够矣！”这天，伺人连喊了三次“够矣”，而李鸿章仍在屋廊下仰望着西边的落日，久久不愿回头。他在三看，他在三思，他在韬光养晦观世态。只有幕僚周馥和吴永才能猜透他此时此刻的心境，他把保全大清国土的一线希望仍寄望于俄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列强出面干涉。

　　其实，李鸿章在赴日本之前，已经和俄国、法国、德国的驻华使臣们频繁接触，企望于通过外交施压，议和解决战事。西方列强驻北京的公使们早已嗅出了中日关系的紧张气氛，各自在向主子通报着信息。这些不难从《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中有关中日战争（18941895）文件中的几份电报里看出端倪。

　　1894年6月22日（五月十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致电外交大臣吉尔斯说：我乘火车经过天津时，访问了李鸿章。他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朝鲜形势现极严重。据李称：叛乱虽已大致平定，但中日两国军队之在场使两国几乎无法避免武装冲突。李以中国政府名义请我将中国的请求转知帝国政府，中国希望俄国出面调停此事，以迫使日本立即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退军队。李声称，中国政府认为俄国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俄国有出面调停的特殊权利。他恳切地促我将中国的要求电知阁下，以期我国促使日本立即从朝鲜撤兵，并且中国方面也郑重地允诺同时撤兵。我认为我国决不应错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机会，况且此事对于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国在朝鲜以及整个远东的势力，并足以消除在朝鲜发生不可避免而对我方甚为不利的武装冲突之可能。李声称：英国已提议愿意充当调停者，但中国认为俄国在此次事件中有优先权，因此认为应向我们提出。情况是已危急。李促我迅速答复。我将于6月16日（注，农历）以前在天津等待您的训令。

　　自此，一封封电报时而从北京，时而从柏林，时而从巴黎，时而从伦敦飞往俄国圣彼得堡。关注着中日战争，讨论着干涉内容，情报在亚洲和欧洲满天飞舞。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上奏沙皇道：兹将我国驻伦敦大使密电一件呈请皇帝陛下圣鉴，此电系外交部对报纸所传英国正式调停朝鲜问题及中日接受调停消息询问的答复。……鉴于以上说明……我们可请求法、德两国支持我国。兹将我国驻日本、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各代表电报草稿呈请皇帝陛下圣明裁夺。

　　情况紧急。1894年7月29日，俄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康太库幸急电外交大臣吉尔斯说：10日来电已收到。昨日我才见到国务卿。他同意我们的看法，但美国政府已按照朝鲜的请求，向北京和东京提出适当的迫切建议，满足于此事。格雷星姆担心，由于日本有内部复杂情况的威胁，日本政府为转移注意力什么都做得出来。

　　美国国务卿格雷星姆言中了，中日两国于8月1日正式宣战。日本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战争在进行中。俄国驻巴黎大使莫伦根致电外交大臣吉尔斯说：中国公使（龚照瑗）未及呈递国书即赴伦敦。……法国外长阿诺托称首先问明英国对“共同干涉”怎样理解。假使英国仅指英法两国，则显然有意孤立俄国，他将争取否定的态度。

　　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面对列强们互相观望的情势，紧急致电外交大臣吉尔斯，直言不讳道：“我认为，如果将此和平调停人的任务让给另一强国（尤其是英国），而不令我驻东京公使邀各外国驻日代表和我国采取一致行动，一如我以往电报中所及者，则我国将犯政治上的错误！”

　　喀西尼是一个性子急躁而又细心踏实的人。他终于等来外交大臣吉尔斯的信函。信中说：……中日两国因朝鲜而起的误会，起因在于朝鲜内乱。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然而朝鲜问题可以说是发生在我国国门口，毗邻我国的滨海省，与我国有密切关系。可是，我们只求两个目的：一是缓和中日两国政府间的争端；二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

　　列强们坐山观虎斗，直到战争打到最后，看着日本人强迫李鸿章在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这时才感到事态比预想的严重。

　　那几天，俄、法、德、英等国的外交使臣们忙碌得不可开交，互相探询消息，向各自的国家通报信息；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臣相互在沟通情报，各自向驻外使节发出训令。整个东亚和欧洲，一场无形的战争在空中打响，无线电波在浩瀚的天际交织，划出一道道彩虹，就像中国古老的算盘骨架，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将算盘珠子拨弄得“嘀嘀嗒嗒”，响彻中华大地。

　　英国这样想：中国堡垒现已崩溃，将由谁来填补，伦敦态度混沌不明；中国如割让旅顺，其地位势将等于日本保护，生存势将大受危险，列强割地势将层出不穷。

　　俄国认为：中国瓦解一事，有碍俄国利益。而法国方面，对于中国之衰弱，并非不欢迎者。德国认为危及北京安全，日本方面尽可将其要求减小，只限于（辽东）半岛南端小小部分。如此一来，危险虽未大减，但中国政府如能将其京城移往旧日首都之南京，却可使危险程度为之减轻。这种假设，当然是英国人高兴的，因为他们早已在长江流域布下了获取利益的棋子。

　　然而，《马关条约》签订后，一切假设和争论都结束了。英国拒绝了俄国的吁请。俄国方面毅然决定出面干涉。法国接受了俄国的吁请后，外长阿诺托宣布：即使英国不参与其事，彼亦愿与俄德两国，对于此事继续谅解。德国驻俄代办致电柏林：英国脱离合作之事，遂使俄国不能不将责任担起，独立保护俄大东亚利益，以及欧洲方面之东亚利益。俄国政府现已决定，最初先用友谊的态度，请求日本放弃永久占据大陆方面中国领土。

　　Lobanow侯爵预料德法两国一定参加此种行动，并已于昨日训令柏林、巴黎两处俄使。倘若日本不按照此种决议内容，训令北京俄使，劝告中国政府对于签字换约之事，不要太忙。

　　这当然是李鸿章及大清王朝的权臣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德国政府此时异常积极。现不妨抄录当时德国政府致电东京驻日德使Gutschmid的训令一道：

　　（一）俄国（驻德）代办，曾向我们通知：考察日本议和条件之结果，遂使俄国政府深觉日本要求占有辽东一事，实令中国首都永远受其压迫，同时并令高丽独立成为一种幻想。因此，此项占领实为东亚和平之永久障碍（是以特令东京俄使将上述各语，向日通知，并同时劝其放弃永久占领辽东之举）。

　　假如东京俄法两使方面，一旦奉命发送此类宣言，即请阁下亦复立刻向着日本政府，为同样之表示。

　　（二）附录。以作阁下措辞资料。去年11月7日，英国方面即已提议：列强对于中日纠纷，应该加以干涉。当时德国因为对日友谊之故，曾拒绝参与。惟现在日本所提议和条件，却未免过甚，实属有伤欧洲利益；对于德国利益亦然，纵然德国所受损失比较微小。因此，我们现在不能不共同抗议。如遇必要之时，我们对于此种抗议，并将给予有力后盾。日本必须让步，若与三大强国相战，前途实无侥幸希望。假如日本政府对于让步一事，只以召集会议讨论一种办法，为唯一无二的不是被人屈服的方式，即请阁下将此立刻电告本处。

　　不日，驻日本的俄使和法使先后接到了本国政府同样的训令。

　　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本外交使臣一齐来到日本外务省，向外相递交了同样内容的照会。三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发出的通知内容如下：“今日本国割占辽东，既有危害中国之首都（北京）之虞，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有碍维持远东之和平，故今劝谕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同时三国要求日本归还辽东予中国的时间，限定在十五日之内答复。

　　日本有些急了，它想尽力保住条约所得。有情报说，三国的军舰已在东北游弋。迫于压力，日本提出只占领旅顺与大连两海港，加上一些赔款。但三国依然态度强硬，毫不退让。

　　5月5日，日本政府特向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三处发去通知，说：“日本因顾及三国友谊劝告之故，对于永久占有辽东一事，自愿放弃。”

　　从这天起，三国的海军舰队司令分别接到本国训令：在中国海面所准备的军事行动取消。

　　李鸿章不同意增加赔款，允许日本在中国修建一条京津铁路，并结中日同盟，却遭到日本的拒绝。而德国亦不赞成无价退还辽东。于是，俄、德、法三国于10月19日在东京与日本结成一种协定，中国多赔三千万两白银。而辽东日军应于中国缴费之后，三月内尽行撤走。此外，日本政府并承认台湾航线为国际交通要道，日本决不垄断独占。

　　于是，中日两国取消了原定在烟台换约的形式，经过几个月的力争，于11月8日在北京订结上述诸点之协约。

　　三国干涉还辽成功了，对于大清帝国来说，保全了大陆的国土，无疑是件好事。而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从何而来，不仅令朝廷，也令李鸿章恼火。李鸿章之所急的是赶快凑足三千万两银子交给日本，先把辽东赎回，于国才安，于心才定，于己才少一分烦忧。

　　在贤良寺屋外的枯树下，与幕僚吴永一起观风吹草动，一起看日出日落，一起听鸟鸣归巢，一起思对付之策。他的那份自强不息，爱国之忱，于心不死，于老不衰。

　　吴永，1865年生于四川宁远府西昌县，祖籍吴兴南门前邱。八岁能文，清光绪四年父殁，次年随母迁徙成都。因家贫无力延师，从亲友处借书攻读，刻苦自励。涉猎经史之余，还工于绘画，精通音律，对金石颇有研究。后来，随刘复初学辞章，从郭绍先游学。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去云南前线当兵打仗，次年清政府与法国议和，遂解甲归田，客居长沙。两年后，由湖南入京师，经侍郎郭嵩焘推荐，到户部侍郎曾纪泽家教书。因勤于值守，颇得器重，曾纪泽以次女曾广珣（宝秀）嫁之。婚后纳资捐得知县，分发直隶候补。由于与李鸿章弟弟李鹤章的第四子李经馥（曾纪泽长女曾广璇的丈夫）是连襟，他便成为李鸿章幕府中不可多得的干才。自从随李鸿章赴日本商谈“和约”，任“办约文案委员”，目睹了日本的强盗行径和三国出面干涉还辽过程。归国后，就一直陪伴在李鸿章身边，他深知老人的疾苦，深知老人为大清操劳的心力。

　　古柏参天，老槐荫地。苍穹有眼，古树有耳。吴永常劝李鸿章“难得清闲”。李鸿章却语重心长地说：“吾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吴永也感叹良多：恕晚辈直言，历史都是后人写的，创造和见证历史的人写不了历史。当千百年后，读历史的人知道了真相，孰是孰非，那才叫真正的历史矣。所以，我恳请大人不再“每盱衡时势”，也不“抚膺太息”。

　　此话似乎刺到了李鸿章的痛处，其实他骨子里哪里放心得下摇摇欲坠的大清，放得下半生心血浇灌的外交和洋务事业。他说在敌强我弱、中外实力相差悬殊的境地，与外国打交道，只能“外须和戎”和“外敦和好”，“中外交涉事件，唯有遵守约章”，才可竭力避免冲突，列强才无机可乘，自己才可争取时间变法自强。他打比方说：“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位。就像交朋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大人言之有理。大清每遇棘手之事，老佛爷总离不开您啊。”吴永恭维着。

　　“这大清的乌纱帽，不是那么好戴的。说拿掉就拿掉，说戴上就戴上，只要用得着你的时候。”李鸿章哈哈一笑。

　　吴永也跟着一笑：“难怪，老佛爷又叫大人‘入阁办事’！”

　　他们正谈笑着，周馥走了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什么事这么高兴呀，好久没听见李大人的笑声啦，可喜可喜呀。”

　　周馥，1837年生于安徽东流。早年因多次应试未中，遂投笔从戎，在淮军中做了一名文书。入李鸿章幕府后，得到历练，官运亨通，创办了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年奉命到渤海编练民舶团练，接着升任直隶按察使。甲午战争中被任命为前敌营务处总理。算得上李鸿章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李鸿章见周馥来了，甚为高兴，说：“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周馥直言：“大人，我近来身体病弱，是来自请免职的。”

　　吴永赶忙插话：“周大人，你身体病弱？你看李大人身上还有枪伤，都还在为大清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你就要请辞？”

　　李鸿章手一挥，止住吴永，道：“好哇，辞了也罢，就来我家看大门！”

　　周馥知道李鸿章在开玩笑，便回应说：“谢大人，从此以后我天天和您在一起啦！”说着从袖中掏出纸一卷，对李鸿章道，“李大人，近日闲来无事，草成小诗几首，也算卑职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念。我想听听。”这是李鸿章此时最想听到的。

　　《感愤诗》五首之一：

　　岂真气数力难为？

　　可叹人谋著著迟；

　　自古师和方克敌，

　　何堪病急始求医！

　　西邻漫恃和戎策，

　　东海宁逢洗辱时；

　　蠢尔岛夷何负汝？

　　茫茫天道意难知。

　　十载经营瞥眼空，

　　敢言掣肘怨诸公；

　　独支大厦谈何易，

　　未和阳春曲已终。

　　周馥念罢，李鸿章指指他说：“你看你看，你这不是在粉饰我吗？”

　　周馥回道：“我知道大人操劳大清，心何以甘。有人从老佛爷那里捎来话，请大人为赔款赎辽，再操份心。”

　　“我说嘛，知我者，周馥也。”李鸿章慨叹道。

　　差不多同时，周馥和吴永异口同声说：“大清离不开李大人啊！”

　　要赔款赎辽，李鸿章首先想到的是孙宝琦。孙宝琦，1867年生，字幕韩，浙江杭州人。年轻时便有经世之志，十九岁起入李鸿章幕府，历任直隶道台、顺天府尹。此时，他任会办淮军银钱所即选首道。李鸿章立马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幕韩姻兄大人，执事都门判艺，忽已深秋顷奉。

　　惠书远劳，祓饰比谉，兴居迪吉，贲书宣勤引企，矞晖式苻臆，祝前阅邸史，喜见荐章，夔帅幕府宏开，群贤济济。

　　台端英年雅望，华胄高才，试吏方新，即应繁剧，内参戎幄，外理军储，宏此远猷昌胜翘盼。弟自惭衰疾无补艰虞，现与日使商订约章，尚须逐条办析，敌意要求颇巨，骤难就我范围，往复磋磨，恐需时日耳。

　　专泐布复敬颂。筹礼诸惟。爱照不理。

　　姻世弟

　　接着，李鸿章又想到了驻日使臣裕庚和驻法国参赞庆常，立即给他们写信。信中前言同样说：

　　运四时以为柄，又值新年，欣万里之传书竟先春至。骈蕃吉语，蒙结远怀辰维。

　　朗西尊兄大人：

　　驰誉三垂，蔼堂尊兄大人，迎祥四始，班高西省，棘槐表望，曜，卿月于朝端，望重东瀛。宣，英荡扬华，皇风于域外翘詹，吉霭式勰揄忱。弟，黄阁叨陪，青阳重换，光阴逝水，渐变理之无功，卉木知时喜，昭苏之有象，专泐布复敬贺。

　　年禧顺颂，诸惟。轺祺附辞，鼎照不宣。

　　愚弟

　　而在信的加笺内容就有别了。给裕庚的函加笺中说：

　　载颂

　　别笺备聆，壹是日本通商新约叠经会议，逐条辩析，彼不肯将立，领事保护华人各节载入约中，改造土货一层，仍不肯完口岸征税，此皆大局所系，必须力与争取。敌情坚韧异常，恐非旦夕所能就范，如有定议，自当随时奉闻。

　　附泐载颂，勋祉。

　　弟 再拜

　　给庆常的加笺：

　　前闻，荣膺专对。峻擢清班，当即由电奉贺，顷读来翰，谦抑逾恒。台端从事巴黎，阅时最久，为彼都人士所推重，慈值特设专使，自应首借长寸，惟此后交涉各端，愈多棘手，错节盘根，乃显利器折冲樽俎弥费筹维。弟，现与倭使订议通商新约，敌欲过矩，大局所系，不能不始终坚持，洋情狡韧异常，恐非旦夕所能就范耳。

　　附泐载颂，勋祉。

　　弟 再拜

　　李鸿章在给裕庚和庆常两使的加笺中，吐露出了此时此刻的心境。尤其是将一些知心话说给了庆常。庆常出使多年，经验丰富，处事不张不扬。龚照瑗出洋购舰时一眼就看中了他，并多次举荐他出任驻法大臣，当然这也是李鸿章在外交上于法国早已布下的一颗棋子，深得信赖。以往，出使欧洲的大臣要辖英、法、意、比等国，现在法国要专设使馆，驻扎大臣，自然是三国干涉还辽中催生的。催生者，下节中出现的法国驻华使臣施阿兰是也。

　　李鸿章在四处活动，四处求援，四处借款。他知道往后外交的艰难，知道帮忙的“朋友们”没那么好感谢，知道列强们各自的目的，知道他们所要掠取的东西。

　　─—俄国，是在于坚决地卫护它在西伯利亚的边界和保持对太平洋的一个出海口，当然涉及铁路的修建等等；

　　─—法国，则在于不脱离俄国，巩固它在越南所取得的殖民地位，并以帮助中国来保证它同中华帝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德国，是有野心想在远东占据一席位，巩固它在远东的政治和商业地位，以支持俄国的政治企图为掩护，使它的强大东邻的活动转向亚洲。

　　德国对中国的示好，很快用文字固定了下来。在《三国干涉还辽秘闻》中，我们看到，德国与日本签订的《德日关于辽东问题的协定》，从中可以悟出其用心。

　　《德日关于辽东问题的协定》附件一（德使公文抄本）：

　　1895年10月18日，东京。

　　下面署名之德国帝国政府特命全权公使，曾将（日本）两种宣言，报告本国政府；此项宣言乃系（日本）外务总长Saionzi侯爵先生阁下用日本政府名义向德使发出者。其内容如下：

　　（A）系7月19日所发出者：“日本帝国政府承认台湾运河为国际自由航路。而且此项运河，该国既不置诸检查之下，亦不据为自己独有。该国并愿负责，担保所有台湾及澎湖诸岛，决不割让与任何一国。”

　　（B）系10月7日所发出者：“日本帝国政府现已决定：（一）退还辽东半岛之偿金，自愿减至三千万两；（二）不以撤退上述半岛驻军一事，为与华订结通商行船条约之一种条件。此外，撤退上述驻军一事，应从中国完全付清三千万两偿金之日起，三月以内实行。”

　　《德日关于辽东问题的协定》附件二（日本答牒）原件：

　　1895年10月19日，东京。

　　（A）系7月19日所发出者：“（日本）帝国政府承认台湾运河为国际自由航路。日本既不将其置诸检查之下，亦不据为自己独有。（日本）帝国政府并愿负责，担保所有台湾及澎湖诸岛，决不割让与任何一国。”

　　（B）系10月7日所发出者：“（日本）帝国政府现已决定：（一）退还奉天半岛之偿金，自愿减至三千万两； （二）不以撤退上述半岛驻军一事，为与华订结通商行船条约之一种条件。此外，撤退上述驻军一事，应从中国完全付清三千万两偿金之日起，三月以内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