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君处君思我”。坐废黄州，五年辛劳，东坡雪堂初就，一家人又似风里扬花。纵是“稍从内迁，示不终弃”，然而“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苏轼心中，终于萌发了“迤逦致仕”回乡之念。当朋友们获悉他意欲向朝廷乞请他处安置时，纷纷希望苏轼与自己卜筑为邻。而第一个向他发出邀请的，居然是王安石。谁知“山青一点横云破”，苏轼喘息未定，命运又突然改变……

　　宋神宗赵顼始终念念不忘想重新起用苏轼。但随着十余年新法的推行，被苏轼不屑追陪的“新进”们，已是羽翼丰满，占踞朝廷各种要职。名义上赵官家是一言九鼎，但只要稍稍摇摆不定，朝廷上又有一帮人群起反对时，皇帝也只好妥协。早在元丰四年，苏轼被贬黄州才一年多，宋神宗就提出调苏轼回朝修撰国史，以便留在自己身边，遭到曾欲置苏轼于死地的宰相王珪等人的竭力反对，只好改调曾巩。次年，神宗曾拟将苏轼调往江州任知府，再次被王珪等人顶回。次日，神宗只好改苏轼为承议郎执掌江州太平观，居然被王珪等人搁置不办。直到元丰七年正月，病情日重的赵顼只好亲拟圣诏：“苏轼黜居思咎，阅岁兹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可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虽如此，诏令也一直拖到三月才得以下达。

　　此时的宋神宗，已非彼时的宋神宗。

　　自王安石坚决请辞二次罢相之后，宋神宗就不知道该信任、重用谁？元丰三年二月吴充几乎是被王珪活活气死之后，宰执之位就被王珪独自把持，三年后又添了个奸臣蔡确。熙宁变法，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弊端也逐渐凸显出来。国家富了，老百姓穷了。民怨汹汹，载于道途，道德衰败，贪腐丛生，世风日下，盗匪兹炽（梁山泊的王伦竟欲攻打县城）,皆被苏轼一一言中。所以,量移汝州,也许是皇上的一种策略,让苏轼的安置地靠近京城,再逐步进入朝廷,让自己身边有位既有见地又有才干并且十分忠心敢于直言的人。仁宗不是说过吗,苏轼兄弟是他为子孙选中的两位好宰相。谁知他一动苏轼，即受掣肘。为颁行新法已筋疲力尽的神宗，心情越来越压抑，身体越来越糟，而心中的苦闷，又能对谁诉说呢？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推测，宋神宗极有可能向他母亲皇太后高氏吐露过他的心曲……

　　天威难测。皇上的手诏让苏轼捉摸不透。

　　既然是“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只不过是由黄州安置转移至汝州安置而已。处分并未撤销，仍不得签书公事。然而，最令苏轼为难的，是经过数年辛勤劳动，刚开垦的东坡和刚建起的雪堂又将遗弃。到汝州，即便再有这样的荒坡，他也没有力气再去开垦了。何况，在汝州他还会遇到像徐君猷那样好的郡守和黄州那样多善良热忱的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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