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西周政治被儒家理想化树为经典。儒家始终崇尚君权维护君权但又反对绝对君权，相信自己的理论和忠诚能够规劝和引导君王，运用君权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从而使中国一代代知识精英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苏轼就是一个典型。他历任数州郡守，由一个新法的反对者变为执行者。他不断上书，变通施行，以恤百姓，还以歌谣讽谏，为君王革非，以期整肃蠧政。可惜的是儒生们时时警醒又经常糊涂。他们的品格和诗词文章烛照千古，但其命运之凄惨却令人不寒而栗！

　　独眠林下梦魂好，

　　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

　　子来何处问行藏。

　　无论是“休问事”还是“莫题诗”，文与可的规劝苏轼都不会听从。

　　身为通判，苏轼既可以问事也可以不必多问事。而此时杭州的太守是沈立。沈立是个好官，半年后沈立离任，苏轼曾有诗相和，称赞沈立在杭州的德政：

　　而今父老千行泪，

　　一似当时初去时。

　　不用镌碑颂遗爱，

　　丈人清德畏人知。

　　通判，始设于宋。为强化中央集权，赵匡胤不但让文官担任各地军政一把手，又设置通判对太守进行监督。据欧阳修记载：通判既非太守副职，更非属官。所以，一般称太守为郡守，称通判为通守。这样一来，皇上便于制衡，但太守与通判之间往往发生权力的争斗。太守的举措，常常为通判制约。宋太祖“闻而患之，下诏书戒励，使与长史协和，凡文书，非与长史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至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其后，只好改通判为太守副职。苏轼生性旷达，喜欢交朋友，对个人的权力大小，一向兴趣不浓。所以，无论是沈立，还是继任者陈襄，他们之间，相处都十分融洽。

　　熙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到达杭州，在府衙的北厅安顿之后，便开始上班。“少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的苏轼，岂能不问政事。这时，朝廷正推行青苗、免役、易市之法，浙西又兼行水利、榷盐等新法。想来自己都觉可笑，一个新法的反对者，此时竟成了新法的执行者，苏轼心中的痛苦和矛盾，真是难以言喻。仅仅—年，杭州府关押贩私盐的百姓就多达一万七千余人。苏轼提笔批案，常常是热泪盈眶。他放宽尺度，该重判的轻判，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尽量做到“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除夕夜，轮他值班，此时还关押着七千余人，监狱里关不下了，关在府衙。苏轼判了一天，到深夜还不能回家。面对森然的都厅，苏轼想起汉代盛吉的故事。盛吉官拜廷尉（最高司法长官），“每至冬节，罪囚当决，其妻执烛，吉手执丹笔，夫妻相向垂泣”。苏轼非画诺坐啸之辈，可是面对如此众多因饥寒交迫铤而走险的百姓，又将怎样断？何时才能了结？他再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提起笔，在都厅的墙上愤然写道：

　　除日早当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正是：“君不见钱塘宦游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苏轼拷问自己的灵魂，坦陈自己的因循、贪恋与懦弱。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他自己身为朝廷命官，此时此刻又与囚犯何异，都是为了生存。尽管二十年后他重回杭州担任太守时，再经除夕夜，再到都厅，看到壁上的题诗，面对“庭事萧然，三圄皆空”的情景，心里感到一丝欣慰。然而，官身不由己。当时，提举盐事的卢秉，擘画开河运盐，苏轼反对榷盐之法，更反对开河运盐。认为这既非农事而役农民，而且秋田未了，有妨农事，加之河中涌沙数里，开河十分不便。你苏轼不是反对榷盐和开河吗？就派你去让你尝尝那种滋味，少在这里说三道四。转运使—纸令下指派苏轼领差夫千余人，开挖仁和县汤村河段。其时正值寒冬，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整天雨雪霏霏不见太阳。百姓生存已经不易，而天雨又助官政，疲役于泥水之中，与牛羊争路而行，苦贱无异于鸭与猪。一连数月，每日奔走于风中雨中泥中水中的苏轼，此时真是羡慕司马长卿居官而不任事，羡慕陶渊明弃官而归田。在阴惨惨的凄风苦雨中，满身污泥的苏轼，一边督促着差夫们劳动，一边低头苦吟：

　　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

　　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

　　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

　　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

　　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

　　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

　　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

　　这首诗历历如绘，笔笔如史，给后人留下一幅困苦凄惨的千夫开河图。肌肤的痛楚劳顿尚在其次，令苏轼郁闷难解的是精神上找不到依托。像司马相如那样富贵萧散自不可能，如陶潜那样弃官归田他又办不到。人，不识字该有多好！识字，就想读书；读书，就想考取功名；有了功名，就想入仕；入仕，便钻进樊笼，进得去出不来。自春秋以降，一部《尚书》，让儒生们欣喜莫名。《无逸》《君奭》《立政》《顾命》《吕刑》《秦誓》，给君王立下数条规矩，自认为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似乎能把一代代君王塑造成千百万人的楷模，其实大谬不然。中国一代接一代的知识精英们，一个个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跳河的、上吊的、砍头的、车裂的、腰斩的……一部部史书，嵌入了多少血淋淋的头颅，纵然他们的品格和诗词文章光彩夺目烛照千古，但他们的命运却令人不寒而栗！因为这天下不是姓刘的便是姓李的，不是姓赵的便是姓朱的。总之，不是老百姓的。读书人信了孟子的话，一头撞过去，至今也不觉悟，剩下的只有慷慨悲歌……

　　苏轼重演着这样的悲剧。

　　望着前辈们奉身而退的背影，他逃出了政治风暴的中心，自认为可以浮游于天地之间。结果是欧阳修、富弼、韩琦相继去世，司马光躲在洛阳著书，张方平蜗居于乐全堂贪杯恋酒。即便是范仲淹在世又当如何？一样是没有答案。他可以有“厌从青少追新贵”的清高，忘掉那些“希功幸赏”之辈，但对方却没有忘记他，在暗中一直注意他的言行，收集他的材料，而他忽略了一场风暴的杀伤力不只是在中心，更大的灾难是在其周围。他离开京城，自以为“虽去友朋亲吏卒，却辞谗谤得风谣”。然而谗谤未辞，只不过距离稍远而已。所得的竟是触目惊心的惨切与悲号。来到杭州，亲近西湖，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踏上白堤，他心中有了一个榜样。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他触摸到一个看似可左右逢源的支点。这就是白居易所谓的“中隐”：

　　未成小隐聊中隐，

　　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

　　故乡无此好湖山。

　　子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自古避世的隐者，有大小之分，“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白居易身为朝廷命官，只要头上的乌纱帽还在，大隐小隐都不可能，更何况“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白居易既缺少汉代东方朔的机智也没有晋代陶渊明甘于贫困的精神，只有“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其实，《中隐》一诗，是白居易五十八岁时，因病自苏州刺史任上调回东都洛阳担任留司官后，深感此种“中隐”之适意而作，是实践的结果而非事前设想。所以，如此美妙的“中隐”白居易做到了，苏轼却做不到。做到了他就不是苏轼了。面对如此美丽的西湖，做到了他就不会如此强烈地怀念家乡希图归隐了。送朋友失解西归，他怀念“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遇见四川来的亲友，他纠缠不放，“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看见形状类似峨眉山的小山障日峰，他感到格外亲切，“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出城送客，抬头远望，峨眉山远，影影绰绰都只能在心中梦中，“倦游行老矣，归隐赋归哉。东望峨眉山，卢山翠作堆”；面对法惠寺的横翠阁，他怆然感叹，“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到朋友新葺的亭中小憩，他触景生情，“蜀客南游家最远，吴山寒尽雪先晞”；造访方丈的“雪斋”，他又勾起对家乡的怀念，“君不见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风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冻蚁”；越过淮北进入山东，山川风物与川西大异，他登高远眺，“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城落照边。瓦屋寒堆春雪后，峨眉翠扫雨余天”；家乡人给他送来一些四川土特产，他不胜感慨，“故人知我意，千里寄竹萌”；端起碗来，举箸投食，他恨不得立刻向朝廷写报告，请求致仕归田。这是苏轼因为既不能“达则兼济天下”，又做不到“穷则独善其身”而引发的乡愁：

　　……

　　北方苦寒今未已，

　　雪底波稜如铁甲。

　　岂如吾蜀富冬蔬，

　　霜叶露芽寒更茁。

　　久抛松葛犹细事，

　　苦笋江豚那忍说。

　　明年投劾径须归，

　　莫待齿摇并发脱。

　　因春菜便动思乡之情。真正的隐者，哪有如此众多千丝万缕的牵挂？虽言中隐，只是一种空想。何况他心里还“惨惨集百忧”，他“本不避人哪避世”！皇上明知错了不改他过不得，老百姓的日子饥苦难熬他更过不得。既要做官，又要坚持自己的良知和本性，实在是太难了。正如这人世间，想让生就一副热心肠的人变得冷漠，除非这个生命不再存在。

　　杭州三年的任期期满，按规定，苏轼该调转了。苏轼想念子由，希望调到距弟弟较近的地方为官。此时，子由在陈州（今河南淮阳）张方平手下担任了三年学官教授（教育局长）之后，已调齐州(今山东济南)任掌书记（负责掌管笺奏，位在判官之下）。于是，苏轼上书朝廷，请求调往东州（首都开封以东的州府）任职。

　　熙宁七年，是宋神宗颁布实施新法的第五个年头。王安石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司马光为首的一群大臣的反对，并坚决表示不予合作，施行极为困难。还有不少官员则是明遵暗拒，进行拖延。早在熙宁四年三月，韩绛与王安石闹翻，于是罢任；前宰相富弼直截了当对宋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复治郡！”辞官回家。还有四个县的知县，宁可不要头上的乌纱，也绝不施行新法。甚至在熙宁五年，还出动皇城司兵七千余人，在京城四处捉拿谤议时政者。所以，四年多来，尽管有神宗皇帝的支持，王安石奋不顾身地排除各种干扰，竭力推行，并在国家财政税收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因新法其根本目的是立足于国之富而忽略了民之困，再加上其他多种原因，从而造成了多数中下层民众生计日益艰难，一时间民怨沸腾，朝野上下议论汹汹。在此期间，西夏又挑起边境战端，江淮大地连年遭受大旱蝗灾，王安石心里窝火，脾气变得更坏。昔日举荐关爱他的好友，几乎尽皆得罪，不再往来。神宗皇帝也焦躁不安，经常失眠，通宵在寝宫里走来走去。王安石实行新法最得力的助手吕惠卿（许多很恶劣的政策和实施办法都是他一手制定操纵的），看准了时机，摸透了皇上的心思，趁机出卖了王安石。熙宁七年三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吕惠卿蹿升为副宰相，执掌了内阁的实际大权。

　　这时，另一位忧国忧民的天章阁待制陈师中愤慨上书朝廷，恳请神宗皇帝诏求司马光、苏轼兄弟等人回朝，置于皇帝左右。请求未批准，吕惠卿却将陈师中奏议中的过激言辞，摘抄转奏皇上。神宗看后大怒，将陈师中贬为接近契丹地面的瀛州（今河北河间）太守。但，苏轼调往东州的请求却得到了批准。

　　熙宁七年九月，苏轼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

　　苏轼重情义，广交游，他认为世间没有坏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流民乞丐，都与之交往。他的朋友多，追随他崇拜他的人更多。以今天的语言来表述，苏轼的“粉丝”堪称天下之冠。得悉苏轼调离，在杭州天天有人给他饯行，一路上每一程都有人相迎相送，处处都有人为他置酒设宴。人们不仅仅喜欢和他交往，更期望得到他的诗词和墨宝，苏轼一一满足了人们的要求。是应酬而非应酬，苏轼的真诚让人感动。例如经过苏州，苏州太守王规甫为苏轼设宴，席间，太守怂恿歌女向苏轼求词。因这一年苏轼三过苏州，歌女问道：“使君此去，今后还能再来？”问者其色凄然，苏轼即席深情地吟了一曲《阮郎归》：

　　一年三度过苏台，清尊长是开。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词中，苏轼有意用了吴语。

　　江淮的交通在当时是比较发达的。从杭州到密州，旅程不算太长，苏轼竟走了四十余天。十一月三日，方才抵达任所。

　　苏轼此次调转，升职不升级，仍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权，是代理。但毕竟是密州军政一把手，担子重了责任大了，再没有任通判时那种相对的清闲。许是因为和老师欧阳修过从甚密，朝夕闻教，苏轼为官也类似欧阳修“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人们曾问这位北宋文坛盟主：“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欧阳修回答说：“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即以不扰民为根本。苏轼勤政，绝不扰民，一心一意，为民谋求福祉。白居易式的“中隐”在杭州做不到，在密州更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上任伊始，他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密州近年来持续的灾情使治安恶化，老百姓生计之艰难，令他忧心如焚。上任仅二十天便迫不及待地向神宗皇帝上呈《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臣伏见河北、京东比年以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窃料明年春夏之际，寇攘为患，甚于今日。是以辄陈狂瞽，庶补万一……

　　他引经据典论述了河北、京东两地对于国家之存亡、社稷之安危的战略意义之后，笔锋一转，向皇上陈述了京东一带盗贼纵横，民不堪挠的严峻形势：

　　……今流离饥馑……常平之粟，累经赈发，所存无几矣，而饥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费丘山。蓄积之家，例皆困乏，贫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灾……今中民以下，举皆缺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

　　既是天灾，也是人祸。新法未必皆错，但统得太死，施之过严，求之太苛，即便是无比驯顺的百姓，也难于忍受。苏轼逐一分析，向皇帝献策：

　　一、请求朝廷选差臣僚下来检查考量。依据受灾实情，对农户所应缴的赋税，分类分级给予免、减、缓。若来年春雨调匀、广种庄稼，候至秋熟，再折纳夏税；

　　二、河北、京东两地，官府未明令禁卖私盐，有人奏请统销，幸被皇上否决。但这些年来，两地的盐税却年年增加，原来的定额是每年三十三万二千贯，去年竟增至四十九万九千贯。煮海之利，原是上天于灾年以此养活小民，惠济鳏寡。但今盐税巨增，贩盐利薄，一旦被告发后承担给告发者的赏钱却重。又因朝廷鼓励检举，今讦告如麻。犯法未必死，不犯法只有饿死，故而盗贼蜂起。年增课税，仅够支付捕盗赏钱，而盗贼日众，剿不胜剿。因此，请求朝廷重新发放盐卡，允许贫下小民贩盐在三百斤以下，暂时免缴课税，如秋熟较好，再适当补纳。苏轼动情地恳请皇上：“元降敕榜，明言出自圣意，令所在雕印，散榜乡村。人非木石，宁不感动，一饮一食，皆诵圣恩，以至旧来贫贱之民，近日饥寒之党，不待驱率，一归于盐，奔走争先，何暇为盗，人情不远，必不肯舍安稳衣食之门，而趋冒法危亡之地……”

　　三、现行盗贼中，不少是犯了重罪因灾年而免除死刑的。对这样的人，如果从轻或放回乡里，危害更大。因为明知可以不死，故一犯再犯。希望朝廷下令，命令基层官吏，对犯法的人认真审理，按其犯罪情节轻重，依法处置。凡罪行严重、伤害人命的，绝不可因灾年而从轻发落，以致宽严失误。尽量做到“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

　　苏轼知道，他这是超越本职上陈政事，所以在陈述的结尾，特别提到在宋仁宗天圣中期，京东一带曾发生类似情况，当时的密州太守蔡齐，曾请求仁宗皇帝取消盐禁，宋仁宗听从了蔡齐的建议，使密州等地百姓，平安度过灾年。苏轼不敢自比蔡齐，但神宗皇帝仁慈圣明，定会原谅他越职献言，赦免他狂谮之罪。

　　与此同时，苏轼又两度上书宰相韩绛，指出朝廷某些大臣说京东蝗不为灾，是一种欺骗。并坚决反对朝廷颁行的所谓有“革新创举”的《手实法》，苏轼以若干事实说明《手实法》对老百姓盘剥搜刮之残酷以及该法的危害。后来又上书老宰相文彦博，再论京东河北“盐法”之害。可惜的是韩绛没当几天宰相即被罢免。次年（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度入相，立即废除了《手实法》，将吕惠卿贬知陈州。文彦博是有名的老好人（活了九十二岁），深爱苏轼。他知道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担心将书信出示之后，会给苏轼带来伤害，只得将其束之高阁。

　　从杭州调到密州，与弟弟子由的距离近了，却是从江南的鱼米之乡，调到了胶西贫瘠之地，加上连年旱蝗相继，举目四望，遍野萧索。到任，苏轼便拾救了四个被灾民遗弃的孤儿，设法请尚可过得去的人家收养。此时的苏轼，虽然为官已经十九年，但我们这位大文豪一向拙于生计，领到薪俸，转手就花个精光，幸好朋友多，每天不缺酒吃。来到密州，与杭州对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且“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他欲求一饱，但“斋厨萧然”，哪像在杭州，每天都有享用不尽的美味佳肴。白天他与僚属们在都厅办公，午餐与晚饭的菜蔬还没有着落。这时，他是分外思念故乡白鱼紫笋不论钱的日子。大诗人越想越馋，忽然想起唐代诗人陆龟蒙的《杞菊赋》，枸杞的嫩叶、嫩茎、果实和菊花的嫩叶、花，都是可以吃的，味道鲜美又极富营养和医疗价值。于是便叫上通判刘廷式，沿着密州城内的废圃寻找，还终于找到了。真是“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食后他扪腹大笑，还自嘲道：“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

　　是啊！老家虽有薄田，但远在千里之外，尽管思乡心切，却是想回也回不去。何况太守此刻，携家带口，囊中羞涩。所以他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戏言自己说不定会像西河教授子夏和南阳郦县山谷中人那样，享有高寿呢。《抱朴子》中不是说，著花落水，居人饮之，可以活一百五十岁吗！而今，一些面对鸡鸭鱼肉生猛海鲜而无处下箸的人，不也正钟情于食花嚼草？至于是否长寿，得看各人的造化。他人造化如何，不得而知。然苏轼确有造化。在密州一年之后，他是“貌加丰，发至白者，日紧反黑”。这样一位穷郡代理太守，不仅“乐其民俗之淳，而且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一再感谢老百姓对他为政的宽容，甚至城西开了一朵牡丹花，他也要前往观赏赋诗，可真是“无所往而不乐”。

　　在杭州四处捕蝗，到密州仍然捕蝗，还要进山缉捕盗贼。杭州灾轻，密州灾重，相继数年，虽不是赤地千里，但去岁秋后，冬小麦下种才十有二三。渴盼今春好雨，竟又连续干旱，万般无奈，苏轼只好到常山求雨了。

　　不知是苏轼真的相信“天人合一”之说，还是他具有丰富的气象知识秘而不宣像诸葛亮那样深入民间调查了解之后而高设祭坛。总之，苏轼的“天人感应”都取得了效果，初在风翔，祈雨雨至，还留下一篇美文；在杭州也未让他的希望落空。任密州太守两年，他五次祈雨，向上苍陈述黎民百姓的苦难，呼吁给予同情和救援：

　　……惟吏与神，其职惟通。殄民废职，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余，其命如发。而飞蝗流毒，遗种布野。使其变跃飞腾，则桑柘麦禾，举罹其灾，民其罔有孑遗……

　　沉痛之极！苦难之极！

　　此举果真感动上苍。返城时“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当夜就下了一场好雨，“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旱情缓解则蝗灾缓解，蚕眠则蝗不复生……

　　熙宁九年正月，苏轼在密州任上叙迁祠部员外郎，升为正七品。为官二十年，品秩终于升了一级。十月，王安石二次罢相，永远离开了中央政权。十二月，苏轼奉命移知河中府，未到任。次年二月，改任徐州太守。四月下旬到达徐州，七月十七日，黄河决澶州，席卷曹村，水漫梁山泊（因多次被黄河河水灌入，此时梁山泊水面已达八百里，二十余年后，成为农民起义军的根据地），溢于南清河。八月二十一日，滔滔洪水，直逼徐州城下。

　　在徐州的抗洪抢险，是苏轼宦海生涯中最为生动精彩的一笔，也是他在十余年后身为三品高官，上书皇上和太皇太后请辞补外唯一谈及自己的政绩。洪水围困徐州，有钱人纷纷准备外逃，被苏轼劝阻：“你们一跑，民心不安，怎样保卫徐州？”他拄着拐杖，亲到武卫营，动员直属中央的禁军参加抗洪抢险。军官们被太守的决心和行动所感动，振臂高呼：“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军官士兵们一个个脱下军装，扛起工具，直奔抗洪抢险第一线。从戏马台至城尾，筑起一道长堤。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但是，河水还不停地暴涨，大雨又日夜不停。大水淹过护城的三道板桩，徐州城岌岌可危。苏轼将铺盖卷搬到城上，过家不入，率领官员们日夜分堵守护。灾情暂时安稳之后，担心洪水再来，苏轼急奏朝廷，请调民夫，与全城百姓增筑故城堤岸。直至十月，洪水逐渐退去。战略要地的徐州城，得以保全。

　　洪水过后，次年又遇春旱。老百姓告诉他徐州城东二十里，有一石潭与泗水相通，如果将雕刻的虎头置于潭中，可致雷雨。苏轼用其说，还写了《起伏龙行祷》，果然又得好雨。事后，他又亲赴龙潭谢雨。无比欣喜中，他一口气写了五首《浣溪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为纪念徐州军民抗洪斗争的胜利，苏轼在徐州东门外以黄土为基墙建了一座大楼，名曰黄楼。“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锸。黄楼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杀……”苏轼不忘黄楼，徐州人民不忘苏轼，世代相继，祭祷不绝……

　　这一年，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

　　期间，苏轼又两度上书皇帝。

　　难道宋神宗赵顼不知徐州乃南北要津，关系着首都及京东诸郡之安危？不知徐州是曹操、刘备、吕布三雄鏖兵之地？曹操集三十万兵马而不能夺其城？苏轼真是书读迂了，忘了君臣之间的大忌就是臣下向君王要权，而且要的是军权。苏轼深为京东诸郡的治安状况日趋恶化非常忧虑，他要求：一、再任三年徐州太守，让他进行综合治理；二、徐州现有的一千精兵太少，要求将南京（今河南商丘）新招的骑射两支部队归他统辖；三、让他兼领沂州（今山东临沂）兵马；四、准许他建立一支护卫矿山的民间快速反应部队。有一点他是看准了，即对土地赋税的强征暴敛，加之连年灾荒，百姓苦不堪言，青、郓及梁山泊周边的徐、沂、齐、鲁，迟早要发生大的动乱，其骨干力量是朝廷中被迫逃亡的军官和地方胥吏。此时，白衣秀士王伦已拥有小股武装力量，啸聚山林。后来这些水泊梁山好汉们，果真成为北宋政权的巨大威胁。他没有料到的是，他不上书还好，上书之后，他这徐州太守也就当不了几天了！

　　四个月后，苏轼改任湖州太守。

　　自熙宁四年六月苏轼乞补外郡，这八年间迎来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苏轼写诗，始于离别嘉州之时，父子三人买舟东下，走走停停，六十天到达江陵（今湖北荆州），共创作诗歌一百首，其中苏轼四十二首，展示了苏轼在艺术上的锐气。任职凤翔时，他便一鸣惊人。《和子由渑池怀旧》中的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立即传诵一时，“雪泥鸿爪”成为成语。步出京门，离开了政治风暴中心之后，其诗情更如泉涌。他歌颂西湖的秀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俄顷之间，变化开阖，随手拈来，尽得西湖神韵：“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哀民生之艰：“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把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汗流肩赪载入市，价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谷贱伤农，官府却要钱不要米，又因朝廷采用王韶的“平戎三策”，青壮男儿征调至陕甘与屡犯边境的西夏军队作战，使他由衷地赞美吴越之地留在家中的妇女的勤劳与坚强：“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沙鬓发丝穿柠，蓬沓障前走风雨……苕溪杨柳初飞絮，照溪画眉渡溪去，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何等健康美丽而又气度非凡。他见吴山纵横，辗转多姿，不禁思念故乡的锦江与峨眉：“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百年兴废，池台草莽，他将无限乡愁，寄予青山绿水：“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觅吴山横处来。”他举酒望月，思念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却因宦海风涛，兄弟阻隔，他欲行难行，欲止难止，“我欲乘风归去，犹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值此清夜，思念的痛苦使他难以入睡，无比惆怅，“起舞弄轻影，何似在人间”。人生的悲欢离合，如月有阴晴圆缺，谁也达不到完美境界，只有把这深深的思念与祝福，托付一轮明月和明月里的嫦娥，带给亲人。他忠于纯真的爱情，伤恸于王弗的不幸与早逝。十年来，每当月夜，他便望见故乡的那片松林；每至晨昏，他常在镜中看到她的倩影。一曲《江神子》，千百年来让世间无数多情儿女柔肠寸断：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古今中外没有比这更为凄婉的爱情绝唱！

　　苏轼所到之处，留下了惠民的政绩留下了诗歌，留下了永难磨灭的人文风景。“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苏轼以其清雄之气，在中国诗歌史上，构建了又一座艺术丰碑。

　　中国古代官员大多数都是文人。赵宋王朝重文轻武，科考更为完备，除世袭、保荐者外，想要进入仕途，都要经过各类多层的考试，所以一般都很有学问。他们最重视的，首先是文然后才是诗，即所谓“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纵览苏轼一生之作，诗词只占其十分之三左右。清人卞永誉说：“东坡先生以雄文直节高视一代，而其英伟秀节之气，发为翰墨者，姿态横生，锋颖遒劲，尤非时人所能及。”钱锺书先生在论及宋诗时说：“（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

　　苏轼应该是不在“多数”之中，钱先生称赞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堪称中国的莎士比亚，还说：“苏轼论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并说苏轼的文章“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由活泼，可是同时又很严谨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台湾当代大诗人余光中曾经感叹：在中国诗歌史上，四川人真是了得！一个独踞黄河（李白），一个占领了长江（苏轼）。

　　正如钱先生所说：“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一旦达到巅峰令后人难以超越，继之而来的要么窥其漏隙，补其遗阙，然后逐渐式微；要么另寻支脉，在继承中发展，求变创新，突破原有形式之囿，绽开另一朵奇葩。这，应该是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变。宋人学唐，但并未完全在唐人的脚后亦步亦趋。所谓“盛唐隆宋”，宋之“隆”着重是词，宋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艺术形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词，萌芽于公元五世纪的南朝，形成于唐，盛行于宋。词，是合乐歌唱，又称为曲、杂曲或曲子词；又因其句子长短不一，又叫长短句。词至北宋诗人柳永，为之—变：他开拓了词的境界，并大量制作慢词，扩大了词的篇幅，又以大量生动口语入词，使词在北宋广泛流行。至苏轼时，为之再变。词之于苏轼，显然已非“诗余”，他进一步开拓词的境界，凡诗能写的，皆可入词，使词突破了从前狭窄的音律藩篱而独立存在、纯诗歌化，并成为开创豪放派的鼻祖，不但“天风海雨逼人”，更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象，“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而且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如果说宋词是一座瑰玮的艺术宝塔，垒砌塔身的是“花间”、后主、柳永之流，而登上顶峰的则是苏轼和辛弃疾。

　　尽管苏轼一辈子三分之二的岁月是过着官吏生活，但他却毕生浸淫在文学艺术生活里。诗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甚至为自己制订过“日课—诗”的要求。就整体而言，宋诗不及唐诗，不是宋人缺少天才，而是时代不同，两个王朝的政策不同。造就唐诗的高峰，李白杜甫的出现，恰是唐代动乱时期，生死祸福，常在瞬息之间，由承平到战乱，安处和流亡，变幻莫测，而北宋社会在徽宗之前是相当的稳定；其次是唐可以以诗取仕，宋则要加考策论、春秋对义和明经诸科；唐代社会生活很开放很浪漫很自由，宋代（特别是在理学兴起之后）很规矩很严谨很呆板。最根本的是唐人的气度与胸怀，其博大与宽广是宋人根本无法比拟的。正所谓“万国衣冠朝长安”，盛唐的李白杜甫，可以指陈开元、天宝时事，中唐的元稹白居易竟在诗里直诋当朝，甚至挖苦皇帝的祖宗。赵宋王朝的高度中央集权却没有给知识分子这种自由，而且到处是朝廷的耳目，即便是你远在天涯海角，你的一言一行，也被监视着，稍有不慎，即遭罹难。虽然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待到六百年后所谓的“康乾盛世”，更是一字犯禁，株连九族。

　　文与可十分了解这位才华横溢的表亲兼好友。诗，已经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要他不写诗，等于要他的命。文与可之所以告诫苏轼“西湖虽好莫题诗”，意思是：诗可以写，寄情于山水之间，放歌于湖光之外，亦未尝不可，切不要提起笔来，动辄便“散我不平志，洗我不平心”，一开口就是“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甚至“要将百篇诗，吐我千丈气”，借诗指陈时事，议论朝政。这气，是可以随便吐的么？文与可虽是画家，比较胆小，但头脑却十分冷静，对当前形势比苏轼看得清楚，尽管赵宋王朝重文轻武，包括在位四十二年“恭俭仁恕、出于天性”的仁宗皇帝赵祯在内，曾集天下英才，但赵宋毕竟不是李唐，以苏轼的性情，不能不担心他会闯下大祸！

　　但，苏轼不以为然。

　　苏轼心中，还挽着另一个结。

　　所谓“贪恋薄禄”，在苏轼，是句托词。他果真要是计较，只需不必率性而为，即可步步高升。包括后来官至三品，却一直领取的是七品的俸禄。那时，他只要使个眼色，换个表情，便可担任宰相。苏轼认为，自己不是战国时期的冯谖，早已官职在身，只有“君恩未报”之心，而无“弹铗悲歌”之叹。他坚信宋神宗赵顼是一位具备“九德”的英明君主，只不过一时被某些“群小”所包围而受蒙蔽，虽然自己的奏议未被采纳，他可以换一种方式，以民间百姓的疾苦和呼声，上达天听，促使皇帝早日清醒。他想起皇上亲切召见同他的一席倾心交谈，认定这位有大抱负有大作为的皇帝，一定能像《尚书·无逸》中所说的：“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弗啻弗敢含怒’。”即敢于承认错误并切实改正。即便是自己有某些过激的言辞，诗中语多怨刺，皇帝也会明察秋毫，看在自己乃是忧国忧民一片忠心而原宥他的用词不当。这，早在熙宁四年已被证实，何况今上“天纵文武”，而苏轼作为孔孟的忠实信徒，坚信自己的诗歌，既然能脍炙人口，必可为君王“革非”，纠察“蠹政”。皇上虽不是尧舜，也该是文武成汤或汉文唐宗，必会反躬自省从善如流，再造一个“文景之治”或“贞观之治”的升平气象！

　　于是，自奉诏补外开始，无论是通守杭州还是郡守密州、徐州、湖州，苏轼尽吐心中“千丈之气”，充满自信地无拘无束一路写来，既“谏政令之弊”，又“陈饥馑之臻”，痛快淋漓。离开首都，他原想借此避谤，结果几乎以诗害命。

　　一个阴谋，早在策划之中。

　　现在时机到了。

　　元丰二年七月，御史台的皇甫遵带着一班横眉竖眼的衙役来到湖州。上任不到四个月的苏轼，当场被捕，解送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