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初到凤翔，立志“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但又“三年无日不思归”，“望乡心与雁南飞”。因丁父忧回到故乡，却又“未曾报国惭书剑”，时刻心系庙堂。早在嘉祐八年，苏轼曾力主革新，消除“三患”。未料四年后，他竟成为反对新法的主将，卷入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两年来，朝中重臣因议新法而去官者，多达二十七人。面对已开始强力推行的“熙宁变法”，苏轼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中国读书人惯用的“奉身而退”，跳出这场风暴的中心。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冬，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二十六岁的苏轼从此步入仕途。

　　当时中央政府派遣给他的差事是主持凤翔府判官厅事，即在知府和副长官通判的领导下，分掌理欠（为朝廷催收百姓欠下的钱物）；兼掌六曹文书；负责编木为排，东下渭（河）黄（河），以供皇室和朝廷之用；组织运送粮草，以济边防部队之需；参与每岁大河之防，考察审定贩务不蠲之税。通过交接，他看到民业之艰难脆弱，破产如春水之疾，百姓所欠朝廷钱物之多，至今收回的尚不足百分之一。使他深感“救之无术，坐以自惭”。

　　以苏轼之才，处理这些行政事务，可说是游刃有余。他向朝廷表态：“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

　　在理欠中，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实，他将百姓无力还欠，所受鞭笞之苦，生计之难，如实向州府长官和朝廷呈报。赵宋王朝在实行政府职权时也三权分立：中书管政事，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税。三部门首脑直接对皇帝负责。由于朝廷省部曹官的怠惰，久拖不决，他亲自给时任三司使的大书法家蔡襄写信，向三司力陈：“官吏上下，举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于条宪，势不得释。”并特别指明，“今诏书且已许之，而三司之曹独不许”。恳请蔡襄“独断而力行之”，尽快批复，“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归安其藜，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让老百姓“歌咏明公之德”，感受朝廷的布告不是空话而取信于民。在奉诏减决囚禁时，他先到宝鸡，然后东向，经虢、郿二县入太白山，又循终南山而西到周至县，仅仅用了七天，便审决了多年积案，当免的免，该放的放，以维护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稳定。是年三月，凤翔大旱。苏轼决囚归来，又立即投入抗旱救灾之中，他巡查灾情，祝文求雨，其虔诚感动上苍，还真让他将雨“求”来了。瞬间“二麦垂枯，立时复起”。这件带有某种神话色彩的传奇事件，令苏轼激动不已，于是喜雨名亭、一挥而就成千古名篇。嘉祐八年三月，仁宗驾崩，朝廷为建仁宗圣祠，施工紧迫，苏轼组织采集木料，东运汴梁；八月，西夏入侵陕甘边境，苏轼又“飞刍挽粟，西赴边陲”，以解边事之危。而且从他自边关和子由的诗中，人们发现，他还是一位百步穿杨的高手。

　　苏轼是一个闲不住喜欢结交朋友的人。尽管他不顾劳累完成了诸多事务，尽管他在凤翔修建了自己的官宅，院中还种了数十种奇花异木，生活上亦有贤妻王弗相伴照料，他仍感“冷官无事屋庐深”的寂寞，因此常常借闲空出游，或追寻先贤圣迹，或纵览秦岭风光，感沐民风，体察民情，尤其喜欢在名山古刹中流连。期间，还与来访的商洛县令章惇同游，途中，还遇见了老虎……

　　凤翔，虽是中华人文发祥地之一，但自上古至今，历经无数战乱，生态环境极差，从开始就给苏轼留下不好的印象。想想眉山，“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而此地却是“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泔，就是淘米水。宋代汉中地区行政区划归四川管辖，终南山南麓，便是蜀地。自到凤翔，他就日夜思念家乡和子由，“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甚至还想起儿时与子由去逛眉山蚕市，既感蜀人维持生计之艰，又叹蜀人沉迷游乐之闲。更令他惆怅的是回忆起童年“废书走市”，争看热闹的情景，叹故乡之远离，流年之易逝。进入终南山，尤其是走到诸葛亮当年拥骑而出的斜谷，一般的蜀人，到此皆有思乡之情，更何况苏轼这样的多情之人：

　　……

　　门前商贾负椒荈，

　　山后咫尺连巴蜀。

　　何时归耕江上田，

　　一夜心逐南飞鹄。

　　思乡是真情，归耕是假话。

　　壮志未酬的苏轼，此刻怎么会归隐。虽然亦有“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诗句，只不过是蹈袭千古文人那种清高情致而已……

　　按照宋代官员管理体制，由中央直派的京官赴外地任职，三年期满，必须回朝，另行安排。期间，因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皇帝大赦天下，赏赐群臣，苏轼由大理评事，覃恩转大理寺丞。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正月，苏轼罢任回朝，入判登闻鼓院（当时中央政府设置的官员民众来信来访接待室）。这时，苏轼差点一步登天。

　　据《宋史》记载：“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于是，苏轼改任馆职。进入了国家史馆的苏轼，得以阅读馆藏典籍，以及皇家收藏的各种珍本手稿和名画，为苏轼后来担任礼部尚书，在文学艺术上登上一代高峰，奠定了更牢固的基础。

　　得任馆职，是当时大多数官员梦寐以求的事。因为是在皇帝身边，靠近中枢。日后平步青云，此地乃是最好的台阶。

　　然而，人生的幸与不幸，常结伴而行。苏轼之幸，不仅是他进入史馆，更重要的是他自幼最为钦慕的当代四位名人中，结识了三位（韩琦、富弼、欧阳修）。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见到范仲淹。他考中进士时，范仲淹已过世十五年。所幸的是，他和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哲宗时曾出任宰相），成为莫逆之交。

　　不幸的是，刚到而立之年，敏而好静的王弗，竟离他而去；次年四月，父亲又病逝于京。英宗闻而哀之，赠银一百两绢一百匹作为丧仪。宰相韩琦亦送银三百两，副宰相欧阳修送银二百两。苏轼皆婉言谢辞，求欧阳修为父亲写了墓志铭，求英宗皇帝按宋代官吏管理制度，为父亲赠官。宋英宗不但答应了苏轼的请求，封赠苏洵为特赠光禄寺丞（因苏洵未经过科考没有“出身”，最高级别只能到此），并下诏有司，备船载苏洵及王弗灵柩，特许由汴河转淮河沂河到扬州，沿途派军士护送，溯长江而上，运返眉山。仅此，不难看出宋英宗赵曙对苏轼的器重和期待。

　　可惜！这位明哲之君，从继位以来，一直重病缠身，在位不到三年就驾崩了。公元1068年，决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赵顼即位，一场所谓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力挺变法的新党与坚决反对变法的旧党的斗争拉开了序幕，并由政见不同而上升至道德层面，进而转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党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王朝的崩溃。

　　苏轼二次还乡，已少了七年前那样浓厚的游兴。他一方面潜心著述，一方面研习绘画。人们都知道苏轼的竹画得很好，其实，苏轼是一位全才，除去山水，还是画人物肖像的高手。张方平知益州时，苏轼就为他画像并存放于成都净众寺。后来，因“乌台诗案”苏轼下狱，张方平为保苏轼“抗章为请”还受了处分。

　　苏轼居家服丧的最后一年，宋神宗召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开始酝酿变法。其时，陆游的曾外祖父唐介担任宰相。唐介也是一代耿介爱民的名相，在《宋史》中与包拯同列。唐介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经常当着皇帝的面之与争吵。王安石善辩，皇帝又倾向于王安石的主张，唐介愤怒之极，疽发于背而薨。病危时，神宗前往探望，止不住热泪横流，吊唁时又大哭了一场。只是远在眉山的苏轼，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细节。

　　是年十月，苏轼服丧期满之后，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润之为妻。十二月奉诏还朝。临别依依，苏轼对故乡眷恋之情，油然而生。妻弟王淮奇等一干亲朋好友，在送别时，相约以种荔枝树为期，等待苏轼回归眉山。但自此离乡，苏轼再未返回故土。多年以后，苏轼每当忆及当年情景，不禁潸然：

　　故人送我东来时，

　　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

　　犹作江南未归客。

　　未料因变法而掀起的政治风暴如此迅猛。

　　在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剧烈的改革共计发生了三次。其第一次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第二次是汉武帝刘彻，第三次是西汉末年的王莽。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的变法，是第四次了。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功过，千年至今，仍争论不休，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又因《神宗实录》的多次改写，王安石的七十本日记莫名其妙地消失，许多政务的演变过程连事实也不清楚。唯一的共识是双方都承认王安石学识渊博，品格高尚，只是性格执拗，生活上不讲卫生。据说他经常不洗脸，吃完饭用袖子一擦，双袖油渍，锃锃发亮。身为宰辅，如此邋遢，按照儒家“内修其心，外正其容”的标准，王安石显然不合格。有一次皇帝设御宴招待群臣，太监端上一盘鱼饵，他以为是小吃，抓来塞进嘴里，瞬间风卷残云一扫而光。据说，仁宗皇帝当时很不高兴，王安石也由此未得重用。亦有学者认为，王安石的思维太超前，超前了一千年。北宋年间竟在中国进行金融财政体制改革，可在当时，中国连银行的影子都没有。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奇人，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同时也是一位怪人。

　　按说，苏轼是不会反对变法的，在基层工作三年，他对宋代自开国以来的体制和政策所存在的各种弊端有着切身的感受。哀民生之艰，伤百姓之苦，苏轼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与吁叹：

　　孤村渐雨逐秋凉，

　　逆旅愁人怨夜长。

　　不寐相看惟枥马，

　　悲歌互答有寒螀。

　　天寒滞穗犹横亩，

　　岁晚空机任倚墙。

　　劝尔一杯聊复睡，

　　人间贫富海茫茫。

　　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的大兴土木，连年不断的西北用兵，连年不断的劳役苦差，老百姓饿得连木材也抬不动了：

　　……

　　桥山日月追，府县烦差抽。

　　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

　　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

　　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

　　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

　　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

　　……

　　自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签订“澶渊之盟”，宋、辽双方友好相处，边境安宁，就连镇守三关的名将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被调往陕甘，先后在范仲淹、韩琦麾下对付西夏，守卫边防。数十年歌舞升平，使这位被史家称为仁君的赵祯，十分满足于现状，对太祖皇帝开国以来体制存在的积弊漠然视之。然而，“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的苏轼，以古鉴今，洞察了在所谓太平盛世掩盖下将要导致国家势衰危亡的迹象，发出了“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的警告！

　　因此，在宋仁宗嘉祐八年，苏轼又再次提出应对开国以来数十年一成不变的体制和政策重新审视、修正，以尽快革除“三患”。所谓“三患”，一是兴建宗庙祠馆过多，军费开支过大，百姓劳役负担过重，造成国家财政匮乏；二是养兵百万，却又战不能胜，守不能固，兵制亟须改革；三是官吏的选拔、任用、奖惩、监督，制度不尽合理（只拿高薪而不干事的冗员，竟占了三分之二），加之存在某些漏洞，致使一些宵小之徒得以投机钻营，混进了不少贪官污吏和尸位素餐之辈，从上到下，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腐败队伍。

　　早在此前，忧国忧民的苏轼，就曾有全面充分的陈述。嘉祐六年，苏轼自川返京，等候朝廷分配时，因“天子将求直言之士”，他曾将自己的五十篇论谏送呈宰相富弼，并由舍人知谏院杨畋“奏于天子”。在这五十篇文章中，一半是策论。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在政治、军事、财政等诸多方面的积弊，并提出了纠正这些积弊的办法。现在，他更为殷切地期望朝廷早下决心，“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以期尽快改变“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财之未丰”的危险局面。未及而立之年的苏轼，这时已充分展现力主改革的政治家气度。

　　可惜，上述制策奏陈，均杳无音信。

　　究竟是何原因，不得而知。

　　宋仁宗赵祯自十二岁登基，五十三岁驾崩，在位四十二年，直到后期，才似有所醒悟，又下诏“举直谏之士”，但是否真有决心敢于进行改革？或是有心而无力，或只不过为了表示天子圣明，做做样子而已？如果真想改革，在他盛年之时，当年尹洙、宋祁等诸大臣的奏议就应高度重视，范仲淹施行的“庆历新政”，也不会初行即废。事到如今，“举国欢虞如也”，因循苟且，已相习成风，即便天子和个别大臣有心，还能改得动，革得了么？至于宋英宗赵曙，成天抱着药罐子，可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苏轼呕心沥血的一系列治国安邦之策，是否上达天听，朝廷重臣们是否看过，也令人怀疑。

　　但一向刻苦好学，读书时常通宵达旦的王安石可能看过，否则，不会在苏轼数次上书神宗皇帝（熙宁四年）之前，便有“公与介甫（王安石）议论素异”之说，并因此对苏轼的官职抑置。然而，历史也经常捉弄人，也许是个性使然或是巧合，苏轼所说的三点要求，恰是王安石在实施新政时的行为方式。然而，苏轼的前提是：祖宗之法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某些弊端早已凸显。因此，对其早已过时和错了的应予删除，欠当的要加以修正，缺失的则应补充。而不是彻底改弦更张，推倒了重来。尤其是在制定新的政策和准备实施前，首先要有一个全盘规划和相应的配套措施，既要果敢专一，又须循序渐进，切忌一刀切，切忌头脑发热，考虑尚未成熟便强行全面推开。由此，尽管王安石在其后的变法内容上大体涵盖了苏轼所虑的“三患”，但因双方对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同，改革的方式方法相异，特别是对官吏任用的分歧，苏轼着重强调，改革是否能够成功，关键在于选用的官吏是否贤能（后来王安石对此也深有同感），以及各人所在的群体（包括感情因素在内）影响，致使两位伟人一度疏远甚至对立。

　　熙宁二年，变法之议已趋激烈。熙宁四年一月，苏轼改任告院监官（为被任命官员制作委任状的机构）。司马光和新任宰相陈升之先后举荐苏轼为谏官均告失败。如此现状，正应了此前他自己的诗句：“材大古来无适用，不须郁郁慕山苗。”如此差遣，他正好借此闲散之机“闭门观物变”，研究一下新法，了解民情，观察政坛风云。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要不把官员的委任状填错就行了——不该你过问的事，操那样多的心干什么！他趁此闲散之机，与表哥、大画家文与可研习书画，与蜀僧乡友结伴相游，与志趣相近的同僚诗酒酬唱。即便孑然独行，亦可“行乐及时虽有酒，出门无侣漫看书”，以免“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又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人生识字忧患始”。

　　苏轼这句人生感叹，道出了千百年来大多数中国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人生当识字，识字的目的是为了读书，读书之目的是要增长知识和明理，进而则辨别邪正是非。既有深厚的学养又有深刻的判断力，就成了知识分子。既然你是知识分子，读圣贤书，因此，是非既明，则喜忧俱来。事不合理又大行于世，则忧患必结于心。所以，让他“闲”，他是闲不住的，即便一生吃尽苦头，他也不会“安分”。

　　熙宁三年三月，朝廷举行“速试策考”，苏轼被临时任命为编排官。当他发现考官吕惠卿等欲取消科举之法，十分愤慨，即作《拟进士对御试策引状》上奏皇帝，阻止了吕惠卿的行径。十年后，正是这位“怀张汤之辨诈，有卢杞之奸凶，诡变多端”的吕惠卿暗中作祟，欲将苏轼置之死地！

　　从此，苏轼不再沉默，卷进了风暴中心。

　　王安石拟罢科举，神宗犹豫，下诏两制、三馆议论。苏轼具状以陈，皇帝阅后，若有醒悟：“吾固疑此，得轼言，意释然矣！”当天召见苏轼，要求苏轼对当今政事得失，即便是皇帝的过错，皆可直言不讳。神宗皇帝的信任和诚恳，深深感动了苏轼，他也就直言无忌——在称颂神宗皇帝“天纵文武”，自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之后，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因而出现了不该出现的混乱局面，希望今后能够“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听后悚然，对苏轼说，你所说的三点，我要好好考虑，只要你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皇帝说得明白，要苏轼为他分忧，而且下了口谕，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不要隐瞒，可以直接报告。

　　苏轼离去后，神宗皇帝把他俩的谈话毫无保留地对朝臣们讲了，立即引起因追捧新法而锐进的新贵们的不满。但王安石很冷静，他认为苏轼的话有道理，应该引起警醒和反思。熙宁五年，王安石在《上五事札子》中，谈到变法的成败时，对神宗皇帝说：“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又说，“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这位拗相公后来之感叹，不正是此时此刻苏轼对皇上的告诫吗！可惜的是那帮借王安石肩膀爬上去的“希功幸赏之人”羽翼已经丰满，而王安石又是一位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直到两年后走不下去了，罢相还乡，任职南京。后来，背叛出卖王安石的，也正是那帮“希功幸赏”之流！

　　宋代的官员管理制度虽袭承唐代，但为确保中央集权，赵匡胤动了不少心思，巧妙地进行了改造。首先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因此也没有实质上的一品大员，封赠只是虚衔，待遇仍是二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宰相）”常设二至数人，“参知政事”（副宰相）若干人，另外还有“翰林学士知制诰”（内宰相）。权力分散，让你身在其位却摸不着北，而真正的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上。同时将军政大权分开，政府部门的兵部（国防部）是虚职（苏轼后来就曾任国防部长，几乎没上过一天班），协助皇上负责兵事的是枢密院。枢密使和副使与宰相副宰相同级，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的军事首脑，一律由文官担任。同时将将帅与部队分离，造成帅不知将，将不知兵，互不相习，一旦发生战事，才临时组合，统帅亦由文官担任。兵又分为三等，大量的精锐部队集中于京师及其周围，称为禁军（《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禁军的军事教官），待遇极高，长期娇生惯养，而又蛮横；其次是驻扎在各路、府、州的部队，称为厢兵，也是由中央直派的文官统率管辖。这些兵大多是禁军中淘汰下来的，接近老弱病残；再其次是“乡兵”，即县大队，归县令管辖，待遇极低。此种体制的创立是赵匡胤担心军权如果落入武将手中，也学他来个“陈桥之变”，“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夺国于孤儿寡妇手中，日未旰而事已毕”。然而，其后果却是养兵及防务开支占去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军队的数量从立国时三十多万人增至一百三十余万人，却又毫无战斗力。因为这些人当兵的目的，就是为了“吃粮”，所以有学者说：“宋、明两代之兵，是吃国之兵而非卫国之兵，甚至是扰民之兵。”正是此种现状，引起了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的深切忧虑和严重关注。

　　赵匡胤还实行了很独特的官、职、差遣三者分立的制度。官，即品秩高低、俸禄多少，与权力责任不一定相关；职，是荣誉称号；差遣才是实际职务，一般不超过三年必须改变。品秩也按一定时期叙迁，但并不意味提高级别。初入仕时，还要分有无“出身”。例如苏轼因有“出身”（考中进士），品秩是大理评事（正八品，但属于试用期），三年后叙迁殿中丞（正八品），再叙迁太常博士（依然是正八品）；如果“流外出官”，太常博士有“七选”，可出任通判等职。凡此种种，构建了一套非常严密完整而又复杂的管理程序和管理系统。虽奖惩含糊，却可相互制约。

　　皇帝对苏轼的赏识，引发了“希功幸赏”锐进之辈的不悦和忌恨。为不让苏轼清闲，他们决定“以多事困之”。于是派遣苏轼兼任开封府推官。苏轼是何等精明干练，繁难的刑讼事务非但没有困扰住他，反而因“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因新法推行，官府投资垄断市场，价格由官员自定，并由官员亲自督卖。批发商从此消失，零售商无由进货，首都开封街头，居然有官员摆摊卖冰块果品。上元佳节将至，政府竟下令将商人从浙江贩来的灯笼，贱买贵卖，垄断整个灯市，弄得首都民怨沸腾。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了，谨记皇上口谕“治乱无隐之命”的苏轼，当即密奏皇上。神宗阅奏，立即下诏收回成命。苏轼闻诏，惊喜不已，感动得热泪盈眶：“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他。”

　　鉴于五代时期的清谈误国，在赵宋王朝的倡导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的鼓舞下，儒学再度兴起。士大夫们既向往孔子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自在、清高和潇洒，同时又竭力追求孟子“养吾浩然之气”，以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人生应大有作为的奋进精神。如果说王安石是以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苏轼所倚重的则是孟子的“民为本，君为轻，社稷次之”的初级平等的民本主义，他认为政府的行为应该是行仁政、轻刑罚、薄税敛。两者因政治哲学观念不同从而造成双方政见各异。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既然皇帝不该颁行新法，他理当进谏。何况还身负皇上“虽有过失，指陈可也”的重托。

　　于是经过认真思考，苏轼写了近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指陈新法之弊，并向皇帝建言希望宋神宗重视“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如非心存偏见，苏轼所陈，值得为政者深思。如：一、不应违反自然规律，在汴水的黄河故道筑圩造田，种植水稻。自古以来，汴水浊流，一岁一淤，三岁而满，自生民以来，不以为稻。万一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提议者之肉，于民何补？二、在“两税”之外，不应再向百姓强行摊派“雇役费”，加重农户负担，尤其是“女户单丁”。因为他们“乃天下民之穷者，古之帝王，首务恤此”。而皇上富有四海，难道竟忍心不体恤他们？三、“青苗放钱，自昔有禁”。朝廷不该废常平之法而行青苗法，且以二分之息，向穷人放高利贷。因为“愿请之户，必当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倘若到期不能还贷，官府势必追缴，追缴不得，必然施之以刑。鞭挞已急，民则逃亡，所欠则均摊于邻保，造成全国各地“愁怨之民，哭声震野”。官吏们为邀功请赏，再层层增摊，擅自提高利息，后果更将不堪设想；四、官府不是商贾，怎可从国库中拨出五百万缗（一千钱为一缗）做生意与商民争利，用官府权力，贱收贵卖，垄断市场。为此还增设新的机构，养活一批专职官吏。此种“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之策，必导致贿赂公行，腐败丛生，商贾不行，盗贼滋炽，乃至天下大乱！凡此种种，皆有悖民心，非长治久安之策。

　　他恳请皇上，应注意“厚风俗，存纲纪”。并建议：一、朝野上下，不能成天只说钱，还应讲道德、立诚信。道德民风，如人之元气，一旦伤了元气，必然早衰夭折。“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就能使国运长久吗？二、安邦治国，不应采取严刑峻法，而应提倡教育疏导。“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唐德宽宏”，“庶几贞观”。如果“使其民知其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三、朝廷不应广置耳目，暗中监视各级官员。这样会造成“人自不安，各图苟免”，长此下去，绝非大宋之福；四、各级官员的选拔任用，应重实绩，做到用人有序。切不可“一言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以防“好利之党，相师成风”；五、应重视言官的选拔，培养他们敢于“常随天下公议”的直谏品格。即便说错了，也应像仁宗皇帝那样，“未尝罪一言者”。否则，“若平居而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一个政权，言路不通，甚至对不同意见者加以镇压，恐怕离垮台也就不远了……

　　然而，书呈禁中，竟似泥牛入海。

　　苏轼急了，又再次上书神宗皇帝。

　　苏轼所在单位，是史馆而非谏院。他之所以敢于直谏，不过是神宗皇帝私下的口谕而已。历史的教训应该是知道的。细数中国历史，因直谏而被处死的官员多达数百人，有的甚至被当庭腰斩。还有不怕死的，进谏之前先在家里做好棺材。历史上哪有什么真正的明君。所谓的明君，只不过是史家和学者理想。开明如唐代，如果不是长孙皇后的机敏，唐太宗几乎杀了魏徵；三朝元老长孙无忌因反对武则天封后，流放黔州，被逼自杀，而当时的皇帝陛下正是他的亲外甥唐高宗李治。孟子的豪言除了“君有大过则谏”之外还有下半句，“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那是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待天下一统，在皇帝面前，谁敢出此豪言？可怜中国的读书人，居然忘了孟子所说的另一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苏轼明白这些。所以，上书时行文十分谨慎，写了撕掉，撕了又写，三易其稿，二千字左右的奏议写了将近一个月，并首先在奏议中讲了一通禹汤秦汉圣明君主从善如流，闻过即改的故事。前次上书虽然有十余处批评皇帝，但情绪平和，言辞委婉。而此次《再上神宗皇帝书》不同，因急切，情绪变得激昂，言辞变得尖刻。竟敢批评皇上，明明知道错了，却不愿彻底改正，甚至还要求皇上限期改正。如此犯颜直谏，苏轼也充分做好准备，甘冒被砍头的危险！

　　苏轼的这些奏议，正如后人评价：“苏氏之言，高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礼；下者指陈利害，而贴近人情。其智识才辩，谋为气概；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苏轼的两次上书虽然神宗皇帝始终没有回应，却引起天下轰动。苏轼不是反对新法的领袖，但其上神宗书，则被反对新法者视为“圣经贤传，谓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成了他们的纲领和经典。王安石看到，当然不是很愉快。这位“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拗相公，平时尽管爱冒火，这时仍是冷静的。因为奏议所陈，是个人政见，并未借此进行人身攻击。同时苏轼所言，并非不无道理，其担心者，恰是自己之所忧虑。何况对新法，苏轼并未一概否定。苏轼太有才了，纵是斥责之作，也是文情并茂，让你兴趣盎然不忍释卷。真正让王安石生气的，是批评王安石一再赞扬神宗敢于独断从而得到皇帝的信任。苏轼在《考试开封进士发策》中，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代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质问、启发神宗。于是“荆公（王安石）之党不悦”，以御史谢景温为首的“新党”，乘机诬奏苏轼“过失”。参劾苏轼兄弟送父亲灵柩返川时，因有官府卫兵沿途护送，一路贩卖私盐。苏轼也不争辩，让他们去调查，结果是“穷治无所得”。然而，此事充分表明，已窃踞要津的“希功幸赏”之徒，已开始对他下手了！

　　自熙宁二年以来，因争议新法而去官者，宰相副宰相六位，御史十二位。有的退休，有的外调。包括反对派首领司马光，也离职折返西京洛阳，专心去编他的《资治通鉴》，而且一去就是十五年。既然冒死直谏皇上都不听，再说也无用。小小一个直史馆员，能挽狂澜于既倒？意气怏怏，深感孤独的苏轼，只好选择读书人惯用的“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要求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官。

　　按照宋代官员的考绩和叙迁制度，苏轼补外可以担任太守，皇帝也有此意，但权臣们不赞成，只派他担任偏郡判官。任命送呈御案，神宗皇帝朱笔一挥，改派苏轼任杭州通判。从某种意义上讲，宋神宗赵顼，还算是一位心胸较为开阔的皇帝。

　　他，跳出了风暴的旋涡。

　　苏轼天生是个乐观主义者。上书得罪了皇帝，虽然不会像他自己在奏折中所言那样“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至少也要被贬谪，未料却将他派往风景如画的杭州。只是他忘了，他背后还有一双双阴毒的眼睛，盯着他的背影，盯着他手中的那支笔。

　　旁观者清。离开汴梁，大画家文与可以诗相送，谆谆告诫他这位才华横溢而又任性率真的从表弟兼好友，到杭州后千万注意：

　　北客若来休问事，

　　西湖虽好莫题诗！

　　然而，苏轼却毫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