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双重工会主义”到“打入劳联内部”

　　在“红色恐惧”的反共浪潮过后，对于刚刚组建且处于地下状态的两个共产主义政党来说，如何有效地在劳工阶层中开展工作，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成为他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毕竟，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否赢得劳工阶层的支持决定着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

　　一战后，受当时国际革命形势的影响和基于对美国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号召工人开展武装斗争上。虽然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参与了一些罢工活动，但差不多都是高谈革命口号。由于单纯强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忽视了当时美国劳工阶层的实际要求是改善工作和工资条件，因此导致共产党人一开始便脱离于工人运动之外。

　　在革命转入低潮且共产党人又蔑视议会斗争的情况下，工会就被视为开展工人运动、争取工人群众的理想工具。因为在共产党人看来，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一向都是革命的主力军和潜在力量。但此时，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在劳工阶层中的影响力还极为微弱，主要力量集中在纽约一些小的独立工会中，而这些工会总计只有2.5万会员。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开展工会运动才能有效争取工人群众呢？对此，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人间最初有着不同认识。

　　当时，在美国主要存在两种工会组织形式，一种是行业工会，即只限于同一行业工人参加的工会。行业工会从一开始便是熟练工人的组织，以1886年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以下简称“劳联”）为代表。在工会主席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的领导下，劳联奉行改良主义路线和阶级合作政策，认为劳资对立是不必要的，资本和工人是相互依存的。由于工人贵族是它的社会基础，因此它的斗争目标仅限于在现存制度下组织工人开展争取日常经济利益的斗争，反对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反对任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动。到一战结束时，劳联已拥有400万以上的会员，成为美国影响最大、力量最强的劳工组织。

　　另一种工会组织形式是产业工会，即工人不分职业、种族、政治倾向或行业，只要是某一产业的工人，都可以加入的工会，以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为代表。社会党内以尤金·德布斯和威廉·海伍德（William Haywood）为首的左派和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Labor Party）领导人丹尼尔·德里昂（Daniel De Leon）是该组织的缔造者。他们反对劳联的阶级调和政策，主张双重工会政策，即拒绝在类似劳联的保守工会中开展工作，而是建立包括非技术工人、黑人工人、女工在内的、以阶级斗争的革命原则为基础的产业工会。但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否定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认为工会不采用革命方式，只要组织工人进行总罢工，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取得生产管理权。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在极盛时期拥有会员10万人。但是，由于它在一战期间反对美国参战而受到威尔逊政府的镇压，很快便衰落了。到1924年，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基本瓦解了。

　　在不与任何改良主义组织合作的思想指导下，美国的两个共产主义政党最初都反对在现有工会、特别是像劳联这样的保守工会中开展工作，主张推行双重工会政策（Dual Unionism），即“提倡建立对抗性的工会组织”，以取代或摧毁保守的工会组织。

　　由于当时双重工会主义是一种国际性思潮，不利于各国共产党人广泛争取工人。因此，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根据列宁的意见，确定了欧美各国共产党工会运动的新方针，即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组织小的、严密的、革命工会的宗派主义路线，而推行在现有工会中开展工作以争取大多数有组织劳工的政策。根据共产国际有关工会工作的新路线，美国共产党人开始将工会工作的重心转入劳联之中。这一政策转变，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一个重要影响，它将当时美国重要的工会运动领导人威廉·福斯特争取了过来。

　　2.威廉·福斯特与“工会教育同盟”

　　福斯特生于1881年，早年先后加入过“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和“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过多次罢工运动，是美国著名工会领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福斯特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他从激进的工会主义逐渐转向共产主义。

　　福斯特认为，美国的劳工运动与欧洲相比是落后的，双重工会政策只会导致工会运动脱离大多数工人群众，因此他主张在劳联中开展工作，反对双重工会运动。在福斯特看来，保守工会与激进工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发展产业工会运动，而保守工会只不过走的是“渐进的”、“无意识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通向产业工会运动的道路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各个同业工会独立行动；第二阶段，各个同业工会组成联盟；第三阶段，这些工会将按照各自的产业融合为一个联合组织。第三阶段将直接导致产业工会运动的产生。这个过程结束后，将会出现革命运动。因为工人的力量和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增长，这使他们能够利用自己巨大的组织力量反对雇佣阶级，结束工资制度。为此，福斯特于1920年在芝加哥组织成立“工会教育同盟”（Trade Union Educational League），目的是逐渐教育和动员保守工会中的普通会员转向激进。

　　虽然福斯特的分析较为符合当时美国工人运动的现状，但共产党人最初轻视福斯特的“打入内部”政策。不过，随着共产国际工会政策的转变，消除了美国共产党人与福斯特进行合作的障碍。当共产国际组织新的国际工会组织——“红色工会国际”（Red International of Trade Unions）时，福斯特受邀参加了1921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这次会议不但最终确定了在保守工会中开展工作的政策，而且红色工会国际还将福斯特创建的工会组织——“工会教育同盟”吸收为自己的一个支部，力图使之在美共领导的工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福斯特返回美国后，与工会教育同盟的一些活动分子随即秘密加入共产党。该同盟的纲领也转向激进：用战斗的政策代替阶级合作；把行业工会合并成产业工会；承认苏俄；废除资本主义，建立工人共和国等等。同时，共产国际明确指示美共委托福斯特主持党的产业部工作，并安排福斯特进入美共的最高领导层。

　　3.失败的工会工作

　　根据共产国际有关工会工作的路线，从1922年起，工会教育同盟开始在服装、纺织、煤矿、汽车等产业领域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领导罢工运动，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工人参与工会运动，进而吸引他们加入工会教育同盟甚至共产党，将分散的产业工人集合为一个强大的革命力量。但在20年代，工会教育同盟的工作一直进展不顺，各种主客观不利因素严重阻碍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会运动的发展。

　　劳联的保守和反共立场从一开始就给工会教育同盟在其内部开展工作制造了很大困难。1922年3月，在工会教育同盟的推动下，芝加哥的劳联组织通过了福斯特等人提出的将各行业工会合并为产业工会的决议。此后，全国性的工会合并运动开始了。到1923年，16个州的劳联组织、14个全国工会、数十个主要劳工团体和数千个地方工会都表示支持合并运动。工会教育同盟全国委员会报告说，合并运动像“燎原的烈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但这种乐观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在1923年秋的劳联代表大会上，劳联主席塞缪尔·龚帕斯谴责合并行为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不允许讨论和表决。特别是当福斯特的共产党身份在1923年被披露后，工会教育同盟被看作是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工会教育同盟的成员被认为是非法的工会会员。由于劳联在1918年就宣称，只会在现有自由企业制度的框架内从事争取劳工经济权益的斗争，因此龚帕斯要求所有支部工会立即将工会中的“激进分子”清除出去。为避免被开除出劳联，工会教育同盟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并命令其成员否认与工会教育同盟的隶属关系。福斯特后来承认，这次代表大会带来的困难使工会教育同盟“几乎在全国每一个工会中”都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教育同盟虽然能够在劳联中勉强立足，但却难以发展自身的力量。到1925年，工会教育同盟“实际上仅仅是由共产党人构成”的一个弱小工会组织，且“只有一小部分党员在工会中开展活动”。

　　同时，20年代保守的社会气氛和繁荣的经济环境也不利于工会运动的发展。一方面，1919～1920年的红色恐惧后，资方利用公众的“恐赤心理”和对有组织劳工的怀疑压制劳工运动。从1920年到1923年，开放工厂制度（既雇佣工会工人，又雇佣非工会工人）推广开来。这期间，44个州的不下240个城市推行开放工厂制度，这种制度被宣称是反对激进主义的主要堡垒。同时，资方还采取各种方式破坏工会运动。黑名单、“黄狗契约”（以不参加工会或退出工会等为条件的雇用契约）、劳工暗探，在20年代都是普通的事。在这种保守气氛的影响下，美国整个工会运动都处于低潮期，即使是奉行阶级合作政策且力量较大的劳联，其成员数量也从一战后的400万下降到1929年的290万，更不用说根本无力同资方抗衡的工会教育同盟了。另一方面，经过一战后初期的短暂萧条后，从1922年起到1929年，美国经济总体处于高涨时期，劳工阶层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因此，他们中很少有加入工会的动力，特别是像新兴产业领域中享受着较高工资待遇的工人。例如，从1922开始，共产党人就在汽车工业的中心密歇根州开展组织工会的工作，并控制了当地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汽车工人联合会（Auto Workers Union），但是直到20年代末，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也只有几千人，而当时该州汽车工人总数约为30万。

　　当然，共产党人也并非没有巩固和发展自身工会力量的机会。在20年代，许多病态工业或“夕阳产业”如纺织、服装和煤炭等产业领域的工人仍然饱受失业和低工资之苦。工会教育同盟最初在这些领域中建立了自己的立足点，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共产党人却没能利用已经打下的基础进一步争取劳工更广泛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都因推行不恰当的斗争策略而白白丢失了本该赢得的阵地。工会教育同盟领导的两次重要罢工斗争的失败，突出说明了这一点。

　　工会教育同盟经过努力，到1924年，控制了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在纽约的3个最大支部的执委会，同时还在费城、芝加哥、波士顿拥有较多的支持者。然而，工会教育同盟在服装工会中的力量到1926年便瓦解了，起因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次灾难性罢工。这个罢工是由州长任命的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加速生产计划引起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西格曼（Sigman）主张接受这一建议，但共产党人命令所控制的工会号召工人举行总罢工。1926年7月1日，4万服装工人开始罢工，关闭了工厂。在头几个月中，纽约的整个犹太人社区和劳工组织都支持罢工工人，如果在一个适当的时间与资方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工会教育同盟就会赢得更大的声望，加强自己的力量。罢工领导人曾在罢工的第8周与资方达成一个在当时来看较为合理的条款。但福斯特等美共领导人却指示工会领导人坚持罢工，直到资方答应所有条件为止。在罢工延长两个月后，罢工工人再无力坚持下去，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联合委员会不得不在更为苛刻的条件下同工厂主签订协议。持续28周的罢工失败了。这一结果使一些原来的左翼支持者们对共产党人产生了厌恶情绪，工人们逐渐走到右翼工会领导人的周围。几年后，一些罢工工人仍将共产党人的行为等同于冒险主义，认为后者只会不负责任的空谈和浪费金钱。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1928年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市（New Bedford）的纺织工人罢工中。当1928年4月新贝德福德纺织厂宣布削减工资10%后，约2.7万名纺织工人举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工会组织者通过成立的“纺织工厂委员会”来领导罢工，但同样是由于不适当地延长了罢工，最终导致罢工工人无力坚持而陷于失败，从而使工会教育同盟再次丧失了一个争取工人的大好机会。新贝德福德的工人一直没有被组织起来。

　　服装和纺织工业工人这两次罢工的失败表明，美国共产党人在运动的初期还缺乏斗争经验，过于强调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不妥协性，对资方力量的强大和罢工工人的困难估计不足，不懂得做出必要的让步，结果使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事实上，对于那些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的工人来说，他们并不介意由谁来领导他们，无论是劳联、社会党人还是共产党人，谁能够为他们争取到应有的权益，他们就支持谁。但由于工会教育同盟没有满足工人们的这一要求，因而也就难以赢得后者的支持，难以建立一个稳固的工会运动基础。

　　受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工会教育同盟在20年代依托劳联开展的工会运动一直没有取得显著成就。到1929年它的历史结束时，仍旧是一个只有几万会员的弱小组织，缺乏对广大劳工的吸引力。

　　当然，如果不从结果而单就策略言，20年代“打入劳联内部”的政策还是符合当时美国工人运动发展水平和斗争环境需要的。特别在共产党人普遍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如果自己单独组织工会开展活动，必然会招致资方、政府、媒体更为猛烈的攻击，疏远更多的劳工。而借助劳联的外衣则可以大大减少共产党人在工作中因自己的不良印象所带来的阻力。但是，这一正确策略却没有被坚持下去，20年代末美国共产党人转而发起了独立的双重工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