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激进立法与“帕尔默袭击”

　　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一成立，便号召美国工人阶级用革命行动来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共产党人的革命宣传不仅未能唤起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反而自身却遭到一场近乎致命的“恐赤”风暴侵袭。

　　美国共产主义政党刚一出现，美国国会和各级政府就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反激进措施，以阻止可能发生的共产党人暴乱。1919年10月14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普安迪克斯特尔决议案》，对“激进分子”作了定义：任何企图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和以“非法手段或暴力行为”破坏财产者，都将被视为激进分子。而根据国会在一战临近结束时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凡以非法方式反对现政府和支持破坏私有财产的外国移民将被驱逐出境。明显，《普安迪克斯特尔决议案》主要就是针对共产党人的。此外，许多州也相继通过反颠覆法，禁止人们加入鼓吹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

　　在一战后初期打击共产党人的行动中，司法部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从1919年底到1920年初，司法部对激进分子、特别是共产党人采取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红色恐惧”的浪潮。在司法部长亚历山大·M·帕尔默（（Alexander M. Palmer）的指示下，从1919年11月起，联邦特工人员就开始搜查各种激进政治派别、劳工领袖、外国移民的住宅和办公室，并对那些被怀疑为激进分子的人采取逮捕、起诉或驱逐的严厉措施。例如，1919年11月7日，在帕尔默的组织下，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袭击了俄国工人联合会（Russian Workers Union）在12个城市的会场及其在纽约的总部，逮捕了450名被怀疑为共产主义者的移民，并将其中的240多人驱逐出美国。这一反共浪潮的顶峰是1920年1月2日帕尔默及其助手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组织的大搜捕行动。在这场被看作是“赤色袭击”的搜捕行动中，一夜间共在33个城市中逮捕了约4000名被怀疑为激进分子的人。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关进监狱，其中共产主义劳工党的39位负责人被提起诉讼。共产党的卢森堡等领导人也遭到逮捕并被判处徒刑。美国政府认为，外国出生的移民工人是最具革命思想的危险人物，于是援引战时的驱逐出境法，立即驱逐了500名以上的移民。

　　政府的袭击活动，加上美国劳工部宣布凡是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外籍成员都将被驱逐出境，使初生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便陷入困境之中。两个共产主义政党不得不选择关闭各自的全国总部、转入地下活动来予以应对。

　　与此同时，由于两个美国共产主义政党间的分裂既不符合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又不利于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因此，共产国际一开始便要求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实现统一。1920年初，因在斗争策略上发生分歧，美国共产党内以卢森堡为首的一批人分离出来。事件的起因是：1920年2月，美国共产党全国执委会散发传单，号召铁路罢工工人实行武装暴动。卢森堡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公开起义和武装斗争”的纲领并不适合罢工中的铁路工人，开展武装暴动会授人以柄，为政府镇压党组织提供借口。而党内各语言联盟则坚持发动武装暴动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4月，卢森堡等人选择脱离美国共产党，并于1920年5月与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在密歇根州的布里奇曼召开统一代表大会，合并组成“美国统一共产党”（United Communist Party of America）。之后，在共产国际的多次强令下，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统一共产党经过谈判，最终于1921年5月合并为“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2.“红色恐惧”的产生及其影响

　　从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政党成立时的组织力量及号召力来看，它们都远不足以对美国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而且美国当时既不具备社会革命的条件，也没有出现革命的迹象，美国当局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人，明显是受一战结束前后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

　　1918年底和整个1919年，欧洲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1918年10月，匈牙利、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革命运动。一个月后，德国又爆发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的意大利同样出现了“红色风暴”，一些主要城市中的工人开始夺取工厂。可以说，当一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欧洲大陆便处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震撼之中。而令美国统治者感到不安的是，这场革命风暴似乎有登陆北美大陆的危险。

　　战争刚一结束，美国国内就因劳资矛盾而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使社会中出现了不稳定因素。仅1919年2月，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蒙大拿州的比尤特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等三个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其中的西雅图大罢工，有60多万工人参加，学校、商行和店铺都因此被迫关闭。此后几个月中，美国不断爆发罢工事件：3月175起，4月248起，5月388起，6月303起，7月360起，8月373起。整个1919年，美国共发生2600多起罢工事件，涉及400多万工人。虽然这场罢工浪潮主要是由战后经济转轨造成的生活费用上涨所引起的，并非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行动，但受一战后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美国政府和媒体普遍将罢工运动看作企图颠覆政府的激进行为。到1919年秋后，由于劳工的罢工行为和媒体的“反赤”宣传，对国内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渗透到了美国公众当中。公众普遍认为，罢工参与者都是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都是激进分子蛊惑下的受骗者。同年9月先后爆发的波士顿警察罢工和30多万钢铁工人的全国性罢工，以及11月发生的近40万煤矿工人大罢工，都被人们视为是激进分子导演的反政府的革命预演。

　　与此同时，1919年发生的几次炸弹爆炸事件也加剧了人们对激进分子进行暴乱活动的恐慌。4月底，西雅图市市长奥利·汉森（Ole Hanson）家中发现并拆除了一枚炸弹。但第二天在亚特兰大美国前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克（Thomas Hardwicke）家中的炸弹却炸断了一个女仆的双手。此后几天，又有30多枚炸弹被相继截获。这些炸弹对准的目标包括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法院法官。甚至在6月2日，司法部长帕尔默的住所附近也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在政府官员和媒体看来，频繁的炸弹袭击是激进主义者采取革命行动的前奏，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回击激进分子的挑战、消除潜在的革命危机，就成为一种必要选择。

　　到1919年底，欧洲的革命风暴、美国的罢工浪潮和炸弹袭击事件，加上新闻界的大肆渲染，最终在美国制造了一种“革命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并激发了人们的“恐赤”心理。而美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成立及其革命宣传，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统治集团和主流社会对可能发生的共产主义暴乱的担忧。于是，为避免美国出现类似欧洲的“红色革命”，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政府赶忙采取紧急措施，逮捕激进分子，并将与“革命”活动有牵连的外国移民驱逐出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打击“赤色分子”的“红色恐惧”浪潮。

　　虽然这场反共风暴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欧洲的红色政权接连被镇压下去和美国国内罢工运动的相继失败，到1920年底，它便逐渐退却了。但是，这场“红色恐惧”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政府的严厉打击不仅大为削弱了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力量，两党成员在1920年总共只剩约1万人，而且还严重恶化了共产党人的工作环境。在政府和媒体宣传的影响下，包括普通劳工在内的美国社会各阶层都留下这样的印象：共产主义政党是企图煽动叛乱、颠覆美国政府的“阴谋集团”，共产党人是美国社会的“异端”分子。这以后，任何接近共产党人的行为都被视为对激进分子的同情，或本人就被怀疑为激进分子，都会受到他人甚至亲朋好友的冷落与排斥。而一旦成为共产党员，还会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因为雇主不会雇佣一个“试图消灭自己”的共产党人。这种社会环境给美共开展工作和争取工人群众造成了极大不便，以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在开展工作时，都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党派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