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确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当从何处着手对公共理性这一主题的演变过程进行一种历史考察。一般而言，如果把理性看作是人类自身具有的一种能力，那么公共理性这一说法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不太恰当的表述，好像除了公共理性之外，人类还特别地具有私人理性或者别的什么理性形态似的。其实倘若把理性理解为一种能力，那么结果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理性只有一个，不同之处只是表现在理性自身的运用方式方面有所差别罢了。换句话说，理性本身没有历史，虽然通过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和物质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对它们当然可以进行一种历史的考察和分析，但这已经不是对理性自身的考察和分析了。然而，人类又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存在者，人类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感性生命的存在者，并且个体的人也不可能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他总是生存在某种形式的共同体当中。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所遵循的规范是什么以及这些规范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当然还会涉及规范本身的变化问题。这种共同体所遵循的规范就是我们在最一般意义上称之为公共理性的东西，罗尔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公共理性这一概念的，当然他同时也对公共理性概念进行了更加严格的限定。但是，即便在公共理性被当作共同体遵循的规范这一意义上，我们也不可能对公共理性的演变进行一种历史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讲，规范具有一种无穷的可追溯性。

　　罗尔斯自己曾经说过，关于公共理性的讨论有着漫长的历史，但是他只是提到了康德对于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两者之间所做的区分，他并没有对公共理性的演变过程进行详细论述。按照罗尔斯对于公共理性这个概念的运用方式，公共理性属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范围，并且最终与政治正义性和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在这里采取一种对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历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进行分析的方式，我认为这种考察方式会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思想有所帮助，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评判其得失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