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类的定义与划分从有文章始即存在。在西方文学研究中，“文类”（Genre）来自法语，其原意是“种类”或“类型”。西方文论对文学的分类，在19世纪之前，一般是悲剧、喜剧和史诗三大文类，19世纪后则是抒情诗、叙事文学和戏剧三大文类。与之一脉相承，直到现代，西方仍习惯沿用文类的三分法，不过现代的三文类主要指小说、戏剧和诗歌。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与“文类”相对应的是文体，基本等同于现代所说的体裁。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异质性，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体和西方“文类”所涵盖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二者的概念却有相通之处。古代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常常以文体为基础，选文编书者更是常以文体为框架。然而，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并没有把文体看成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文体论的著述少之又少。在西方，文体论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因如此，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往往对文体论给予特别的关注。早在1957年，美国著名汉学家海陶玮教授就曾发表文章讨论《文选》中的文类理论。1974年，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编写了《中国文学类别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这是1967年在百慕大召开的中国文学类别研究会的论文集，从文类的角度分别对诗、乐府、词、杂剧、传奇、通俗小说、民间故事、军事传奇等文类进行探讨。白芝在前言中说道：

　　一种文类就是一副舒适的鞍笼，作者一骑上去，便能确定自己可以完全掌握前行的方向；读者骑上去便不用害怕忍受颠簸之苦。……最高兴的要数文学批评史家，因为（通过文类）他能确定作品的归属。大家都能舒适地慢跑，直到新的有独创性的人才提出新的需求时，文类自身开始变化，或者分叉，或者碎裂，并被替代。因此，文学史是在文类产生、发展、兴盛、衰退的过程中形成的。

　　可见在西方学者眼中，文类一直是和文学作品的发展和文学史的演变分不开的。要研究文学，便不得不研究文类。正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言：“如果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形象世界的创造中以特定的符号形式呈现，哲学之目的就不是走到所有创造的背后，而应该是去理解和澄清那些形成原则。”

　　“If all culture is manifested in the creation of specific imageworlds, of specific symbolic forms, the aim of philosophy is not to go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