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际”之辩背后的“自然”与“因果”之争

　　佛道论衡中佛教思想界借“本际”问题发难，以辩“道法自然”命题之伪为突破口，意图在于通过剥离自然和道“相即”(本源即本体)的特殊关系，把二者的本源性特征网罗入佛教“因果”论的辩证逻辑当中，由此攻讦《老子》哲学体系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动摇道教的理论基础与政治地位，改变因新时代下政治因素造成的“三教位序”中的不利地位。

　　如同沙门法琳在《辩正论》中所云：“纵使有道，不能自生，从自然出。道本自然，则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云：‘言天地之道并不相违，故称法也。’自然无称，穷极之辞；道是智慧灵知之号。用智不及无智，有形不及无形。道是有义，不及自然之无义也。”《广弘明集?卷十三》，《大正藏》第52册，第187页。意思是说，既然“自然”是比“道”更具根本意义的终极法则，“道法自然”则自然是生道之因，道(果)因自然而有，故“既因他有，即是无常”。说明“自然”和“道”都是无常法，无常即是“无我”。那么，据此可以推论出道与自然永恒长存，实属荒诞不经之说。其次，道教既然将老子之道神格化(智慧灵知之号)，故“道”是有义。有“有”则滞，不及自然无待，结果又陷入了早在王弼时就已有的“圣人体无，老子是有”之论的窠臼。

　　作为佛教、道教义学基本语汇的“因果”与“自然”，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尖锐的对立性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魏晋时期的名士曾经借自然之名解佛教因果之意，如东晋戴逵在《释疑论》中提出自己对于因果报应的认识：“夫人资二仪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气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殇之殊；气有精粗之异，亦有贤愚之别。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广弘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52册，第221页。意思是说，既然天地阴阳之性有时间长短的不同，人就有寿夭之别；气有精、粗之分，人就有贤明和愚昧的区别，这是自然不可改变的定论。又如庐山慧远将“报应”论证为“自然”，他在《明报应论》中说：“然则罪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玄宰，复何功哉？”《弘明集?卷五》，《大正藏》第52册，第33页。报应以罪、福为果，是由于人心对于万物的感应而引起的，所得到的报应也是这种感应自然而来的，人的心理情感就是对万物的感应，感应必然带来报应，这就叫做自然。这两处“自然”有自然而然、必然、必然性之义。其中庐山慧远借自然，在于强调因果报应是有因必有果的自然法则。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