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和“创新”这样的词汇词义广泛，超出了公共政策的范围。人们的研究已开始转向创新的广义含义，倡导连贯的“第三代”计划，“这一计划将创新置于政治领域的核心”(Lengrand,2002:11)，而不仅仅是各领域的附属品或是单独议程。然而，通常情况下，政策所体现出来的是：创新被定义在非常狭隘的范围内，与创造力的联系并不紧密。就英国政策而言，创造力往往和文化(特别是艺术)、商业(创造性产业)和教育(促进深入学习和个人发展而不仅仅是提高考试成绩)联系起来2。创新多意味着成果和价值，通常用于有关研发的投资和商业范畴，特别是从科技领域的新知识中攫取商业和经济价值，或者在多种公共服务改革中有效节约成本。因此，英国政府、地方政府和地区发展机构设有一系列的创新基金会、创新组织、创新关系网络和创新中心。

　　詹姆斯·珀内尔最近提到，政府对创造力的四个领域感兴趣：教育系统能够培养出13大量创造力人才；英国能将创新想法转化为成功运营的公司；政府决策富有组织多样性；英国政府需要和全世界的创造性产业合作，不能闭门造车3。虽然通过正在进行的努力，这些领域会进一步深化，但仍然有争论说，创造力和创新的特性并没有被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充分内化吸收融合，而支持或接受创造力和创新的行为和倡议也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创新体系”。

　　这一问题或许在创造力和创新的关联点上表现得最为清楚。虽然英国付诸巨大努力增加研发投资，强化政府资助的科学基地，但是很可能并未有效支持或根本没有认识到非研发、非专利制造业，服务业和创意产业中的创新。投资科学研究解决创新问题的设想受到了挑战(Salter et al.,2000)，特别是鉴于大学衍生公司的平庸表现，有反对观点认为要实现创新，更好的政策是培养人才和企业家，而不是投资研发(Allott,2005)。平衡研发支出(占GDP19个百分点，与竞争国家相比明显偏少，占商业支出比例更少)和有关专利注册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英国企业家精神文化薄弱。有数据显示，相比其他国家，英国在世界市场获得成功的中小企业较少(Strategy Unit,2005)。

　　因此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环境，希望社会环境能造就人们期望的人才，这些人才可以打造生机盎然、积极进取的社会。其中包括天才创新者，他们的“普遍创造力”（universal creativity）可以实现具有累积甚至转化价值的成果，带来可观的社会收益(Swede,1993;Csikszentmihalyi,1997)；以及有着“可能性思维”的（possibility thinking）人们，他们的“个人创造力”（personal creativity）是一种生存技巧(Craft,2000)，可以加强本人及其直接生活网络里人们的发展能力和幸福感。

　　无论人们是试图培养创新精英，期待他们能够取得突破，创造可观成果，或是用更“民主的”创造力理念(NACCCE,1999)来培养具有远见卓识、擅长横向思考的人才，问题是政策怎样才能够识别、支持和促进其天赋，助其成长，让创造力意愿变为现实。创造力在具备以下条件的状况下更易被激发出来：鼓励创造的环境，激发创造力的交往互动，培养创造力的人以及回馈创造力的情形。但是这并不等于创造力不会出现于与上文完全相反的环境之中。创造力不是一个简单的技能问题，尽管有着众多的研讨班和速成班，但创造力不是凭借直接的讲授或指导就能具备的。有关管理的问题与之很相似：一方面，管理会阻碍创造力；而另一方面，14组织架构能够明确重心和目标。创造性活动的动力在自主和批评之间、抽象和现实之间、反思所需时间和成果产出压力之间的空间内波动。

　　这至少需要极度细致的教授和管理方法：有时需要袖手旁观，有时需要全程参与。需要信任专业人士，不要订立死板的资金条款，不要期待每时都有收获。作家和艺术家通常依赖于灵感的迸发来创作，正如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所写：“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表面看起来懒散，但有时他们的最高成就偏偏是在貌似工作得最少的时候取得的”，“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力不能组织安排，天才自然而然地发挥创造力。运行良好的实验室可以激发创造力，但是等级森严的组织，死板的官僚条框和堆积如山的书面材料会扼杀创造力”(Perutz,2003;see also DCMS,2001b:3)。政策制定者更青睐这样的情形：可以评估需求、完善政策、供给资源、监测活动，同时成就显而易见。但是滋养创造力的首创精神不会按照这么机械的线路发挥作用，通常情况是，正如在教育界一样，会有与运行准则、表现标准和行为标准相左的需求。因此它们似乎通常会脱离主流活动，而没有与其实现有机融合。

　　简略地说，创造力通常是无法预知、无法掌控、无法计量的。官方地说，创造力是解决各种关键问题的灵丹妙药。这接着就引发一系列问题：如何从经济合理的角度出发，在明确的时间范围内验证、计量创造性方法和对创造力的支持。讲到投资，要明晰创造过程，承认失败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的，而回报则通常难以明了，这难免令人沮丧。而成功后，人们又通常用创造力之外的标准来展示成果，认为是充分有效的金钱的作用，却没有赞美创造力或创新。文化领域是这一问题很好的例证。后现代世界质疑并相对化传统文化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存在着一种挫败感，对于文化是健康社会的心脏这一论点，人们找不到有力的言语和政治论据(Jowell,2004:8)，但另一方面又抱怨称政府表现多变，有时仅将文化和创造力看作是发展经济、提高学习力和维持社会健康运行的工具(Frayling,2005:27;see also Holden,2004)。创造力的价值不可能轻易地显现出来。在审计式文化之中，对成就有着清晰的衡量标准，可计量的短期产出和标准是衡量成功的标尺。的确，如果项目产出不符合此种衡量标准，那么极有可能会损害其核心目的，削弱其产生长期深远影响的潜力。当社会和经济目的不是这些项目的核心所在时，这种影响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