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管锥编》许多文字，必须联合起来读。例如此书前后约有七篇文字，从不同角度讨论文学艺术的“虚而非伪”。钱先生也提醒我们前后参照着读：第三卷《全后汉文九二》篇中，提醒我们参照《太平广记》卷论卷四五九《舒州人》，又让我们参观《老子》卷论第一章；《太平广记》一九六中，让我们参观前论卷二四五《张裕》。重版的《管锥编》又对这几条作了增补。把这些文字合起来，就是一篇讨论符号学中一个最困难问题，即艺术符号“述真”（veridiction）问题的长文。

　　《管锥编》成书于“文革动乱”年代，写法不得不特殊一些。以上关于文学表意“虚而非伪”的各篇，是中国学界第一次推介皮尔斯符号学，“文革”前语言学界只是简略批判过索绪尔，中国学界尚未注意到符号学。钱先生一如既往，对国外论家只是提取精华，三言两语引用，对准中国典籍，一击而透要害。《管锥编》引用皮尔斯，讨论艺术最本质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即 “虚”与“实”的配置。

　　艺术以“虚”为框架，以真实“非伪”为核心，此说论者甚多。但是钱先生不满于中外古人的陈说（刘勰的“夸饰”论，维科等人的“诗歌真理”说），而是从不同侧面解说中外古今许多例子，推出艺术表意的一连串虚实悖论：不是艺术表现悖论，而是艺术悖论式地表现；艺术是一种真实的谎言，是自我否定蕴含着肯定；艺术所肯定的东西，依赖否定才成立。钱先生的这个系列文章，成为对艺术符号学的重大贡献。

　　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是第一卷《毛诗正义·河广篇》论卷。“谁谓河广？曾不容刀。”《文心雕龙·夸饰》说到“文词所被，夸饰恒存……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钱先生指出《文心雕龙》此篇没有说明夸饰的原因，不能让人满意。夸张本是艺术中最常见的，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文学艺术会“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二版，一卷，《毛诗正义·河广》，166页。顺便说一句：《管锥编》对《文心雕龙》不满的地方有多处，往往是因为描述现象多，探求原因少。因此，钱先生洋洋洒洒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言之虚者，非言之伪也，叩之物而不实者，非本心之不诚者也”。因此，艺术的特点是表意过程分化：“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虚”与“非伪”，“不实”与“诚”，构成了艺术表意的两个基本层次，互为条件，互相配合。艺术表意必然是“虚”与“非伪”的某种结合方式，两者不可能缺其一。

　　然后必须讨论的是这两层如何配置。首先，从原则上说，符号表意本来就不可能完全指实，钱先生指出：“形下之迹虽不足以比伦老子所谓‘道’，而未尝不可借以效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