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流浪小说有两种：主人公心中有目的称流浪小说，无目的曰漂泊小说。如此命名，只是为了本文讨论的方便，没有其他目的。

　　西方文学一开始就落入尤利西斯式漂泊情结，中国叙述文学却一直缺少漂泊主题。虽然孔子流浪多年，中国读书人的人生使命也不得不远游，赴试，赴任。中国小说的人物只能作“目的之旅”。《西游记》调侃了目的性，但是没有代之以无目的性；只有董说的《西游补》把朝圣目的消融在叙述游戏之中，在精神上预示了现代。

　　一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真正的漂泊小说：不朽的《老残游记》的主人公，是中国文学中第一个“思索的流浪汉”。可惜，在启蒙教育目的过强的现代文学中，只有自行取消无目的性。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1926），主人公最后找到光明，找到“革命事业”；茅盾的《虹》（1929），女主人公浪迹上海，追寻超越个体的“时代精神”。

　　艾芜的短篇集《南行记》，看来是唯一的例外。这个例外造成新的惯例，那就是：流浪作品，是作者本人漂泊的结果，其中的故事，都是路途所见所闻。当今，台湾与海外不少作家写大陆旅游故事例如赖瑞和《杜甫的五城》（1999），苏伟贞《单人旅行》（1999）。，大陆作家风行“行走文学”例如余秋雨感时伤今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对名人过分感兴趣的叶永烈《行走中国》（2000）。相比之下，邓贤《流浪金三角》（2000）是其中难得一见的佼佼者。。作者们的确在行走，在中国人社区，旅行不仅是个人能做到，也是机构(出版社，电视台等)支持的，写的都是“文采记游”，一种从《水经注》《徐霞客游记》以来一直备受欣赏的文体。

　　作者与叙述者主题重合过多，小说与游记难以区分，结果“流浪的无目的性”，失落在叙述异域风情的目的性中。

　　或许，这种漂泊无目的性，能在今天的海外中国小说中，部分地得到拯救。原因倒是很悖论的：已经寄居海外，反而既无动力又无能力流浪，也缺少流浪所必要的对生活的庸常性的叛逆冲动。海外作家写的行走文学，几乎都是回忆昔日在国内的漂流。例如马建的《浪迹中国》（英译本2001，中文本2003）；京不特《时时低着头》写在东南亚的离奇漂泊；高尔泰《寻找家园》（2002）记录一生坎坷漂泊，至为动人。

　　因此，流浪主题海外小说，提出了相当特殊的阐释挑战：不管是什么原因流落海外，却不再继续漂泊，似乎终点已经到达，余下的生活过于实在，那就是极不浪漫地寻求谋生之道。而面对的异国风景，都熟视无睹而感觉麻木。即使海外的旅行记，都是偶然出国的观光者所写。

　　漂泊主题海外小说，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