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说的是几点观察到的现象，不是分析，更不是评价。

　　就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而言，基本势态是：西方文化人来中国，是当老师；中国文化人去西方，是当学生。一百年来，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原因是：西人来教的，中国人去学的，说是西学，实际上是普遍之学。更确切地说，西学一直被视为普遍之学。

　　现代中国一直有西方热，现代西方也一直有中国热。但是现代中西文化交往，一直是“两个单向道”——表面有来有往，实际是单向。

　　如何单向

　　中国人去西方当学生，西方人到中国当老师。这个局面已经一百多年，至今基本格局未变。从世纪初康梁到西方学维新之道，顾维钧马寅初等清末民初留学生，到五四一代（例如整个《新潮社》）几乎全部留学，一直到50年代的留苏，八九十年代的留美，中国文化人看来一百年还没有毕业；而西方人，赫德来教中国海关税法，庄士敦来给溥仪启蒙，李提摩太卡拉罕鲍罗廷教革命之术，杜威罗素讲现代哲学，瑞恰慈燕卜荪讲文学理论，一直到近年詹明信傅利曼，教的东西，学的东西，不是“西学西术”，而是“学术”。

　　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了。我想说的是例外，既是“规律”，就有例外，本无足奇，但这些例外常有规律可循。中国人在西方也有当老师的：在人文社科领域当教师的，基本上是“教国货”。从赵元任起，“海外学者”的教学研究大多与中国相关。自60年代起，中国人文社科留学生大量留居西方，造成近年来西方“中国学”的巨大进展。

　　以普遍理论，或以西方文化为专业的人，相当稀有；其中有独特贡献的，更是凤毛麟角。我曾经追踪卢飞白等在西洋教西方文化的人物，他们即使书教得不错，研究或著述，却很难坚持留在纯西方或纯学术领域，大多还是转向中国文化，或中西文化对比。

　　另一个例外，也一样不例外：西方到中国的当学生的，近年渐渐增多，但是他们绝大部分学的是汉语，或是作中国课题研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条让文化学者争论不休的口号，在实践中却是一目了然：一百年的实践，西学被等同为普遍性，为体；中学明白无误是特殊性，为用。我这么说，并不是赞同这种假定的普遍性，因为此种假定经常闯祸：李德到中国教革命战争，不明白面对的是中国战争；傅利曼到中国教价格改革，不明白面对的是中国市场。尽管有此种教训，西方性即普遍性，这个设定，基本如旧：今日的知识分子，认为可以套用西方学院左派的文化角色，建立中国学院左派；今日的时髦青年认为西方式酒吧舞厅文化，就是“文化”。

　　中国一个世纪翻译的西方文化文学著作，看来超过任何国家，几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