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邦老学长嘱我就向黎写点印象记一类的文字，着实令我犯难。于情而言，不能不从；于理而论，又实在不具备下笔的条件。思量再三，最终还是情大于理，毕竟只是写个印象记，终究不是原则问题，最多只是写得不好，丢自己的人而已。于是就有了以下这些硬着头皮挤出来的文字。

　　先说写不了的那个理儿。我与向黎虽说有那样一种并非正宗的叔侄关系（后来硬被她降辈成兄妹），但她居上海我在北京，一年未必能见一次面，即便通个电话发个短信，也不过寥寥数语区区几字，仅凭这些又如何形成文字上的鲜活印象？

　　再说不能不从的情。单说一个镇邦老学长之命就很难不从，不仅老学长之身份货真价实，理当从命；而且这老爷子还喜欢“倚老卖老”，从不掩饰自己“以老压小”之“霸道”，若是不从，定是要遭到无休无止的絮叨。何况老爷子所命所写之对象是向黎，更是断了我在情义上拒绝的理由。

　　记不清初识向黎的具体日子了，但时间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则是肯定无疑的，那时的向黎是在读高中还是读大学待考，只记得在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家有两千金：长女向黎，性格开朗活泼，说话频率甚快；次女向蓁则相对内向羞涩得多。记得初识这姐俩的那几年，这老大还能大大方方地从闺房中出来应酬几句，老二则多是探头探脑地躲在闺房的门缝旁向客厅偷偷地看上两眼，时而再扮个鬼脸而已。

　　第一次对向黎留下深一点的印象是潘老师将她从学校调回家来做饭。那是我刚从复旦毕业被分到北京工作的头几年，一有机会出差到上海就会去潘老师家拜访，“神侃”之余蹭饭一顿是免不了的。尤其是俺这人迄今依然十分“乡土”，出差在外，几天不吃家常饭就会难受不已，仿佛压根儿没吃饭似的，于是每到一地都要建立一个能在家里蹭饭的“根据地”，而上海潘老师家就成了俺蹭饭的最佳据点。那次去上海，照例是与潘老师电话约定第二天上午去他家，待到去了坐定后才发现师母没像往常一样在厨房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