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编号为LTG09-12/SS/CBS及A-PC1M的项目资助，特此鸣谢。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翻译研究如无其它说明，“翻译”在本文均指与“口译”相对应的“笔译”行为及其相应的结果（即“译作”）。（translation studies）和口译研究（interpreting studies）得到长足发展。然而谈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学界迄今仍有两种迥然相异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在翻译主体、认知加工过程及质量评价标准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它们互相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具有迥然不同的特性，应该分而治之（Koller,1979/1992:12），各自成立独立的学科（Dodds,J.1989:18）。另一种观点认为，翻译研究与口译研究同质同源，它们从本质上而言，均是在不同语言之间对信息进行传递的交际过程，只不过前一种主要限于书面媒介，而后一种主要囿于口头媒介而已，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Chesterman,2004;Shlesinger,2004）。而在这两者的关系之中，翻译研究相当于起着口译研究之研究母体的作用，为后者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方向和发展前景（理论创新）等多方面的指导（Salevsky,1993:164）。换言之，翻译研究的发展左右着口译研究的走向。后者虽有学科之名，但在极大程度上却是拾翻译研究发展之牙慧，并无其独立的学科个性。

　　针对上述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本文拟从翻译研究与口译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范式入手，比较二者之异同，分析异同背后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二者今后在策略、角色和规范等方面相互促进的可能性，以促进这两个领域的良性互动。

　　研究范式对比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范式”（paradigm）一词最早由科学史学者库恩（Thomas Kuhn）（1962）提出，用来描述在特定时期内某个学科中常见研究方法之集合，包括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库恩（1962:12）认为从一种范式通过重大变革来实现至另一种范式的持续转变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这一术语在翻译研究中亦得到运用，用于强调新研究方法与先前的研究存在的“相对立的、崭新的和革新的方面”（Hermans,1999/2004:9）。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翻译研究与口译研究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总的来说，双方在早期同多于异，但后期则是异大于同。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

　　首次大规模笔译活动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当时许多希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