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刊于《中国外语》2012年第3期，之后作了局部修改。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翻译职业教育在诸多大学的设立，翻译教学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凯拉里（Donald Kiraly，1995；2000）、诺德（Christiane Nord，1994；2005）、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1991；2002）、阿罗约（Rosemary Arrojo，1995；1998；1999）等学者先后有翻译教学的论著出版。自1991年在丹麦的埃尔西诺（Elsinore）召开第一届主题为“译员培训”（Training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的国际语言大会（Langua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以来，本雅明（John Benjamins）公司出版了5期针对翻译教学理论研究的论文集。2007年，哲罗姆公司（St.Jerome）的《口笔译译员培训》杂志（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则是一个专门针对译者培训、翻译教学研究的学术期刊。正如罗宾逊(1991)所说，“到了该为译者提供工具而不是规则的时候了”（Robison，1991：xvi）。相对于翻译研究的其他分支，翻译教学研究则相对滞后,但我们仍可以从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篇章语言学和功能主义研究等方面作一探讨。

　　社会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理论

　　凯拉里（2000）是社会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理论的提出者。最初，凯拉里（1995）、劳舍尔（Wdfgang Lrscher，1991）、弘尼格(Hans G.Hnig，1990）、亚斯科莱嫩（Riita Jskelinen）、康迪特（Riita Jskelinen & Sonja TirkkonenCondit，2000）采用有声思维（Think-Aloud Protocol）等认知研究方法，试图探寻翻译认知过程的规律性，进而指导翻译教学。然而，该方法是基于“‘意义和知识是个体认知的结果’的假设，即知识是独立于社会互动、可以复制、可以迁移的静态结构”（Kiraly，2000：2），显然这与“知识是从动态的主体间建构中产生”的社会视角不同。随着对维果斯基（Lev Vygotsky，1994）以及希昂（Schn，1987）等人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凯拉里（2000）把翻译教学的研究视角从认知转向了社会建构主义，并“结合自己早年的语言教学经验”，提出了一个社会建构主义的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