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什么”，“翻译理论研究什么”，一直是各类翻译理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不同翻译学派，对这两个问题必然有不同的阐释。1999年5月西班牙威茨大学举办了“口笔译译员培训威茨论坛：新千年新方向”，来自25个国家的31位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论坛原本旨在关注翻译世纪之交教学领域的新趋势，出人意料地演变成了语言学派、实证学派以及文化研究学派等流派之间的大论战，翻译研究学派（TS，Translation Studies）与后现代学派之间的辩论尤为激烈。论坛上，来自边缘地区的翻译观点，如巴西“食人理论”倡导者德·坎波斯兄弟（De Campos）提出的“创译”（transcreation）、“透照译”（translumination）、“移植魔鬼译法”（transluciferation）等，让大多欧洲与会者颇感陌生。后现代派代表人物阿罗约（Rosemary Arrojo）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十分不满，论文宣读的前一晚重新撰写新的论文，阐述后现代研究方法及观点。同样的不满也体现在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身上。他的“剩余”（remainder）理论虽然颇有渊源，却因为不符合欧洲主流翻译观念而同样不为大多与会者知晓，因而他在宣读论文前一晚也临时改变题目，并附上祖考夫斯基斯（Louis Zukofskys）放弃意义，采用谐音译法翻译拉丁诗人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诗歌的翻译实验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无疑为论坛送上了重磅炸弹：只译声音，不译意义，这是否算是翻译？翻译研究学派认为这类标新立异、属个别现象的翻译实验不足以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而后现代学派则认为它的意义就在于偏离主流翻译实践与语言用法。辩论由此进入白热化。（Tennent，2005：Ⅴ-ⅩⅩ；Gentzler,2001:160-163）。

　　论坛很快结束，论战依然持续。在图里(Gideon Toury)主编的《目标》（Target）杂志建议之下，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与阿罗约联名起草了旨在为翻译研究找到共同点的“翻译研究之共同基础”一文（Chesterman & Arrojo,2000:151-160）。文章先列出30个论题，代表两派的共同之处，也可以说是妥协的结果，但30条之外二人都觉得意犹未尽，因而分别撰写了“结语”部分，从中可见所谓现代派（这里主要是描写翻译研究学派）和后现代派（这里主要是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观点）的冲突和妥协。文章次年发表在该刊上，由此展开了一场持续三年的大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是翻译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