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翻译，是在人类社会中进行的活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霍姆斯（James S.）就提出了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这方面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哪些文本被翻译过来了（往往同样重要的是：哪些没被翻译过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尽管这类主题常常被涵盖在翻译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里，但依然是一块未获太多关注的领域。若在这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可以建立出一门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但考虑到这个领域既适用于翻译学也适用于社会学，我们或许该给它一个没那么恰当但更精确的名称：社会-翻译研究（sociotranslation studies）”。（Holmes,2000:177）

　　事实上，在这之后的许多研究者，尤其是操纵学派和后殖民研究的学者，虽然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但已经尝试将翻译置入社会文化大背景中进行研究了。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文本，还有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的制约/推动因素，如经济、政治、性别、种族、宗教等；以及在这些翻译活动之中各种参与者的身份、关系和相互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都是社会学的问题，但是以往的翻译研究者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并没有系统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从而突显了此类研究在理论上的不足。为了更好地解释清楚翻译现象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我们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现象和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引入社会学的理论：例如赫曼斯（Theo Hermans）采用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将翻译看作是具有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和自我再生产（selfreproducing）特性的社会系统（见Hermans,1999,2007）；还有学者建议参考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巴黎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以观察翻译活动中各种行为者（包括人和非人的行为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翻译活动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见Buzelin,2005；Chesterman,2006）。但目前参考社会学框架进行的翻译研究中，被学者们引用得最多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布迪厄（1930-2002）被誉为继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之后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国人类学及社会学家（Calhoun,2003:274）。他的研究内容广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