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人眼中，刘邦最不能令人原谅的，是他的过河拆桥、屠戮功臣，诛韩信、杀彭越，逼得英布造反、韩王信及卢绾逃入匈奴等。有人问，为什么各朝各代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既然会在各朝各代都发生，那么它就是一种法则，类乎丛林法则。

　　皇帝是独裁者，独裁者至高无上，但独裁者也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西游记》云：“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项羽见秦始皇仪仗队，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自己见秦始皇仪仗队，说“大丈夫当如此也”。他亲身经历了从布衣手提三尺剑取天下的经历，追随其一同打天下的功臣亲眼看着他如何从布衣而为皇帝的。当他做了皇帝时，又怎么不怕遭人算计呢。就算他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放心，他又凭什么对子孙的处境十分放心呢。

　　独裁者到晚年大多猜忌。猜忌的必然结果，就是造成冤案。韩信被逮时，发牢骚引谣谚云：“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在《史记》除了这一个韩信，还有另一个异姓王韩信，又称韩王信。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韩王信有过朝汉暮楚的经历。他和燕王卢绾，都是最后被逼逃到匈奴去了的，所以司马迁将二人合传，为《韩信卢绾列传》。

　　汉七年，刘邦被匈奴的骑兵包围在白登山，就是因为出兵攻打韩王信所致。十一年春，韩王信与胡人的骑兵勾结，以抵拒汉兵，汉遣柴将军去攻打他们，柴先致信劝降韩王信，韩王信复信说：

　　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今仆有三罪于陛下，而欲求活于世，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韩信卢绾列传》）

　　清人黄任诗云：“天子依然归故乡，大风歌罢转苍茫。当时何不怜功狗，留取韩彭守四方?”（《彭城道中》）“功狗”一词，是刘邦的发明，详见后文。

　　太史公自序为《淮阴侯列传》所作的提要是：“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韩信不同于曹参、樊哙、周勃那种攻城略地的骁将，他首先是一个战略家，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登坛拜将的那一段时事讲话：

　　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淮阴侯列传》）

　　他精辟地分析了刘、项双方的形势，又列举了项羽在用人、在战略、在政策上的错误，认为这是致其必败的因素。接着又分析了三秦的形势，真是洞若观火，鞭辟入里。最后断言“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这是何等眼光，何等气魄，真是初露头角，一鸣惊人。这就是陈寿写诸葛亮“隆中对”的一个精彩的范本。明人王世贞说：“淮阴之初说高帝也，高密（邓禹）之初说光武也，武乡之初说昭烈也，若悬券而责之，又若合券焉。噫，可谓才也矣！”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者一面问，一面答，可神气了。

　　韩信的军事才能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如设疑兵，装出强渡临晋的样子，却从上游的夏阳以木罂缶渡军，奔袭安邑，一举俘获了魏豹；又北破代兵，擒夏说于阏与；而后东出井陉，大破赵兵，斩陈馀，擒赵王歇；又袭破齐历下军，击败楚国援军二十万于潍水上，杀其将龙且；最后统率汉军与项羽决战于乌江，取得最终胜利。宋代陈亮说：“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怪不得那位元老级的骁将樊哙，在统一后，还把韩信的过访视为无上光荣，以至“跪起迎送，言称臣”，又说“大王乃肯临臣”，完全是受宠若惊的样子。司马迁对这个人物有非常欣赏的一面。

　　刘邦对韩信，一方面是倚重，另一方面是深怀戒心。所以在韩信每次打胜仗之后，总是立即将他的精兵调走，让他重新组织兵力再去作战。当项羽被消灭之后，韩信不仅立即被剥夺兵权，而且还被立即调换了封地。这也是驭人术，是君人南面之术。后世统治者多效之。

　　关于韩信的被杀，后世看法不一，或以为是一大冤案。因为韩信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真要叛汉，早在垓下之战之前就叛了。那时他是齐王，蒯通极力劝他拥兵自重，他都没有听从。所以不逼，他是不会反的。不但韩信，就连陈豨也是被逼反的。清人冯班说：“陈豨以宾客盛为周昌所疑，高祖使按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逆谋。……将兵居边，非韩彭之俦……韩信处嫌疑之地，轻与一陈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阴家居，虽赦诸徒奴合而使之，未易部勒也。上自出，关中虽虚，未能全无备，亦不可信也。”（《史记评林》引）传文所记，只是官方说法而已。

　　当韩信破赵定齐，其势已颉颃刘、项，项羽派武涉劝其“三分天下而王之”，韩信不听。接着蒯通又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地劝说韩信“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并危言耸听地告诫他“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韩信没听进去，他实在是个君子，不能度小人之腹。这两段话共计一千三百多字，占了全传的四分之一，使人感到比例失调。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清代赵翼的分析是：“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在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廿二史札记》）

　　刘邦在平定陈豨之后，听说韩信已伏诛，这时的心态是“且喜且怜”。“喜”就不用说了，“怜”什么呢？原来刘邦知道韩信的为人，知道韩信是个君子。清人梁玉绳分析说：“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一夕，胎祸于蹑足附耳，露疑于夺符袭军，故擒缚不已，族诛始快。从军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亦谅其无辜受诛为可怜也。”（《史记志疑》）这种说法是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