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历代王朝动乱衰亡的规律性

书名:学者视域中的治国理政 作者:周溯源 字数:659008 更新时间:2019-11-26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盛极而衰,衰而复振,治乱兴衰,周而复始,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虽然每个朝代、每个政权兴衰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但客观地看,仍然有规律可循。如同司马光说的那样:“治乱之道,古今一贯”,“治乱之源,古今同体”。考查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治乱兴衰的思考论述,验之于古代社会的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影响政权治乱兴衰的,不外乎两大基本矛盾:一个是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一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这两大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如果统治阶级没有处理好与劳动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则不能按旧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也不能按旧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于是,就会引起劳动人民的起义造反,带来战乱,兵连祸结,社会动荡不已。如果旧王朝力量强大,可能暂时将起义镇压下去;如果农民起义军力量强大,就可能推翻旧王朝。如果统治阶级没有处理好内部的矛盾,也会引起朝廷的动荡,以致整个社会的动乱,带来旧王朝的崩溃,新王朝的诞生。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表现为平稳、缓和、非对抗状态,还是表现为紧张、尖锐、对抗状态,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治国思路,取决于统治阶级如何处理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如果统治阶级严刑苛法,剥削过度,就会使劳动人民无法承受,导致矛盾激化,转为尖锐的对抗;如果统治阶级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劳动人民就能安居乐业,顺从统治,矛盾缓和。而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治国思路,是否尊重劳动人民的利益,又取决于最高统治集团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以及对自己贪欲的约束,对吏治的整顿。商亡周兴,秦亡汉兴,隋亡唐兴,都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个规律。商朝末帝、秦朝二世、隋朝末代,其最高统治集团莫不凶残暴虐,贪得无厌,极尽奢靡,酒池肉林,醉生梦死。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榨尽,连起码的温饱都不能维持,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保障。代之而起的周朝、西汉、唐朝,初期的统治者一般都能总结前朝覆亡的教训,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亲身感受到民众造反的巨大力量,因而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约束、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采取安民、利民、养民、富民的措施,缓和与劳动人民的矛盾,力争社会的和谐稳定,以求长治久安,国祚永延。但是,这种稳定的局面,甚至是某种“盛世”(诸如成康之治、开皇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后来统治者的昏聩残暴,而逐渐被破坏。他们为满足自己的享乐,不惜横征暴敛,加重民众的赋税负担;大兴土木,加重民众的徭役负担;好大喜功,征战不已,加重民众的兵役负担。由于上层的腐败,又导致纲纪废弛,中下层官吏竞相贪污受贿,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导致民不聊生,逼上梁山,只好拼个你死我活。

  无数史实证明,一切弊政的产生,大多源于统治者贪图享乐、奢侈无度。统治者追求享乐奢侈,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民力不堪,民心不服,于是用严刑苛法逼之,逼之则导致矛盾激化。秦二世就是一个典型。二世即位后,对近臣宦官赵高说:“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赵高投其所好,献计道:“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惟恐不终,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问:“为之奈何?”赵高说:“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照此计施行,将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二十多人全部杀害,财物没收,被株连者不可胜数。此后“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是“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众”参见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由上可见,弊政、暴政是如何产生的。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历朝都有,表现为争权夺利,特别是围绕皇位的继承,牵连进众多的皇后皇妃、太子王子、文臣武将、宦官外戚。他们钩心斗角,玩弄阴谋,往往兵戎相见,骨肉相残,有你无我,不共戴天。不论是皇家内部的斗争,还是宦官与外戚的斗争,抑或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藩镇的斗争,他们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对抗起来,彼此仇恨并不亚于起义时期官府与农民军的仇恨。皇室内部及其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剥削人民的权力而厮杀,伤害的往往不仅是统治者自身,还殃及大量平民,牺牲众多无辜。如西汉初期的“吴楚七国之乱”,东汉时期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不胜枚举。东汉王朝经历七十多年后,大权就落在外戚手中。东汉王朝共有十四帝,除了光武、明、章前三个皇帝是成年登基外,其余都是幼小即位,最小不满周岁,最大不过十七岁,而且大多是即将成年就夭折。为何偏偏这些皇帝都是短命鬼呢?原因在于外戚掌控着他们的命运。外戚为了控制朝政,存心要立幼小无知的皇帝,一旦皇帝长大成人不听话,就要设法将他弄死。例如,年仅八岁的质帝,对外戚大将军梁冀专权不满,当着群臣的面,只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后,“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酒,加煮饼,帝即日崩”参见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质帝当皇帝不过半年便一命呜呼。然后更立十五岁的桓帝,梁冀继续控制朝政。梁冀“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已,不得有所亲豫,恒不平,恐言泄,不敢谋夺之”。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后来桓帝诛灭梁氏家族时,“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参见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范晔在《后汉书》中指出:“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范晔:《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6页。外戚专权压制幼小皇帝,皇帝长大后又往往重用自己亲近的宦官打击外戚。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又与官僚士族产生矛盾与冲突,进而衍生“党锢之祸”。所以,东汉朝中后期一直处于动乱之中。

  西晋统治集团几乎集中了封建剥削阶级的所有恶习和特性,他们见权力必争,以杀取胜,愈杀愈烈,导致了史称“八王之乱”的大混战。这场混战长达十六年之久,外加连年天灾,迫使人民大量流亡,总计流民达三十万户,占西晋总户数的1/12强。“八王之乱”又引起流民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统治阶级同劳动人民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又给北方少数民族贵族以可乘之机,攻灭了西晋,北方陷入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把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表现为这一集团与另一集团的兼并战争。例如,“春秋无义战”。当时诸侯们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侵占更多的土地和民众,为争当霸主,不断发动战争,驱使本国民众当炮灰。据记载,齐吞掉了三十个小国及一些部落;楚灭掉了四十余国及一些部落;晋灭掉了二十余国,征服了四十余国;秦灭掉了二十余国;等等。这些战争一方面有利于民族走向统一;另一方面又造成社会的大动乱,造成民众的苦难与牺牲。孟子批评这些诸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认为他们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参见《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历史事实告诉人们,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例如秦朝末年,由于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增多,危及秦王朝的统治,于是引发了丞相李斯和近臣宦官赵高之间的矛盾,李斯因谗言被腰斩。赵高指鹿为马,独断专行,恶化了他与众大臣的关系。上层的分裂加速了秦王朝的崩溃,最后都逃不脱悲惨的下场。再如隋炀帝,开运河,修龙船,建离宫别馆,三征高丽,弄得天怒人怨,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广大民众极度厌恶无休止的兵役、徭役,爆发了以王薄为首的农民起义,当农民起义军迅速发展,规模强大后,诱发了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公开分裂。对隋王朝统治早就不满的世家豪族趁机起兵反隋。大贵族杨素的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发动兵变,企图利用全国的造反形势,推翻隋朝,取而代之。后来虽然因兵败自杀,但大大削弱了隋王朝的统治基础,又大大鼓舞了农民起义军的发展,“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败而复聚,其势益盛”。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2,《隋纪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83、5687页。在农民起义的连续打击下,隋王朝摇摇欲坠。此时,炀帝派驻太原的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迅速发展。炀帝企图从江都东迁丹阳(今江苏南京市),力保江东,负隅顽抗,但是,朝廷内贵族官僚又出现分裂,一批禁军头目纷纷逃离,炀帝成为孤家寡人。最后,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一伙人在江都发动政变,缢死了炀帝,投奔李渊。强大的隋朝就是在两重矛盾的夹击下短命而亡的。其间,两大矛盾相互推动,交织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有一大矛盾,即民族矛盾,也就是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从夏商朝开始,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由相对封闭到逐渐交往,中原的先进文化影响了四夷,四夷的发展强大既扩大了与中原的交流,也时而威胁中原的安宁。当中原地区强大时,边务纠纷较少;当中原陷入分裂、割据、战乱状态,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就可能“趁火打劫”,促使中原政权的衰亡,如宋代。民族矛盾是随国内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参见《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只要统治阶级处理好了与劳动人民的矛盾,同时处理好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国内政通人和,民族矛盾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就不大,即使有外敌侵犯,也能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正如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说的那样:“《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自古虽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张居正:《陈六事疏》,载张舜徽主编《张居正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第7页。所以,归根结底,决定治乱兴衰的还是上述两大基本矛盾。

  夺取政权最大的危险来自于敌人。中原逐鹿,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九死一生,胜负并无定数,稍一不慎,就会葬身沙场。巩固政权,最大的危险来自于自身。如果贪图享乐,怠于政事,养尊处优,脱离群众,骄奢淫逸,榨尽民膏,最终必将为人民所唾弃。夺取政权需要一批人倒下为代价,倒下的可能是英雄、烈士;巩固政权也需要一批人倒下,倒下的应是贪官污吏、害群之马。如果不能及时清除他们,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不能维护,矛盾就会激化,下场便是动乱衰亡。

  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跳不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治乱兴衰、周而复始的周期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专制社会,是人治社会,缺乏民主与法制。在这种人治的体制下,如果能遇上一个好皇帝,好皇帝又能起用一批有德行、有才华的文臣武将,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轻徭薄赋;处理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防止大的腐败和窝里斗;没有大的灾害和战争,政策没有大的失误,这样也能使少数王朝创造盛世,一度辉煌。但是,这种盛世总是难以持久,不久就走向衰落,走向动乱与败亡,进入新的轮回。

  (原载《今日中国论坛》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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