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研究张献忠和大西军历史最棘手的是史料问题。一方面感到史料少，能够真实反映张献忠战斗史实的史料少；另一方面感到史料多，长期以来反动阶级别有用心地对张献忠进行污蔑丑化、歪曲历史的史料多。同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将有关张献忠的史籍同有关李自成的史籍相比，就感到少得多，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研究张献忠问题时，就必须认真对待和鉴别材料，“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79页。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史籍几乎全部出于明清两代封建文人之手。他们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必然是对立的，仇视的。甚至，有的史籍的作者本人就曾直接同大西军作过战，如《荒书》的作者费密就曾组织地主武装在什邡高定关(今称高景关)与大西军作战；有的同张献忠有杀父之仇，如《蜀难叙略》的作者沈荀蔚的父亲就是被张献忠杀掉的华阳知县沈云祚；有的同张献忠有杀兄之恨，如《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就是被张献忠杀掉的成都知县吴继善之弟。在他们的笔下，对张献忠的丑化和攻击更是不足为怪了。因而，我们认为这些史籍中不少东西是糟粕，是不能相信的。当然，经过一些披沙拣金的功夫，这些书仍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必须经过慎重的选择，不可轻信。

　　今天，为了更好地研究张献忠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农民革命领袖，我们不应当仅仅局限在过去的文献材料之中，还应当设法了解农民阶级对待张献忠和大西军的态度，看看他们又是怎样来描绘同一历史事件和评价同一历史人物的。我们只有将这两种材料加以比较，方能很好地辨明真伪，去伪存真，得出合乎历史真实的结论。

　　张献忠在反动阶级的笔下常常是杀人的魔王，是灾难的象征，他们深有“闻其名则寒”之感。可是，在四川农民的眼中则不同，他们在梓潼大庙山文昌宫的风洞楼为张献忠立了一尊绿袍金脸的威严塑像，长期香火不断。清初川北的农民起义武装“啯噜子”即奉张献忠为神，经常在张献忠像前聚会，即所谓“年年啯噜匪类假借神会，聚众谒之，求伊冥佑，相谋而为恶也。”安洪德：《除毁贼像碑记》。这尊张献忠的塑像一直被当地农民供奉了九十多年，直到乾隆七年(1742)被当时的绵竹县令、不久即升任绵州知州的安洪德发现之后，才被安洪德打碎。安洪德为此特地建造了《除毁贼像碑》，该碑今天仍保存在梓潼大庙山的文昌宫内。碑记写道：“梓潼文昌忠孝神祇，故千秋湮祀。余洪德，山左人也，来令绵竹。向闻罗江令李公名德瀚者谓：神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