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民文学有着近千年的历史，它长期占据大众文化市场，满足广大市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要，留下了种类繁多的各式各样的通俗作品。市民文学的作者无论是书会先生、下层文人和书贾，他们创作或编写通俗作品并不是为了“经国之大业”的宏伟而崇高的目的，而是为了“鬻钱以糊口”或“牟取厚利”。他们非常看重作品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为此必须考虑接受者的教育程度、审美趣味、接受能力和消费水平。他们的创作意识中存在着“意向的读者”，即为其作品所设想的读者，而且作品产生之后便服从商品的规律而在社会化过程中走着自己的道路，让受众来决定作品的命运和价值。受众的心理表现为一种倾向，它作为一种强大而顽固的势力潜在地支配着市民文学的作者，也支配着市民文学的社会化过程。这里，受众心理即是文化消费者心理。我们如果从纯文学的观念或纯美学的观念是很难认识市民文学的价值的，因它与民间文艺形式结合，具享受消费品的形态，社会化过程十分复杂，所以只有从文化的视角才能见到其真正的意义。中国市民文学里有许多貌似粗劣的、荒诞的、猥亵的、通俗的作品，好像是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但它们可能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最真实的一面。此种文学的受众心理是受很复杂的文化原因支配的，它与传统文学的受众心理大为异趣。

　　受众心理是读者问题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它属于现代接受理论的研究对象。接受心理表现为一个过程：接受者的动机是由受众成员的需要与兴趣决定的，使其产生一种与媒介和内容接近的期望；接受形式即是受众对传播媒介和消费途径的选择，受众以此满足其需要；效果是接受的终极和结果，同时是文学社会功能的实现。现代接受理论的兴起是与文学的大众化趋势密切相关的：文学不能不关注受众的需要和兴趣，因而“接受理论的最一般化的趋向是需要将注意力从本文转向读者，传统批评所依附的确定的本文被接受者取而代之”。［美］R．C．霍拉勃：《接受理论》，《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44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追本溯源，文学的大众化趋势，无论中国与欧洲都是始自市民文学的。因此运用接受理论来研究中国市民文学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修养与教育程度虽然比乡村的农民的状况好一些，但仍处于低下的境地。市民们生活在都市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在满足了生存的、安全的、归属的基本需要之后，还有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他们需要精神文化来充实自己，希望有一个理想的世界以摆脱现实的苦难与困扰，使思想情感得到平衡；希望获得社会化的概念思维，找到自己意识的语言，形成某些价值观念，以指导自己的社会行为，应付复杂纷乱的现实生活；希望认识世界的过去和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