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古典格律诗体——诗、词、曲的体性区分，这曾是古代文论中长期争论的问题。它们三者的品格各不相同，易于辨识，但要说明它们相异的特征却是较为困难的。清初学者王士祯谈到诗、词、曲的分界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花草蒙拾》）

　　这是仅凭个人艺术直觉来判断，未作理论的探讨。近世词曲家从风格、内容、体制、语言、意境等方面试图说明词曲的区别，则显得甚为烦琐。如果我们从审美趣味来观察诗、词、曲，则它们的区别便十分清楚：诗主要表现了士大夫和文人的高雅趣味，词主要表现文人雅而近俗的趣味，曲则主要表现粗俗的市民趣味。宋词中仅流行于市井的通俗歌词属于市民文学，而元人散曲基本上是通俗的市民文学作品。“市民趣味”，实即都市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也称为小市民趣味，它粗率、庸俗、幽默，具有都市文化色彩；显著地区别于文人优雅含蓄的上层社会情趣，也不同于农民的淳厚简朴的乡土气息。市民的审美趣味表现了市民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对审美价值的评价。他们从市民文学作品中获得艺术的享受，感到快乐和愉悦，满足他们独特的审美需要。当然，元代散曲的作者大都是文人，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宋代文人相较则是大大地下降了，许多文人从事通俗文学创作而更贴近都市的下层社会。元曲家在作品里尽情发泄了胸中的愤懑，嘲讽现实社会，表现旷达与放浪的情怀，企羡山林隐逸的闲散：这些并非市民意识，其中仍充盈着小市民的油滑语气和庸俗情调，也为市民们欣赏。元曲中还有许多直接描写市民生活的、直接表达市民思想和情感的作品。元人芝庵的《唱论》是关于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曲）唱法的经验总结，他说：

　　凡歌曲所唱题目，有曲情、铁骑、故事、采莲、击壤、叩角、吉席、添寿，有宫词、乐词、花词、汤词、酒词、灯词，有江景、雪景、夏景、冬景、秋景、春景，有凯歌、棹歌、渔歌、挽歌、楚歌、杵歌。

　　元人散曲的题目是广阔而丰富的，远不止芝庵所列的二十六种，而所遗漏的题目如行乐、志感、妓怨、嘲笑农民、谐谑等都是最富于市民趣味的。这几种题目的作品才真正展现了新的意识和新的情感，使人们见到元人散曲的精神实质。

　　自北宋词人柳永在《传花枝》里表现了浪子精神，金代董解元在《西厢记诸宫调》引辞里继续作了发挥，元人在散曲里则将此种精神推向了极致。早期元曲家彭寿之的套曲《八声甘州》是有代表意义的：

　　平生放荡。悄倬声名，喧满平康。少年场上，只恐唇剑舌枪。机谋主仗风月景，局断经营旖旎乡。回首数年间，多少疏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