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筹措“大渡河会战”的同时，红军主力正为解决粮草而围攻会理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亦借此机会，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因“四渡赤水”期间大幅度机动所产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讨论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会议决定：在会理稍事休整，而后经西昌北进。

　　5月14日，红三军团总攻会理，不克。当晚，中革军委断然决定：撤围会理，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朱德关于尽力扼阻敌军西渡金沙江致罗炳辉、何长工电（1935年5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7～3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当晚，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开始从会理北进。

　　5月15日，蒋介石任命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总指挥，并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勉励”《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勖勉的新闻报道（四川日报）》，《红军长征·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调刘湘第二十一军装备精良的第二师第六旅（旅长王泽浚）部归杨指挥，担任大树堡对岸富林（今汉源县城）之守备。杨森部全部六个旅又三个团共两万四千余人，担任富林至峨边段大渡河下游防务；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旅不足万人，担任富林至泸定段大渡河上游防务，其中第四旅（旅长袁国瑞）位于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附近，第五旅（旅长杨学端）位于汉源场（今汉源县九襄镇），准备担任安顺场至富林河段防务。杨汉域等：《川军追堵中央红军概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25～3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同日，中央红军主力从会理开始北进。北进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派人将一纸文书送给德昌守将、刘文辉部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希望许部不要阻拦红军北上抗日。许剑霜曾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旧部——据说还曾经是共产党员，本来就不愿意与老长官打仗，遂将信送至西昌交顶头上司刘元璋（时任川康边防军司令），建议接受刘伯承建议。

　　刘元璋接信后并未回复。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6日，薛岳部中央“追剿”军开始渡江，准备追击中央红军。

　　5月17日凌晨，红一军团前锋红一团进抵德昌。许剑霜部甫一接触即弃城溃走。当日午后13时30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朱德总司令报告：“我先头第一团今日三时占领德昌，敌向西昌方向溃退，拟以第三团于十四时后继续向西昌方向追击前进。”《林彪、聂荣臻关于一军团已占领德昌致朱德电（节录）（1935年5月17日13时30分）》，《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二天，刘伯承如法炮制，再次致书挡道于黄水塘高地的刘文辉部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大意不外是：汉彝一家，红军北上抗日，要借你的道。你开枪，红军不会还手，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该怎么着，你自己看着办吧！

　　邓秀廷一来几天前刚见识过被从巧家渡江而来的罗炳辉红九军团撵得如同丧家犬般的刘部毛国懋团之狼狈惨状，二来目睹红军之严整阵容、精良装备及其勇悍无畏之气概，三来慑于刘伯承昔日川军名将之声威，不敢随意造次，妄动干戈。他遂严令所部不得开枪，撤至两边山头，任由红军大队通过。

　　有一彝兵慌乱走火，引得一片枪声，被气急败坏的邓秀廷跳脚骂止。

　　红军并不还击，高呼“汉彝一家”，从容通过。

　　邓秀廷擦去一头冷汗，刚想喘口气，不料凭空飞来几架飞机，看见下边打枪，以为是逮住了红军大队，兜头扔下几个炸弹，当即炸死邓部连长邓华钦等十余人。邓秀廷手忙脚乱，又找不着联络布板放在哪个马驮子里，只好委委屈屈令手下彝兵退出高地，撤往冕宁。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6～33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一道荆关，三千彝兵，又被一纸文书赚开。

　　邓秀廷这一掉转马头就不再停留，干脆也不进西昌城给刘元璋扯回票了，直接绕道邛海北山奔老家甘相营（今喜德县城）而去。一到家他就派人扎住寨营，闭门不出了。

　　5月18日15时，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三团进抵西昌城下。

　　西昌守将、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乃刘文辉族侄，有点二杆子气，又奉有蒋介石守城严令，决心与西昌共存亡。为“扫清射界”，他竟下令将城门外民房付之一炬，致使大批百姓无家可归，露宿街头。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8～3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孰料红军早有主张，要河不要城。当日4时，根据前锋红三团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报告的西昌敌情，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城周围筑有相当坚固工事，杂有碉堡，重要地点设有竹钉等障碍物。城郊房屋亦拟焚毁，但未及着手，惟楼梯、绳索等已被焚毁殆尽。似此，敌有固守该城模样”，“估计攻城须费许多时日，且奏效把握极少”，建议“拟以五军团监视该城之敌，一军团继续北进”。《林彪、聂荣臻关于西昌城敌人兵力及工事配置情况致朱德等电（1935年5月19日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0～3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半个小时后，中革军委接受林、聂建议并对各部行动作出部署：“我野战军以迅速北进在野战中消灭刘敌各个部队之目的，对固守西昌之敌，在不利的条件下应坚［监］视之，掩护野战军主力通过”，主力绕城垣而过，继续北进。同时要求：“一军团主力应向泸沽方向前进五六十里，其先头团应由二师派出，并带工兵及电台，限二十号赶到泸沽。军委并派刘参谋长赶往为先遣司令，罗瑞卿为政委，指挥该团，进行战略侦察，并为渡河先遣队。”《朱德关于我军迅速北进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19日4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2～3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跟进的红五军团则看住刘元璋，掩护主力绕道马道子、小庙，经小庙、锅盖梁奔礼州而去。

　　因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为此发出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利用少数民族对于刘文辉及当地汉族统治者的仇恨，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且“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最初的时期，即使个别的亦是可贵的”。《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1935年5月19日5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4～3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5月19日下午，红一军团主力占领礼州及其以北地区。

　　前面就是泸沽——20日凌晨，红一军团前锋红一团进抵泸沽。

　　泸沽是个需要作出选择的分岔口。

　　路有两条：

　　一条经登相营翻小相岭，经越嶲去大树堡渡口——大树堡对岸就是富林（今汉源县城），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正道，也是当年石达开部先锋赖裕新部成功渡河的地方。

　　一条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之道——也就是“翼王故径”。

　　中央红军实际上面临着与石达开同样的选择：走哪条道？从哪里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