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革军委首长的第一选择是直出大树堡——也是翼王先锋赖裕新部成功渡河之路。
5月20日9时30分,朱德总司令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我野战军以迅速北进取得大渡河可渡河点,以便早日渡江消灭敌人,创立川西北苏区之任务”,并根据“罗瑞卿尚在病中”的情况,对日前“渡河先遣队”的指挥员人选和相应部署作出调整,“一军团(缺两个团)今晚续进至泸沽地域,向冕宁侦察。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罗病聂代)明日向登相营、越嶲前进”,“除九军团外,各军团二十一日休息一天,准备二十一日夜半后行动”。《朱德关于取得大渡河可渡河点致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电(概要)(1935年5月20日9时30分)》,《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6~4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看见没有?登相营、越嶲!——这就是去大树堡的那条道。
同日,中革军委还致电各部首长,宣布了中央红军“目前战略方针与任务”:
各军团、纵队首长:
甲、我野战军渡过金沙江,取得了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有实现可能。因此,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但由于我军渡过金沙江的胜利及经会理北上,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现时敌人的布置,在利用大渡河的天险,大小桐[相]岭及梁[凉]山等的阻隔,夷民与红军的隔阂,企图以刘、蒋两部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所部在北岸层层扼阻,破我渡河计划。
乙、依此情况,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欲实现此方针,必须:
A.各兵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敌如固守工事据点,则绕过之。对追我之蒋敌中央军应尽力迟阻之,如逼我过紧,使我不便过河或迂回,则应坚决回击,以消灭其一部。
B.被派出之各先头团,要以最大速度完成渡河的及迂回道路的战略侦察,火速的占领和控制选定的渡河点,并有保证的架好浮桥。
C.各兵团在选定渡河点后,要以最高度的急行军到达河边迅速循序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刘、杨两敌进行必要的连续战斗,以开展川西局势。
D.以最大的努力沿途扩大红军,进行破坏白军宣传,特别是追我的中央军。争取夷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夷民游击队,反对刘、蒋等敌。
E.在渡河一时不可能时,应进行较远道的迂回,并应决心的留在右岸,进行一时期的作战机动,以便以后再渡过大渡河。在这里夷民中的关系及其工作,更含决定的意义。
丙、各兵团应向指战员解释目前战略方针及其战斗任务的重要性与严重性,要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为协同动作,要发动他们最高政治热情,紧张的战斗情绪,不疲倦的工作精神与最大的机动和机断专行。
丁、要发动各连队举行收集架桥材料、扩红、破坏白军特别是中央军的宣传及组织夷民四大竞赛。收集资财依军委电令执行,扩红依总政治部号召,完成后应仍继续。破坏白军宣传,要深入到各家群众中,普通的写贴标语,并号召他们坚壁清野,炸路扰敌。对夷民要发动每人送他们一件礼物,毛瑟枪弹要尽量发给他们,并应携带其中积极分子,以便更易于号召和组织他们。
中革军委
五月廿日《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目前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7~3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中革军委这两天的两个电报,都明确提出了“取得大渡河可渡河点……创立川西北苏区之任务”及“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而中革军委之所以将大树堡作为渡河点的第一选择,恐怕多多少少也跟当年那个“翼王覆灭”的阴影,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然而,中革军委的这个“第一选择”,在第二天就被刘伯承、聂荣臻更换了。
5月19日晚,跟在红一团后边的刘伯承、聂荣臻到达了冕宁县境内的松林。20日晨赶往泸沽。同日9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致电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令其详查从泸沽分岔的两条通往大渡河渡口的路线,并告以刘、聂首长正赶往泸沽随先遣团行动中央档案馆12卷[37]号,转引自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9~10页。。当日午后,刘、聂首长到达泸沽。当天,冕宁地下党党员陈荣檀、廖志高等人已派李祥云等地下党员前来跟先遣队联系和汇报情况。这位李祥云是个教书匠,曾经在大渡河边的美罗场教过一年书,熟悉沿岸的大小路径和民情,从往来军政官员中得到过很多信息,这对先遣队首长了解当地情况和选择行军路线有很大的帮助。
当晚,刘、聂首长根据红一团从泸沽向两条路线上派出的侦察组侦悉的里程、敌情、居民、给养等情况和李祥云等的汇报作了分析,认为:敌军判断中央红军主力的渡河地点是经过大树堡渡口的“宁雅正道”,已将该路线作为防范重点。红军主力要按原计划从这条路线渡河,有可能与敌重兵相遇,渡河难有成功机会。刘、聂二人遂决定:立即电告军委,建议改变“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罗病聂代)明日向登相营、越嶲前进”的行军路线,主力走冕宁至安顺场的小路,“让左权刘亚楼率第五团经越嶲方向佯动,迷惑敌人”《刘伯承、聂荣臻致中革军委侦察报告电(大意)(1935年5月21日)》,转引自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1页。。因当晚军委纵队正在行军中,电台联系不上。刘、聂首长遂先斩后奏,令红一团次日开冕宁、红五团则马上去越嶲。21日凌晨,刘、聂首长率红一团进抵冕宁后,终于与中革军委的电台沟通联系并发回了日前拟定的报告。
中革军委同意了刘、聂的建议并于当日18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调整。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0~11页;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75~8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这个部署调整的基本内容为:“决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耳坝纳耳坝:位于今四川省石棉县境内的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渡口以东约25公里),亦称大堡,现名永和乡,位于安顺场与大树堡之间。、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嶲北进,吸引、迷惑箝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追敌,其前进路按日规定”,红五团“如查明越嶲无敌或少敌,应迅速占越嶲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嶲及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嶲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
中央红军从金沙江畔进抵大渡河南岸行军路线略图
(1935年5月3日~5月29日)
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同时也通报了两路先遣队的进展情况:“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沾经冕宁开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即到江边之纳耳坝。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嶲、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朱德关于我军主力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的部署(1935年5月21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0~3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由此可以看出,中革军委虽然同意了刘、聂的原渡河路线的“更换”——从宁雅正道换作了“翼王故径”,但仍未将安顺场渡口作为渡河点的“第一”或“唯一”选择。中革军委向各部通报的红五团前进路线的目的地是“纳耳坝”,作出的部署是“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
值得注意的是,纳耳坝列在前头,还是“第一选择”。
七十二年前的紫打地,对于中央红军来说,还是一个阴影啊!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刘、聂首长的这个临机处置,对于争得抢渡的时机,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