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5月10日～12日，当刚刚“巧渡金沙”的中央红军主力还在围攻会理之时，已坐镇昆明的蒋介石迭电麾下各路诸侯，一一落实“大渡河会战”那张蓝图上需要确定的各项部署。

　　10日上午，他先是催促薛岳“率军渡江”：

　　匪既渡江，我第一（吴奇伟）第二（周浑元）两纵队与李（韫珩）师，即由薛总指挥亲率渡江，兼程向会理急进，而留第三纵队搜剿南岸残匪，盼速定渡江部署。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2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11日晚，再电各路诸侯：

　　兹为封锁朱毛股匪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计，部署如下：

　　一、刘自乾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应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楼，严防匪之北窜。

　　二、薛路应以吴、周、李各纵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匪夹攻，以解会理之围，即进至西昌筑碉，右与昭觉附近之郭勋祺部，左与盐边、盐源之滇军连成碉堡封锁线，严堵匪之南窜；另以孙纵队取捷径至盐边、盐源后，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并在永仁、元谋各县，金沙江右岸筑碉，严防匪之西南窜，左与刘自乾部切取联络。等因。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2～6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贺国光秉承蒋委员长这个旨意作出的部署，则点拨得更为具体：

　　一、着杨森全部，不待部队接防（笔者注：此时杨部主力尚在金沙江下游地段设防阻挡红军），克日取捷径，赶赴大渡河筑碉布防，扼守自安庆坝（不含）以下大渡河北岸全线，主力控置富林。

　　二、刘文辉部，除原驻康、巴及大渡河部队不计外，应以有力部队固守西昌、会理待援，并另派一部，担任自安庆坝（含）经擦罗、三道桥、大营盘、大桥、冕宁、凹古脚、河边、沙坝、拖琅，至集福场之线，扼要筑碉防守，并左与杨部，右与雅砻江孙渡部，切取联络。

　　三、龙云应以薛岳部之吴、周、李各纵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匪夹攻，以解会理之围。另以孙渡纵队，取捷径至盐边、盐源及其以北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并在永仁、元谋各县，金沙江右岸筑碉，严防匪之西南窜；左翼与刘文辉部切取联络。

　　四、着郭勋祺师，克日由昭通开至犍为策应。

　　五、着陈万仞师，以主力集结宜宾附近，一部暂驻泸县，穆部开赴雷、屏，魏部驻防叙永附近，肃清六属土匪。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65～36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从上述几电的内容来观摩蒋介石意图，他打的主意还是在大渡河以南“聚歼”中央红军：川军在大渡河设防拦住红军北进去路；滇军渡过金沙江进至两盐地区，封锁雅砻江西岸，同时在金沙江南岸设防以绝中央红军之后路；薛岳部中央军主力则渡江穷追。这三面一起发力，就可以效仿骆秉章，绝了“朱毛”绝地求生的念想。

　　至于大渡河北岸防务部署的安排，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安靖坝（今石棉县城与安顺场之间）以下至富林（今汉源县城）地段，防范重点还是“一线中通”的“宁雅正道”，尚看不出要压迫“朱毛”入“翼王故径”的意图。

　　然而，这个说得头头是道的“会战”中需要发力的那三个方面，一个也没落到实处。

　　首先，中央军动起来就很是勉为其难。

　　多年后，薛岳将军在根据当年作战日志编撰的《剿匪纪实》中写道：

　　……遵照上电要旨，令吴（奇伟）纵队在绞平、纳平、鲁车，周（浑元）纵队在白滩、红门，李（韫珩）师在干盐井、树节各渡口征集材料，克日架桥，俾能迅速渡河，达成任务。各部遵令到达指定地点后，迭经架桥试渡，均因材料缺乏，水流湍急，无法渡河。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薛岳不得不改变渡江部署：

　　吴纵队寒日（14日）转向巧家，限铣日（16日）到达，篠日（17日）渡河完毕，巧日（18日）向会理进剿。

　　周纵队寒日（14日）转向巧家，限铣日（16日）到达，篠日（17日）渡河完毕，巧日（18日）向披沙、昭觉、西昌急进截剿。

　　第五十三师限寒日（14日）到达巧家，删日（15日）渡河完毕，铣日（16日）向披沙、昭觉、西昌急进截剿。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然而，就是这个改变后的渡江日程，也还是没有落实。

　　薛部实际上的渡江日程是：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16日在巧家渡江；吴奇伟纵队先头部队19日在元谋北渡江，主力21日渡完；22日薛岳总部及周旅（第一五七旅，旅长周启驿）续渡；同日周浑元纵队开始渡江，第五师谢溥福部、第九十六师肖致平部在巧家渡完；25日第十三师万耀煌部渡完。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4～65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这实际上就是“四渡赤水”战略大机动所造成的有利态势和效果。

　　据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将军称，蒋介石此间对尾追红军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将军曾经有一个电示，要其稳扎稳打，每至一处，先筑工事方能入营。这显然是在四渡赤水期间吃了朱毛红军的几次回马枪，尚有余悸。而薛岳部本来就在川滇黔边被红军东摇西晃过了多回，部队拖得疲惫不堪，伤病落伍甚多，每团兵员已不足千人，只得逐日强征民伕扛枪抬弹。此时得此尚方剑，自然乐得松一口气。故而虽屡奉蒋介石解会理围之严令，却仍然进展迟缓，与红军保持数日之行程。晏道刚：《追堵红军长征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1～2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晏将军所言的这个手令，也收录在薛岳将军编撰的《剿匪纪实》中，全文如下：

　　自西昌以北，经过越嶲与冕宁时，务应特别组织夷族宣传慰劳队（慰劳以布与酒最宜）及派得力人员组织，使之保护后方，为我军运输更好，但一面应严密防范，至少要使其勿为我患也。前进时，行军序列尤应特别研究，最好先挑选先锋队，有便衣别动队方法，前一二日行程，挺进当在本队百里以外之区，用广正面，分途搜索、警戒，本队进行，以一师或两师为单位，须照正式行军序列，必须派前后左右侧卫，且每一个单位，前后相隔，须用三十里之距离，但其间须派切实联络部队，及沿中连络警戒掩护哨，并须构筑工事。无论大小部队行军，前进与宿营配备，及途中连络警戒与搜索，皆照剿匪手本之原则规定进行，千万无忽，传令切戒。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5～6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这个指示得相当具体的手令，给了薛岳部中央军小心翼翼蹒跚挪步的最好理由，也与中央红军日行百里的高速机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追者和被追者之间的距离，自始至终都拉得很开：从会理城到安顺场的五百多公里行程，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是九天完成的，而薛部前卫李韫珩第五十三师却一路蹒跚了近二十天。倒是川军被中央军搁着前头的“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还稍微积极一些——5月上旬其第十二旅刘元瑭部毛国懋团在宁南冬瓜坪，5月下旬第二旅刘元琮部白永安团在冕宁泸沽镇，都与中央红军后卫红九军团各有一次规模不大的接战驳火。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7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24页。

　　其次，滇军也并没有按蒋介石部署进入盐边、盐源地区在雅砻江西岸布防。根据当时在川滇黔追击过红军的前滇军诸将们的回忆，他们连金沙江都没有过。参见孙渡、安恩溥、刘国举、萧本元、卢浚泉、余建勋、常绍群、王伯勤等人的回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86～31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虽然在透视了双方当年的“黑匣子”后我们已经得悉：中央红军此前此后都没有过进入这片地域的考虑，滇军即或渡江进至这一片地域布防的日程也不会比薛岳部中央军更快，结果也只能跟他们一样是劳而无功的，但这毕竟是一个方向上难以忽略与忽视的威慑，有与没有，那还是不一样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川军在大渡河两岸的布防，实际上也没有如蒋委员长那个头头是道的部署那样真正得以完成与完善。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国民党军在金沙江北岸能够调用于大渡河防堵的部队，只有刘文辉的川军第二十四军和杨森的第二十军。因杨森部此间尚在宜宾附近部署金沙江下游防务，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到大渡河边的机动，而刘文辉部在会理、西昌间的部队又未能有效阻止中央红军向大渡河边的迅速进展，所以直到5月下旬中央红军先遣队进抵大渡河之时，川军方面能够用于大渡河防线的防御兵力只有这样几支部队：

　　1.川军第二十四军第四旅，旅长袁镛（国瑞）。

　　2.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

　　以上两旅5月中旬从雅安经荥经、凰仪堡进抵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及其附近。

　　3.川军第二十一军刘湘部第六旅（旅长王泽浚），暂受刘文辉指挥，5月中旬进驻富林（今汉源县城）。

　　另外，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二旅余如海（松琳）部驻康定，原本就有负责康定、泸定防务的责任。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0～3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这几支部队加起来不过万余人枪，而且相当分散。直到中央红军进抵大渡河畔之时，川军在泸定与富林之间的防御部署仍然没有真正落实和完成。

　　这三个需要加力和发力的方面都加不起力，也发不起力，最后的结果就是给不了力：蒋委员长这个铺排得头头是道的“大渡河会战”，连阵势都还没来得及摆好，就被中央红军一举冲破——迅速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又一次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