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上旬，渡过了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实际上面临着与石达开同样的选择。

　　——到哪里去？怎么去？

　　他们头上不光是罩着历史的阴影，还有现实的雾霾。

　　到哪里去的问题，实际上早在渡过这条大江之前就已经决定，而且是别无选择。

　　——渡江之前的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就发出过指示：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21～3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这里所言的“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指的就是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议在几个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受挫之后曾被迫予以放弃，而改取“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的方针。此后，在毛泽东等殚精竭虑地运筹指挥下，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战略大机动，暂时摆脱了敌军围追，形成了一种相对有利的战略态势，“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这个方针又有了再度实现的可能。

　　对于这样一种有利的态势，就连对毛泽东成见很深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李德，都坦率予以了承认：“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到达了北岸。……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45～14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的确也是如此——虽然当时在这支队伍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相对来说认识比较清楚的，还是当年毛泽东那位老对手——手握雄兵数百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应该说，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进入川南，在战略态势上并非没有预见——中央红军自土城失利后转战川滇黔的这几个月里，他就曾多次对金沙江方向拉响过警报，也曾组织策划过多次“聚歼共匪”的围追堵截行动。如，聚歼“共匪”于赤水河流域，聚歼“共匪”于乌江流域，聚歼“共匪”于北盘江流域，聚歼“共匪”于滇东地区……

　　然而这一系列的围追堵截行动所得到的效果却是：“聚歼”良机每每伸手可及，又每每转瞬即失！蒋介石及其麾下诸侯几乎所有的判断和部署，大都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就被对手一番出乎意料的动作，顷刻瓦解。“捷报”时时传，“朱毛”天天“窜”，“窜”来“窜”去，竟然“窜过”了金沙江……

　　当然，要说这位“蒋委员长”在被“朱毛”屡屡愚弄之后还对“剿共”的意图抱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心，这也的确让人钦佩。比如4月间“朱毛”兵临贵阳虚晃一枪，被愚弄了的委员长仍然能一团高兴地摆酒设宴（注意，这是“破例”——蒋介石推崇“新生活运动”，设宴从不摆酒），款待前来解“围”的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的旅以上官长，而且在席间仍然对部属表现出一派踌躇满志和信心满满：“这次的追剿，与国军在江西围剿时，情形大不相同。我们一定能够解决他们，你们必须有信心。目前一般人判断共军的动向，第一，窜回老巢，我看公算不大。第二，北窜四川，那里山高水急，人烟稀少，石达开就没有成功，我看也值得研究。第三，盘踞盘江八属（注：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安顺、盘江等八县），照目前情况看，也不可能。总之，共军已陷入我天罗地网之中，我们就是要穷追猛打，不使其有喘息机会。”李清献：《湘军第五十三师追击中央红军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81～28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可没过多少天，“朱毛”却西渡北盘江，一下冲进了滇东。

　　蒋介石不是糊涂人儿，当下就明白“朱毛”这是想干什么了——这不就是几天前他预测的那个“值得研究”么？于是，他又再度向金沙江拉响警报，并驱动各路人马紧赶慢赶，又盘算着要“聚歼朱毛股匪于金沙江畔”了。然而滇军主力早在此前就被“朱毛”调出了滇境，已然掉在了“朱毛”之后，滇境内已无能阻拦“朱毛”去路的人马。而“朱毛”又在昆明故伎重施虚晃一枪，转身就直奔金沙江畔的渡口，大摇大摆从容渡江，把蒋介石及其麾下诸侯一干“追剿”大军扔下了至少一个星期以上的行程。而按蒋介石命令赶赴金沙江下游宜宾附近的川军杨森部主力布防甫定，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一番折腾却在顷刻之间又化作了无用功。

　　蒋介石心里明白：自己又一次被“朱毛”涮了！屡屡在自己穷追之下快穷途末路的“朱毛”，又一次从自己数十万大军的包围中安然脱身了！他们又一次摆脱了世人看来几无生机的生存危机，从自己手中硬抠出一个“时间差”——他们不仅得到了一个舔伤裹创喘息打盹的机会，而且又一次获得了走向新生的极好机遇！他们和他们的另一群伙伴，从遥遥相望中，越来越“靠拢”！而自己一时半会儿真还就抽不出多少兵马直接去搅和……

　　“剿共”始终是蒋介石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就算被人涮多少次，人们也很难从他脸上读出“沮丧”二字。能从接二连三的失望中迅速解脱出来，保持乐观、恢复自信且拿定主意，这还真是他一个相当励志的个人品质。

　　这不，中央红军刚奔向金沙江那几天，蒋介石就已经对他们的战略走向作出了判断：

　　朱毛残匪，在滇东由嵩明向武定、元谋窜走，企图渡过金沙江，与徐匪合股已明。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6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过江那天——1935年5月3日，蒋介石就已经在作下一步的盘算了：该怎么去断了两大“赤匪”合股的念想？在这一天里，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受他的旨意给川军诸侯铺排的任务是：

　　一、雅安由刘文辉负责，赶筑广大之飞机场，限月底完成，其场幅，或六百米见方，或八百米见方，均可。

　　二、松、理、茂、懋，及雅、宁（西昌）各属地区，应择战略、战术上之各线、各点，如雷波、昭觉至会理，与沿大渡河、雅河各线及各重要城镇、隘路口，均须赶筑碉堡工事。

　　三、对上列各地区之土番夷人，应速派员分往宣传其土官土司，使其号召，为我所用，并令其派兵协助防剿及坚壁清野。

　　四、松、理、茂、懋地区，归邓锡侯；雅、宁各属归刘文辉负责办理。

　　五、灌县及水闸，应赶筑碉堡，派兵驻守。

　　六、着别动队总队长康泽，立即派队分往上列各地区，负责指导组织民众及筑碉事宜。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68～36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看见没有，盘算得很超前啊！北拒“徐匪”，南挡“朱毛”。

　　当然，还有类似于当年骆秉章大帅针对石达开的那番打点：“对上列各地区之土番夷人，应速派员分往宣传其土官土司，使其号召，为我所用，并令其派兵协助防剿及坚壁清野。”

　　作完这番盘算铺排的蒋介石有理由认为，此乃聚歼“朱毛匪众”之良机。

　　委员长为“剿灭朱毛股匪”策划了一个名为“大渡河会战”的蓝图，准备以十余万“追剿军”的强大兵力，辅以大渡河沿岸四万余众的川军，将这支不足三万人的饥疲之师压迫至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狭窄地域，予以彻底剿灭。为此，蒋委员长晓谕“追剿军”各部：人人洞悉七十二年前石达开率师十万尚败亡大渡河之故事，而今共匪入此汉彝杂居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状况远非石达开可比，势必蹈其覆辙，尤望各军师长人人效法当年骆秉章生擒石达开之壮举，与友军同心协力，于大渡河两岸南北夹攻，将“朱毛匪众”予以聚歼。晏道刚：《追堵红军长征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0～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这与当年骆秉章扑灭石达开之期望值，完全一致。而按双方本钱来计较，这期望、这决心似乎合情也合理，当然也无可厚非。这大概就是“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之由来——也是罩在中央红军所有战士头上的一片浓浓的雾霾。

　　不过，纸上的东西毕竟是纸上的东西，真正要付诸实施落到实处，蒋介石要面对的麻烦，一点也不比“朱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