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传承与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教育就是教化培育，即将经

　　验、知识、学识等传授于他人的过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就将教育

　　寓于生产劳动之中，从而使社会不断进步。学校是一种专门让受教育者在

　　一定的场所接受比较系统教育的机构。世界上最早的学校是由两河流域苏

　　美尔人创办的，考古学家在尼普尔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学校教室遗

　　迹。华夏人也是高度重视教育的族群，据《周礼》记载，早在4700多年前五

　　帝时期，就建立了名叫“成均”的学校。夏、商、周时期都办有学校，其名

　　称各有不同，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西周时期，学校已经形成比

　　较完善的制度，有国学和乡学两大系统，其特点是政教合一，官师合一，学

　　校在官，因为只有官才有书，官才有器，教育以培养学子明白人伦为主，分

　　为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西周后期官学课程僵化，教学内容陈旧，故而

　　春秋时期，私学兴起，并形成不同派别。战国时期，在私学的影响下，“老

　　师”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其地位始得到确立。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朝廷在都城长安设立太学，为国立最高学府，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但是，天下各郡仍然是以私学为主。地方官学的创办是以景帝时期蜀郡太守

　　文翁所建石室为始，自此天下各郡相继设立官办学校，地方政府办学成为一

　　种制度，延续至今。文翁在成都兴学，对于成都文化教育发展起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西汉中期以后，成都人文荟萃，群星璀璨，独具特色的蜀学也开始

　　初步形成。

　　一、文翁兴学，石室生辉

　　蜀地虽地处西南，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宝墩文化、三星堆文

　　化和金沙文化早晚承继，独树一帜，与中原文化、西亚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秦并巴蜀以后，成都纳入中国一体化进程中，中原文化大量进入蜀地。

　　以秦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与蜀地原有文化的融合过程是艰困而复杂的。秦

　　统一六国以后，实行焚书坑儒等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蜀地文化发展深受

　　影响。西汉建立后，蜀地文化虽然有较大发展和变化，但与中原文化仍然

　　有较大差异。因而在中原的官员和士人看来，蜀地文化仍然较为落后。正如

　　现代学者任乃强先生所言：“巴、蜀、南中，即今所谓大西南者，开化虽与

　　中原同时，而以地形险阻，僻在边方，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尤以古代

　　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

　　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

　　则离。中原人物，留心此隅者甚希。”从

　　秦以至汉初，不少中原来成都的外籍官员

　　都试图改变蜀地的文化，但仅以官方的教

　　谕或公告等，难以达到目的，只有教育一

　　途才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在这种

　　情况下，西汉景帝末年，一个叫文翁的人

　　来到蜀地担任蜀郡太守，他从教育入手推

　　动文化的融合与提升，蜀地文化有了新的

　　大发展。

　　据史书记载，文翁，名党，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自幼刻

　　苦好学，精通《春秋》；最初是郡县小吏，后因地方举荐，获得提拔；景帝

　　末年，被任命为蜀郡太守。当文翁翻越崇山峻岭，来到成都后，对成都文化

　　感到有些格格不入，认为这里“辟（僻）陋有蛮夷风”，决定发展教育，推

　　广儒学，以此来移风易俗，并使蜀地归于中央王朝的教化之下。文翁首先在

　　成都挑选了张叔等18个聪明智慧有才干的郡县小吏，亲自加以督导和培养，

　　然后将他们派到京师长安学习律令、文学等知识。为奖励他们认真学习，免

　　除后顾之忧，并以此鼓励后人，文翁尽量缩减政府的各项开支，用于资助在

　　长安培训和学习的人员。数年之后，张叔等人学成归返，有的被分派到学校

　　担任先生，有的则安排到郡县担任各级官吏，如张叔后为汉武帝征召至太学

　　为博士，其后官至侍中、扬州刺史。

　　文翁除了派遣学生到长安求学外，还在成都创办了一所学校。据《华阳

　　国志》记载：“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曰玉室，在城南。”

　　所谓“文学精舍”就是当时所立的“郡学”，也是后来的文翁石室。之所以

　　称为石室，是因为主体建筑是用石头砌筑而成。文翁初办石室之时，一般有

　　身份的官员或有钱人家都不愿送子弟入校学习，故而文翁规定所属各县推

　　荐优秀才俊参加考试，凡是通过考试者，入石室学习可享受一定特殊待遇，

　　如发给生活费用，减免家中徭役等。石室郡学除教授儒家经典外，还规定学

　　传经讲学画像砖拓片

　　四川成都出土 东汉

　　（四川博物院藏）

　　生要参与社会实践，经常选择一些优秀学生到蜀郡衙门实习，特别是在文翁

　　办公时坐在一旁观摩，以培养他们处理公务的技巧和方法。另外，当文翁到

　　所属各县巡察时，也时常带上一些明了经义和礼仪规范的学生一起同行，让

　　他们出入各县衙门，代为传达政令。这些学生毕业后，优秀者则补为郡县官

　　员，学问稍差者则委为主管德行教化的官员。

　　文翁派遣学生出外求学和创办石室，采取“学而优则仕”的办学方法，

　　数年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使蜀地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极大地

　　改变了蜀地观念。士子都以进入石室学习为荣，争先恐后地想成为郡学的学

　　生，而家长们也一反过去的成见，想方设法送子弟入学，甚至有富人出高价

　　以求子弟入学，成都文风学风因此大变，崇文重教之风盛行，学生鳞萃，蜀学

　　比于齐鲁。文翁在成都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文翁去世后，蜀中官民为他设

　　立了祠堂，祭祀不绝。

　　文翁兴学，在成都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十分长远，东汉史学家班固在

　　《汉书》中写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班固距文翁的时代已

　　200余年，由此可见文翁兴学的影响。文翁兴学不仅对于成都而且对中国文

　　化教育也影响至巨，文翁办学开启了中国地方政府办学的先河，石室成为中

　　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继蜀郡之后，巴郡、汉中郡也相继开办郡学。汉景

　　帝对文翁特别予以嘉奖。汉武帝也极为赞赏文翁兴学，命令天下郡国皆立学

　　校，文翁兴学的“成都经验”在全国推广。

　　文翁所开创的地方政府创办学校，传播儒学，培养人才的做法，在汉以

　　后形成了制度，并为历朝历代所遵循。文翁石室虽然因朝代更迭时有兴衰，

　　名称以及规模、格局等有所变化，但其教育活动和办学精神一直延续，不仅

　　为巴蜀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历代“蜀学”振兴的基地，也是“中国儒学的

　　重要传播和发展基地”［28］。

　　二、蜀学初兴群星璀璨

　　蜀学以蜀为名，以成都为中心，其影响范围广，超出了蜀地空间范围，

　　具有全国性意义。文翁兴学，对于蜀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汉代成都

　　文化兴盛，不仅表现为文翁兴学、地方教育发达，而且表现为人才辈出，群

　　星璀璨，一批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的文学大家和学者相继涌现，班固撰《汉

　　书》称“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

　　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司马相如、严君平和扬雄皆是西汉成

　　都人，王褒也是西蜀之人，他们被时人称为汉赋四大家。

　　汉赋是西汉出现的一种有韵的散文，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汉

　　赋与战国时期的散文体相比，结构宏大，用词极尽奢华，可以说在语言词汇

　　方面得到极大的丰富。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是汉赋的开拓者，不仅在

　　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被称为文章冠绝天下，而且对后世也影响甚巨，司马

　　相如更被后人称为“辞宗”，即一代文学宗师。汉代成都除了司马相如、王

　　褒、扬雄等文学大师外，还有何武、张宽、李仲元、杨终、何英、杨统、王

　　阜等士人，他们也为汉赋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汉代成都文

　　学大师辈出，文化发展达到高峰。

　　两汉时期，成都除文学领先外，哲学、史学等也成就卓著。扬雄撰《太

　　玄经》，以“玄”为中心思想，糅合儒、道、阴阳三家思想，来探索事物发展

　　规律。《太玄经》发明的三进制体系和诠释“天、地、人”的互动理念对后

　　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成都还产生了一位精通道学、易学的大学者严

　　君平，所著《老子注》《老子指归》《易

　　经骨髓》，将道家学说更加系统化和条理

　　化。严君平之后，西汉宣帝时期的何武、

　　赵宾，东汉初年的杨统、王阜等也都在易

　　学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并有著作。

　　西汉蜀人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史

　　学著作颇有影响，如司马相如所撰《蜀本

　　纪》可谓蜀人史学的滥觞之作。西汉晚

　　期，严君平撰同名著作《蜀本纪》，扬雄严君平095

　　则留下了《蜀王本纪》。此外，成都人张宽的《春秋章句》，杨终的《哀牢

　　传》《春秋外传》，何英的《汉德春秋》等都是著名史学著作。东晋时期史

　　学大家常璩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志书《华阳国志》，这部史学名作便是接续了

　　秦汉时期西蜀优良的史学传统。东汉时期，蜀地文化更加发达，文人荟萃。

　　据《华阳国志》载：东汉时期著名的蜀人甚多，如赵志伯官至三公（汉代最

　　显贵的三个职位司马、司徒、司空的合称），赵志伯之孙赵温和赵谦相继担

　　任过宰相，司空张皓为当时宣扬政治准则的代表人物，太常赵典被士大夫誉

　　为天下英才，广陵太守张文纪则被称为有整顿天下的才能，武陵太守杜伯

　　持被当时的人称为聪明绝顶、能解决天下所有疑难问题的人，王涣的名声更

　　是震动华夏，常洽则作为京兆尹而流芳后世；此外，张俊、秦宓等人精辩博

　　通，董扶、杨厚究等知天文晓地理，任安培养学生的风格与孔孟相同。

　　其时，蜀地人才荟萃，品德美好之人，比肩而进，名声远播，成为世人

　　之表率；有志青年莫不仰其高风，范其遗则。西蜀的忠臣孝子、烈士贞女，

　　不胜咏述，虽鲁地歌颂孔孟，齐国尊重稷下学宫，也不过如此而已。汉代皇

　　帝特诏征聘知名人士入京为官，如果只征聘8人，其中则必定有4人为蜀人。

　　由此可见两汉时期蜀地人文发达，风俗也由“轻易淫佚”，向知书好文、崇

　　文重教方面发生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