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是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蜀地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并在全国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时期。汉帝国建立后，国家统

　　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也取得很大成就，西汉文学家继承了战国楚

　　辞余韵，创造了汉大赋、汉乐府等文学体裁，使中国文学在汉代出现一个新

　　的发展高峰。在文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汉代史学也开创了新的一页，产

　　生了《史记》《汉书》等名垂千秋的史学名著。成都这个曾被中原人士认为

　　是蛮夷之地的西南城市，在汉代文化发展史上是那么的耀眼夺目，不仅成都

　　的教育走在全国前列，“文翁办学”开创地方办学先河，成都文学涌现司马

　　相如、王褒、扬雄等“文章冠天下”的辞赋大家，“蜀学比于齐鲁”，西蜀

　　与齐鲁，一西一东，于汉代文化版图上，遥相呼应，交相辉映。

　　一、司马相如：广博宏丽，卓绝汉代

　　司马相如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纵观司马相如一生，可以发

　　现他就是一个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司马相如所做的第一件非常之事，就

　　是放弃宫廷武骑常侍的职位，投奔梁孝王。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公元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自幼受

　　到良好的家庭教育。29岁那一年，司马相如离开成都，前往长安一展生平抱

　　负。到长安后，他当上了皇帝身边的武骑常侍。武骑常侍是经常陪伴在皇帝

　　身边的骑士，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位，有机会得到皇帝的赏识

　　和提拔。然而，司马相如却并不满意这种武士生活，认为与他的理想有很大

　　差距，当他结识了梁孝王身边的著名文学家枚乘等人后，决意离开宫廷，追

　　随梁孝王而去。在跟随梁孝王的数年间，司马相如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汉赋创

　　作，即《子虚赋》。这篇汉赋以其构思的奇妙和文辞的华丽为当时人所赞叹

　　不已，并广为流传。正是这篇文章改变了司马相如下半生的命运。

　　司马相如所做的第二件非常之事，就是与卓文君夜奔成都，然后又回到

　　临邛开酒馆。

　　司马相如投奔汉梁孝王后数年，梁孝王去世，年过35岁的司马相如不得

　　不返回故乡。当他离开成都时，父母尚健在，而归来时父母却已双亡，家徒

　　四壁。司马相如不得已接受旧友临邛县令王吉的邀请，到临邛暂居。其时临

　　邛富商卓王孙听说王县令的朋友司马相如是一位青年才俊，特邀王县令和司

　　马相如一同到家赴宴。司马相如虽已过而立之年，却并未婚娶，多年来都未

　　遇到一个异性知音。当他接到邀请之时，本不愿赴宴，但突然心中一动，想

　　起有人曾说起，卓王孙有一位新寡的女儿，名叫卓文君，才貌双全，“眉色

　　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故而，司马相如心动之余，同

　　意前往，并携琴赴会。席间他抚琴弹奏了一曲《凤求凰》。卓文君也听说过

　　司马相如的才情，知道这位才子要到家中来，于是就想前来一看究竟，当她

　　听到《凤求凰》的琴声弹响时，瞬间就被那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

　　挚缠绵的旋律和旖旎绵邈的琴声所吸引，顿时决定托付终身与此人。当天夜

　　晚，卓文君来到司马相如的住所，两人互表爱慕之情。为了避免遭到卓王孙

　　的阻碍，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决定连夜私奔成都，追求幸福生活。

　　卓王孙听闻女儿和司马相如一起私奔，勃然大怒，坚决不承认这门婚

　　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回到成都后，身无积蓄的司马相如很快就体会到爱情

　　冲动的代价，生活没有着落，甚至不得不将平时所穿的鹔鹴裘拿到集市上抵

　　押。卓文君得知夫君典衣之事后，深感如此下去不是长久办法，遂与司马相

　　如商议，回到临邛，向亲朋借钱开一酒馆，自谋生计。司马相如一时间也无

　　其他更好的办法，只好赞同。于是二人回到临邛，开起了酒馆，卓文君当垆

　　卖酒，司马相如则穿上“犊鼻裈”，作为伙计清洗酒器，一个未来的大文学

　　家能上能下，实乃非常之人。起初卓王孙对二人开酒馆非常生气，后来听人

　　劝解，终于承认了司马相如这个女婿，并赠送他们上百的奴仆和百万家产。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回到成都，二人整日钟情于

　　文学，沉醉于音乐。

　　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成都双宿双飞，享受甜蜜幸福生活时，一纸皇帝

　　的诏令从长安传送到成都，要司马相如速到京师宫廷报到。原来，汉景帝去

　　世，汉武帝登基。武帝不仅是一位杰出超群的政治家、战略家，而且也是一

　　个情商极高的诗人、文学家，并对刚兴起的汉赋十分感兴趣。一天他偶然读

　　到流传到宫中的《子虚赋》，拍案叫绝，大声说道：“写得好！”但随即又

　　叹气说：“我怎么偏偏不与这篇文章的作者同时代而生呢！”当汉武帝说这

　　些话时，一个叫杨得意的官员就在一旁，他马上就对武帝说：“皇上，这篇

　　赋的作者其实还在世上，就是我的成都同乡司马相如。”汉武帝顿时龙颜大

　　悦，立即下诏将司马相如召入宫中。

　　司马相如本来已对政治和官场厌倦，但突然又得到汉武帝的赏识，那颗

　　充满热血的心又沸腾起来。在成都去往长安的旅途中，一篇宏大文章的框架

　　在司马相如的脑海中酝酿已成，当他到长安后，即挥毫疾书，千古名文《上

　　林赋》诞生了。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以子虚、乌有和无是公三个虚构

　　的人物的对话，描写了天子和诸侯的苑囿。文章结构宏大，洋洋洒洒，言辞

　　华美，宏丽温雅，极尽文辞之能事。司马相如在文章中既歌颂了汉武帝，又

　　以华美的文辞来讽谏汉武帝戒奢用俭，以国强民富为重。由于该文构思灵活

　　巧妙，行文挥洒自如，得到汉武帝的称赞，心胸开阔的汉武帝并未怪罪司马

　　相如，而是反躬自省，认识到田猎生活“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不能

　　为后世树立榜样，下令将田猎的用地归还给农民耕种。

　　此外，司马相如还做了两件非常之事，就是两次出使西南，以两篇文章

　　平息了巴蜀地区的社会骚动和民众的不满。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后，把开疆拓土的目光从西北移向西南边疆，

　　“开通西南夷”成为国家战略，因此朝廷任命中郎将唐蒙前往西南地区修筑

　　道路。唐蒙为了加快工期，从巴、蜀征调了水陆运输人员1万多人，并颁布战

　　时法令，斩杀地方官员和民众，巴蜀百姓对此极为不满。汉武帝为挽回巴蜀

　　民心，就派司马相如前往处理纠纷。司马相如认识到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

　　一方面是国家战略，必须推进，另一方面则是群情激愤的巴蜀父老民众。因

　　而司马相如决定写一篇文章，对巴蜀父老晓以大义。公元前130年秋天的一个

　　黄昏，风尘仆仆的司马相如回到阔别数年的成都，一口气写下了著名的《谕

　　巴蜀檄》。他在檄文中先讲述了国内形势，指出朝廷对于边疆的开发与管辖

　　已初显成效，至于唐蒙的所作所为，并非皇上本意。接着又讲述了“人臣之

　　道”，希望巴蜀父老“急国家之难”，如果不懂忠义，就会被天下人耻笑。

　　由于司马相如既代表中央政府，又以蜀地人身份理解巴蜀父老，处处为他们

　　着想，故而这篇文字简短的檄文，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奇效，巴蜀大地焦躁不

　　安的民情很快平静下来。

　　数年以后，经过汉武帝君臣的励精图治，开疆拓土，西汉王朝开始呈现

　　出一派天朝上国气象，越来越多的西南各族表示愿意归附汉王朝，但遥远而

　　广袤的西南边陲与内地交通联系极为不便，部分巴蜀地区的长老豪强从自身

　　利益出发，极力反对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通。汉武帝为此颇为苦恼，遂

　　委派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再次持节出使西南。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同样以超

　　人的智慧和无双的文采，撰写了《难蜀父老》一文。文章通过他与27位巴蜀

　　德高望重的长者谈话的形式，阐述了开发西南地区乃是万世之功业的大道

　　理，从而一举说服了巴蜀长老豪强，并与西南各少数民族建立了友好关系，

　　由此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

　　司马相如是成都文化孕育出来的一位伟大文学家，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文

　　学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相如所写的汉赋有29篇，但遗留后

　　世的仅有5篇。司马相如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至伟，他对战国散文体进行了大胆

　　创新，在文体、句式、修辞等方面进行了改进，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体。鲁

　　迅高度评价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29］

　　司马相如《长门赋》书影

　　司马相如开创了中国赋学创作的先河和一代文章新风格。司马相如的《谕巴

　　蜀檄》和《难蜀父老》等文章，融平实说理与华美文采于一体，达到“一纸

　　文章抵得上千军万马”的巨大效果，这种伟大成就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内

　　涵，成为后代蜀人学习的典范，同时也成为蜀学的重要内涵。

　　二、王褒：辩丽可喜，独具风格

　　汉代是文学大师林立的时代，继司马相如之后，蜀地又出现了一位杰出

　　的文学大家

　　—王褒。

　　王褒，字子渊，生于公元前90年，西蜀资阳人，少时家贫，青年时来到

　　成都求学深造。他不仅天赋极高，也非常勤奋，精通六经，擅长作文，在成

　　都颇具名声。王褒因崇拜屈原，曾写《九怀》来纪念他。汉宣帝时，国家经

　　济恢复，喜欢音律和诗歌的皇帝十分重视文教，不仅命人编写汉武帝时期

　　的掌故，同时还令人讲论六经等书，收集世间的各种故事材料。在皇帝的影

　　响之下，各地官员也十分推崇文学，王褒的杰出才华也为益州刺史所发现，

　　进而将他举荐给宣帝做文学待诏。王褒来到京师长安后，先后写下了《圣主

　　得贤臣颂》《甘泉宫颂》《四子讲德论》等著名作品。由于王褒才思敏捷，

　　故而宣帝出外打猎，时常让王褒陪同，并令他作赋歌颂，然后对文章评定高

　　下，按等级赏赐缣帛。王褒所写汉赋，不仅宣帝喜欢，太子也爱不释手，常

　　让后宫贵人或侍从朗诵《甘泉宫颂》和《洞箫赋》等，从而获得精神享受。

　　公元前51年，汉宣帝听说益州出现“金马碧鸡之宝”，遂派王褒前往祭祀，

　　不料王褒竟在途中染病不治而去世，年仅40岁。

　　王褒是汉代很有成就的辞赋大家之一，一生写了很多汉赋诗文，但是

　　流传于世者不多，只有《圣主得贤臣颂》《洞箫赋》《甘泉宫颂》《九怀》

　　等数篇传世，其中《圣主得贤臣颂》和《洞箫赋》最为后人所称颂。前者主

　　要借助于良御和骏马来比喻圣主和贤臣的关系，以御马之术的高下来隐喻国

　　君任用臣子的好否是会影响到治国理政的效果。而《洞箫赋》则是以洞箫为

　　描写对象。汉代以前，很少有人以音乐器材为主体进行文学创作，由于王褒

　　精通音律，又善写汉赋，故而独辟蹊径，创作了《洞箫赋》，并按照生材、

　　制器、发声、声之妙、声之感、总赞的顺序来描写洞箫，不仅文辞华美，又

　　能将洞箫的声音、音质、音调等写得清新自然、细腻鲜明，给人以音乐美的

　　享受，故而成为描写器物的典范之作，为时人广泛传读，并为后世之人誉为

　　“诸音乐赋之祖”。

　　王褒所写汉赋不同于司马相如等人所写汉赋，有其自身的特色，多以咏

　　物为主，较少涉及政治；写作风格上，强调语言优美和韵律感，在铺排之中

　　运用了许多的骈偶句式。虽然没有司马相如那种磅礴的气势，但细腻精巧，

　　娱悦耳目，充分体现了文学内在的艺术美，具有很高的陶冶情操和怡情娱乐

　　的审美价值及艺术价值，是巴山蜀水自然之美与音乐艺术之美融为一体的文

　　学展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对蜀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代状元杨慎曾写诗赞誉了王褒的才华：“伟晔灵芝

　　发秀翘，子渊擒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箫。”

　　三、扬雄：始于模仿，终于超越

　　公元前53年，汉代文学大师司马相如去世后的第65年，另一位文学大师

　　扬雄又在成都诞生。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

　　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汉书》记

　　载：扬雄少而好学，爱读圣贤之书，尤好

　　辞赋；但他不喜欢咬文嚼字，对章句和

　　训诂之类考究式学问只求粗通，而贵乎

　　知识的博通。因为有口吃的缘故，扬雄不

　　擅长雄辩式的谈话，喜欢静默沉思、清

　　静无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欲望。

　　扬雄视富贵权势如粪土，如果不是心甘

　　情愿做的事情，即便是面对权贵之人也扬雄

　　从不低头，淡泊功名利禄，不置家产。从史书对扬雄的记载来看，他有三个

　　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一是喜欢独立思考；二是不追求凡俗富贵；三是热爱

　　学习，博览群书，爱好写作，尤长于辞赋。

　　扬雄青少年时对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同乡前辈司马相如十分佩服，时常

　　感觉到自己笼罩在司马相如巨大而耀眼的文学光芒之下，他如饥似渴地从司

　　马相如的文学遗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每每将司马相如作为榜样来模仿。扬

　　雄对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也十分崇拜，又为他的不幸遭遇而惋惜，每当读

　　到屈原的文章，都为之伤心落泪。扬雄成年后，也来到京城长安，被汉成帝

　　叔舅也是当时的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召为门下史。扬雄在长安很快就超越群

　　英，显露出卓越的文学才华。于是有人向汉成帝推荐，称扬雄的文笔有如当

　　年的司马相如，汉成帝大喜，将扬雄召为文学侍从。扬雄在跟随汉成帝的数

　　年间，先后随成帝到过甘泉、河东、长杨宫等地，参与过祭祀、巡游、狩猎

　　等活动，目睹了帝王生活的奢靡，也对西汉末年隐藏的政治危机有了深刻体

　　验，并在此间创作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系列著

　　名文学作品。这些汉赋不仅代表了扬雄文学的最高成就，也使汉赋继司马相

　　如之后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并在思想性和哲理性方面提升了汉赋的文学境

　　界。

　　扬雄曾希望与司马相如一样，通过汉赋来评论政治，规谏皇帝，故而

　　每次作赋总先遵循司马相如的文学范式来谋篇布局、设计文意，甚至遣词造

　　句也刻意效法。如《甘泉赋》和《羽猎赋》就有模仿《子虚赋》《上林赋》

　　的痕迹。但扬雄毕竟是文学大家，他并非简单地模仿，而在模仿之中出现超

　　越。此外，他还独树一帜，开辟了新的文学风格，所撰《蜀都赋》则成为新

　　的典范，并引发了后人的效仿，如张衡《二京赋》、班固《两都赋》，以及

　　左思《三都赋》的撰写都受到《蜀都赋》的明显影响。另外，较之于司马相

　　如，扬雄的文章在立意上却更为积极。在写作技巧上虽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

　　些写作风格和优点，但是更加“语约义丰”，对后来的古文运动产生了一定

　　的积极影响。扬雄虽然十分钦佩屈原，折服于他天才写作才华，但却创作了

　　与屈原风格迥异的《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

　　在扬雄的文学世界中，模仿只是创作的起步，实际上，他的作品包含

　　着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前人。扬雄晚年对辞

　　赋的态度发生转变，意识到辞赋的缺陷，无法发挥其讽喻的功能，认为辞赋

　　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不再写辞赋，转而进行其他文学创作和学术研

　　究，撰写了《太玄》《法言》《训纂》和《州箴》等学术著作。扬雄对汉赋

　　的态度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汉赋的衰落，然而却对蜀学的发展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太玄》《法言》等哲学著作和《方言》等语言文字论著，为

　　后世蜀人树立了学术典范，也为蜀学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学术内涵，对开放、

　　多元的蜀学形成和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