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世纪，横跨欧亚非三个大洲的罗马帝国迎来了和平时代，谷

　　物、酒、羊毛、麻、织物和玻璃器皿等食物和原料已经不能满足罗马贵族和

　　富人们的生活需要，他们四处寻求来自东方的高档工艺品和奢侈品，而中国

　　的丝绸、漆器等成为罗马帝国各大市场上颇受欢迎的高档商品，特别是精美

　　的漆器价值不菲，令罗马贵族和富商们眩目并争相拥有，其中相当部分漆器

　　来自成都

　　a。成都生产漆器的历史十分悠久，到汉代时成都生产的漆器数量

　　a漆器，是指用漆髹（ xiū）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漆器所用的

　　漆是天然大漆，大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成都漆

　　器又称“卤漆”，以天然生漆为原料，胎体不拘，做工讲究。成都是我国最早的漆器产地之一。成

　　都漆器精美华丽、光泽细润、色彩绚丽，既可高悬于庙堂之上以彰显华贵，又可充当精致耐用的日

　　常用品，是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手工艺术品。

　　漆耳杯 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 西汉

　　（成都博物馆提供）

　　众多，造型精美，占据了国内漆器市场的很大份额，并行销海内外，成为名

　　副其实的“世界漆器生产中心”。

　　中国是世界漆文化的发祥地，漆器制作和使用源远流长。早在8000多年

　　前，中华远古先民就发明了髹漆工艺，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精美的

　　漆弓，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素髹漆器［24］。夏商周时期是漆器发展的一个繁

　　荣期，漆器的种类和数量剧增，制作工艺也有质的飞跃。成都也是中国最早

　　的漆器产地之一，这与蜀地盛产漆器制作的主要原料 —生漆和朱砂有着密

　　切的关系。蜀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成都漆器工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

　　利条件。两汉时期，作为漆器制作原料的漆树管理备受重视，出现了大面积

　　的漆园和专门经营漆业的商人，漆园的管理也不断规范化和条例化。政府也

　　设置了专门的工官，加强对漆器手工业的管理，工匠数量众多，分工明确细

　　致。漆器的使用人群广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一般百姓。这一时期，漆器

　　逐渐取代了青铜器，成为重要的礼器。作为漆器制造的重镇，成都漆业出现

　　了以官营为主、私营为辅的发展格局。漆器制作，工序复杂，耗时长久，令

　　人叹为观止。

　　一、成都漆器的源与流

　　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漆器工艺已达到较高水平，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

　　有漆器残痕，生漆还被作为金面罩和青铜头像的黏合剂。这表明当时的蜀人

　　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割漆、生漆加工、制胎和上漆等工艺技术。商末周初，随

　　着古蜀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成都的髹漆工艺逐渐发展起来。金沙遗址

　　出土了多件木胎漆器，现虽已腐蚀，但其残件仍可见其纹饰之精美、色彩之

　　亮丽，其中一件彩绘神人头像保存得较好，器型表面绘黄、红和黑彩。

　　春秋战国时期，成都人口增加，手工业与商业兴盛，漆器工艺也日臻成

　　熟，快速发展。成都生产的漆器，在质与量上都有了飞跃，器型丰富，工艺

　　精进，工匠已经掌握了挖制、斫制、雕刻和卷制等制胎方法和针刻、彩绘、

　　平涂及镶嵌等装饰技法。

　　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大型船棺墓葬群，出土了数量

　　较多的漆器，这些漆器主要有“几、案、俎、豆、盒、簋、梳、篦等生活用

　　器，鼓、竽、编钟架等乐器类器物”。这些漆器反映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

　　应是开明王朝的王室成员。另外，这些出土漆器的纹饰大多为蟠螭纹和龙

　　纹，与春秋时期中原青铜器的蟠螭纹和红铜镶嵌的龙纹风格相似，但也有区

　　别。蟠螭纹周围或蟠螭纹与走龙纹之间，有连续的圆圈纹构成的虚拟线条，

　　既达到了间隔纹样的效果，又不显得生硬死板，因而成都的漆器纹饰既受到

　　中原青铜器物装饰的影响，也有所创新，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过去学术界根据汉代出土有较多的成都漆器这一现象，判断成都漆器

　　工艺发达的时间始于汉代。但随着商业街大型船棺王族墓葬群大量漆器的发

　　现，改变了此前的观点，这些出土文物充分表明成都的漆器工艺至迟在战国

　　早期就相当发达，较汉代提前了二三百年。

　　二、漆器生产和技术的进步

　　秦汉至三国时期，官府和民间对漆器的需求空前扩大，从而促进了漆器

　　制造业的发展，一是规模的扩大，二是技术的提高，成都的漆器生产进入一

　　个高峰期。

　　秦统一全国之后，成都地区社会安定，城市繁荣，科技进步，工商业发

　　展，人们的生活也相对富裕。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蜀地经济的管理，满足贵

　　族阶层对奢侈品的需求，在蜀地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和市

　　场管理。

　　秦王朝在成都城东设有“东工”。这是一个受朝廷和地方政府双重管

　　辖的大型官营作坊，主要按照朝廷下达的指标生产各种铜、铁、陶、漆等制

　　品。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元青川郝家坪战国晚期墓出土了一柄青铜秦

　　戈，上刻有“蜀守金，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蜀东工”等铭文；

　　另外，考古工作者在涪陵小田溪战国晚期墓也出土了秦戈，上刻有“东工”

　　等字样。这些秦戈是目前发现的秦蜀郡“东工”所制造的最早实物资料之

　　一。东工不仅生产青铜器，而且也生产漆器。

　　汉承秦制，也在成都设立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蜀

　　郡的工官设在成都，以制造贵重的漆器著称。”［25］汉代蜀郡工官又被称为

　　成都市府，或称“西工”，其手工业作坊设在当时成都城西郊外，与秦代所

　　设东工相对应。成都的官营漆器手工业归市府管理。王莽时期，曾把“蜀郡

　　西工”改为“成都郡工官”。东汉时期又恢复西汉旧称。朝鲜乐浪郡出土的

　　多件漆器上有“蜀郡西工”“蜀西工”等字样。

　　工官制造的漆器主要供给统治阶层享用。根据出土的漆器铭文记载，

　　蜀郡工官人员分为管理系统和工匠系统，前者又分为护工卒史、工官长、丞

　　等县级以上管理人员和佐、掾等一般管理人员，后者细化为素工、髹工、上

　　工、画工、工、清工、造工等工种。汉代工官实行流水作业，器物制造实

　　行分层责任制，产品制成后要“勒名”，即在产品上刻着相关管理官员的名

　　字，以使溯源负责。

　　秦汉时期，朝廷除大力发展官营漆器作坊外，也允许私营漆器作坊存

　　在，但私营漆器的生产和销售要受到政府相关管理机构的监督，这种管理

　　机构，在秦代称为“亭”，西汉称为“市”。私营作坊所生产的漆器在检查

　　质量后征税，并被戳印或刻画上“成亭”“成市”等字样，方可作为商品流

　　通。两汉时期，由于私营漆器作坊的规模不断扩大，技术提高，因而部分官

　　髹漆陶鼎

　　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 西汉

　　（成都博物馆提供）

　　漆马

　　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 西汉

　　（成都博物馆提供）

　　府重要漆器也是在工官监制之下由私人作坊承制，这类漆器皆有铭文，其上

　　不仅有工官机构的标志，还有标明私人作坊主姓氏的印记。

　　秦汉时期，成都漆器生产以国家为后盾，物力和财力雄厚，聚集了若

　　干技艺高超的工匠，官府所生产的漆器重在质量和工艺，而不计生产成本，

　　特别为皇室和贵族生产的漆器更是如此，工艺之繁缛，制作之细腻，令人惊

　　叹。因而，这一时期成都生产的漆器以精美华丽、光泽细润、图彩典雅名扬

　　四方。从目前部分汉墓中发掘出土的成都生产的漆器来看，其工艺水平达到

　　同时代的顶峰。

　　汉代成都漆器制作在制胎和装饰等髹漆工艺上采用了新的技法，薄木

　　胎、夹纻胎等胎体的发明，使漆器更加轻便和美观，木钉、金属等新的固定

　　方法也增加了漆器的耐用性，描金、戗金、堆漆等装饰手法更使漆器靓丽

　　华贵。为满足贵族奢侈生活的需要，金、银、玛瑙、玉石、珍珠、水晶等贵

　　重物品也成为漆器的装饰材料。扣器是成都漆器的代表。这种器物是在耳

　　杯、盘、盒、奁等器物的口、耳、腹或圈足等部位镶上金、银、铜等材质的

　　部件。扣器技术系成都工匠首创，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土了迄今发现最早

　　的扣器。扣器精品漆器耗时长，成本高，价格昂贵。20世纪50年代以来半世

　　纪间，成都地区相继发掘了多座汉墓，出土了大量漆器，其中既有仿铜漆礼

　　器、日用生活用器，也有车马器、兵器等漆器制品。成都老官山和绵阳双包

　　山两座高等级墓葬出土的漆器代表了西汉前期成都漆器发展的高超水平。两

　　座墓葬出土的鼎、盒、壶等仿铜陶胎漆礼器，与仿铜陶礼器搭配组成比较完

　　整的礼器组合；种类丰富的耳杯、盘、卮、奁、案等生活用具再现了墓主生

　　前生活的奢华；各类车马器和骑马俑显示了墓主仪仗的威武。

　　三、漆行天下

　　由于秦汉时期成都生产的漆器出现了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因而成都漆

　　器成为与蜀锦相同的行销天下的高档消费品，为海内外的达官贵族所珍藏。

　　20世纪以来，在海内外多地相继发现了成都生产的漆器。考古学家在湖南长

　　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等汉墓中出土

　　有戳印“成市”“成市草”“成市饱”等

　　文字的成都市府制造的漆器，这些漆器都

　　是汉代专供贵族阶层使用的精品。1984年

　　考古学家在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了随

　　葬品140余件，其中成都生产的漆器有10

　　多个品种60余件，“许多漆器上彩绘人物

　　故事和动植物纹图案，非常精彩生动”。

　　“宫闱宴乐图漆案”共画有55个人物，

　　描绘了“皇帝、皇后、嫔妃、平乐侯及夫

　　人、都亭侯及夫人、长沙侯及夫人等在

　　宫闱宴乐的场面”［26］。人物造型生动，

　　形态各异，可谓艺术珍品。另外，“百里

　　奚会故妻图”“伯榆悲亲图”“童子对棍

　　图”漆盘等也均为汉代漆器珍品。考古

　　工作者还在墓中发现有2件犀皮黄口羽觞

　　（耳杯），器身属“黑面红中黄底片云斑

　　犀皮”，“表面光滑，花纹自然流畅，如

　　行云流水，匀称而富有变化”，“保存完

　　好，证明耐腐蚀性强，世所罕见”。研究

　　者根据一些漆器底部的铭文，并结合造

　　型、用色、装饰花纹、绘画风格等分析，

　　认为这批漆器产地相同，均产于蜀郡成

　　都［27］。这些稀世的漆器珍品反映了汉代

　　成都漆器生产的高超工艺水平，以及对外

　　的影响。

　　东汉后期，战火不断，社会动荡，

　　凤鸟云纹漆圆盒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 西汉

　　（湖南省博物馆提供）

　　神仙龙虎画像漆盘

　　朝鲜平壤乐浪汉墓出土

　　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

　　童子对棍图漆盘

　　底部有“蜀郡作牢”铭文

　　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

　　（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提供）

　　邓太后执政后尚俭禁奢，停止了蜀郡工官的漆器生产，成都官营漆器数量

　　锐减，渐呈衰败之象。但是在地方豪族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成都的私营漆器

　　作坊却随之兴起。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在成都建立后，蜀汉政府为了恢复经

　　济，增强国力，十分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漆器

　　生产重新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官、私营漆器生产一度恢复到两汉时期的规

　　模和发展水平，朱然墓出土的成都漆器即可证明。

　　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青瓷在蜀地得到较大发展并逐渐普及，在生产和

　　生活用品领域内出现取代漆器用品的趋势，成都的漆器生产地位迅速下降。

　　隋唐以后，成都地区的社会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漆器生产受到极大的削

　　弱，不过漆器仍然是人们生活的日常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