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65年,罗马征服意大利半岛后,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前264~前
146年),征服了地中海西部强国迦太基,取而代之成为地中海霸主,公元1
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罗马帝国的都城古罗马城一度成为欧洲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中心,最
繁盛时人口逾百万。同一时期,东亚地区也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秦065
国。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兼
并六国的大任,一统天下,建立
了“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
行同轮”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国家。汉承秦制,疆域进一步扩
大,中华文明在汉代迎来农业时
代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与罗马文
明相媲美,共享东、西两大帝国
之盛誉。汉代,中国城市出现大
发展,随着世界级城市
—长安的兴起,若干城市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大都
会,成都脱颖而出,成为汉代五大工商业城市之中唯一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大
城市。西汉晚期,成都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都市,确立了西南地区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崛起。
一、手工业制造重镇
秦汉时期,成都在全国的地位不断提升,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商
业之盛,居于全国前茅,昔日的“夷狄”成为文化之邦,并取代关中地区成
为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其美誉2000多年以来未曾中断。
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加上铁农具与牛耕技术的普
及,成都农业发展逐渐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随着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成都
的粮食产量颇丰,所产之粮不仅供巴蜀之民享用,还曾多次赈济全国各地。
汉晋年间,成都平原的水稻亩产部分已达30~50斛,是当时全国最高产量之
一。农业的持续发展不仅为成都城市人口的增加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也为商
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资料,从而推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秦汉成都手工业相当发达,尤以盐业、冶铁业、纺织业、漆器业、金银
制品业等发展突出,堪称天府翘楚。
李冰任蜀守时,在广都开凿井盐,“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西汉时
汉代大城少城图
期,成都盐井数量大增,迄至东汉,“家有盐铜之利”。成都的井盐生产技
术达到全国最高水平。
秦汉成都设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官营手工业生产和经营,称为“工
室”“工官”。秦时在蜀郡设“东工”,主要管理冶铜、制造兵器、制作漆
器等官营手工业作坊,各作坊规模较大,工匠总人数在5000人以上,其中
仅冶铜工匠等便有2000多人。西汉则在“东工”之外设有“西工”,规模远
比秦代“东工”大得多,工匠总人数最多时达万人以上,其内部分工细致,
仅工官管理人员名目就达12种。工官主要负责制造漆器、金银器等,“岁用
五百万”,所制之器物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即负责管理的工官需在制成
品上刻字勒名负责。秦汉成都的冶铁业不仅分布广,而且规模大,技术进步
快,成为主要产业之一。成都成为西南地区的冶铁基地,所产铁矿、铁器作
为重要的军事资源,多被运往关中。
成都蜀锦和车辆生产极为发达,分别建有“锦官城”与“车官城”。锦
官城为官营专门制造蜀锦的大型制造基地,车官城则是官府制造马车等交通
工具的大型制造基地。汉代,成都作为全国纺织业中心之一,纺织业以蜀锦
最为有名和兴盛,“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东汉时期,
盐场画像砖拓片 四川邛崃花牌场出土 东汉
(四川博物院藏)
建武廿一年乘舆斛,托盘口沿下刻
有铭文62字,记载此器为东汉光武帝建武
二十一年(公元45年)“蜀郡西工”所造
之御用器 东汉(故宫博物院提供)
成都织工已使用脚踏织锦机和脚踏织布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
比欧洲同类型的织机早了数百年。成都的蜀锦制造技术在当时已达很高水
平,品种繁多,纹彩华丽,故有“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之说。此
外,成都的漆器业、金银制品业在全国也很著名。
二、商业之都
秦汉时期,成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走向繁荣。秦建大
城后,商业贸易十分兴盛,为了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修筑少城“以处商
贾”,少城南区为商业区,市场内按商品性质、种类不同分为不同交易区
域。同时设立“亭”吏对市场日常交易进行管理,设“盐官”“铁官”,对采
盐业、冶铁业进行管理和收税。少城修筑,市场建设,加速了成都商业中心
的形成。秦统一六国之后,将六国许多富豪迁到蜀地,他们或在成都从事冶
铁、采盐,或进行织锦、漆器制造,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
汉代成都商业之盛,更胜前期,在全国各大都市中名列前茅。从成都、
新都、广汉等地出土的画像砖所绘图案,可以看到汉代成都商业的盛况:商
铺林立、人头攒动,商品琳琅满目。《蜀都赋》赞称:成都“市廛(
chán)
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
袨(
xuàn)服靓妆。贾贸墆(
zhì)鬻(
yù),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
方”,“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西汉初期,成都的市场仍沿袭秦朝管理制度,直到汉武帝时,才有所
改变,将“市”从“亭”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管理机构,汉政府设“成
都市”,置“市长”,其行政级别等同于县级。在这一时期制成的漆器、陶
器上,或见有“成市”“成市造”“市”等铭文。这就是“成都市”的官吏
在检收相关重要制成品后在产品上留下的印记。自汉武帝实施开发西南夷
战略后,成都与关中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外部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由于少
城西南外濒临江流,便于物资运输,逐渐发展成为集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
集散地于一体的工商业开发区,南市随之兴起。南市原为民间自发形成的商
东市画像砖拓片 四川广汉周村出土 东汉市肆画像砖 四川成都市郊出土 东汉
(四川博物院藏)(成都市新都区文物管理所藏)
业互市之区,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市场逐渐向市桥之南(即
今西较场至青羊宫)一带发展,形成规模甚巨的南市。南市与锦官城和车官
城隔江相望,锦官城位于夷里桥南岸西,为官办织锦工场,筑有城墙。车官
城位于锦官城西边,为官办造车工场,也筑有城墙,东、西、南、北四面都
修有军营垒城。故有学者认为,锦官城和车官城皆属秦汉时期成都城的卫星
城[23]。
西汉时期“成都市”的繁华吸引着无数人心神向往,汉武帝时有一个
僰道的地方官员,因修路不力而被中郎将唐蒙问斩,临刑时心有不甘,仰天
长叹道:“忝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唐蒙听其所言,即下令暂缓行刑,
将他押解至“成都市”,了却他一睹成都市场的繁华景象之心愿后,再斩其
首。
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托古改制,其中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是在
京城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五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下
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主管各大都市的商品交易,并根据不同商品的
质量来确定价格,实行公平交易。新朝还将长安东市改名为京市,长安西市
改名为畿(
jī)市,洛阳市改名为中市,邯郸市改名为北市,临淄市改名为东
市,宛市改名为南市,成都市改名为西市,故成都亦称“西都”。成都是秦
岭淮河以南唯一设有“五均司市师”的大都市,位列全国五都之一,足见其
商业发展程度,也反映了成都经济在西南地区的领先地位。
汉代五都分布示意图(成都博物馆提供)
汉代成都对外的长距离贸易也十分繁盛。汉初,全国统一,取消关卡,
放开山泽之禁,“交易之物莫不通”。巴蜀地区生产的蜀锦、丹砂、铜、
铁、竹木之器等商品,通过褒斜谷蜀道进入关中,商人们采取以物易物的交
换方式,各取所需。蜀商不仅与中原互通有无,而且还与“西南夷”进行贸
易,如以盐铁等换取川西筰(
zuó)人的马以及僰地的奴婢。南方丝绸之路
在秦并巴蜀以前就已开通,但路况较差。秦据蜀后,修“五尺道”(今四川
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南方丝绸之路交通得以改善,促进了成都与南中地
区以及南亚诸国商业贸易的发展,西南地区各族商民也由此进入蜀地,并经
成都前往关中。成都作为沟通西南与关中的中转市场中心,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国力强盛,进一步修筑“南夷道”“西夷道”,
大批南、北商人涌入成都从事双向贸易,如著名商人罗裒(
óu)往来于京
师与巴蜀之间经商,获利千万。成都连通了南、北丝绸之路,并通过长江连
接海上丝绸之路,三大经济带在成都的交会,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成
都的丝织品、漆器、铁器等运销全国各地,不仅“南御滇僰”,“西近邛笮
(zuó)”,而且也远及东南沿海地区、东南亚及南亚诸国。在湖南马王堆汉
墓、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墓、朝鲜平壤王盱墓、蒙古诺音乌拉等地发现有成
都所产漆器、金银器等,说明汉代成都与这些地区已有密切的经济往来。
秦汉时期,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物产富
饶,人多工巧,铜、铁、茶、盐、蜀锦、漆器
之盛,甲于西南。公元前115年,汉武帝下令
重筑成都城,“立成都十八郭”。在原秦大
城少城之外新修筑外郭,城市空间规模较秦
成都城有所扩大,据扬雄《蜀都赋》记载:
成都城内有400余闾。“闾”即里巷的大门,
泛指当时最基层的居住区和居民组织
—闾
里,汉代成都城内有400多个住宅区
—闾
里,这在当时全国大城市中极为罕见。
汉代成都城市空间规模宏大,功能渐趋完备,人口日渐增多。西汉中
期,都城长安有人口80800户,而成都则有人口76256户,比同一时期的东都洛
阳人口52839户还多1万余户,成为人口规模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成都
成为名副其实的“巍峨大都市”,实为华夏名城,“列备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