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前3世纪，两河流域的国家和埃及相继出现衰落，中国也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周王朝的权威下降，诸侯国崛起，大国之间争霸战争频繁，

　　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各国政治变革、经济竞相发展、文化繁荣

　　的时代，为以后结束分裂动乱，建立统一国家创造了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的政治局势也相继发生了变化，“杜宇禅让”，

　　开明立国，对内兴修水利，农业进一步发展，对外不断拓展疆域，为“戎狄

　　根据文献记载，鳖灵为开明一世，

　　号丛帝，从他开始废除了禅让制，实行

　　世袭传位制。鳖灵在去世前将帝位传给

　　其子，称卢帝；之后又有保子帝，直到

　　开明帝九世，改称为王。开明王朝共延

　　续了十二世，有学者估算约

　　350年。

　　开明立国后，效仿西周政治制度，

　　将宗室子弟分封到蜀域各地，镇守一

　　方，捍卫王国，如

　　“别封弟葭萌于汉

　　中，号苴侯

　　”。当周王室衰微之际，开

　　明王朝与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关系也若

　　即若离。

　　羊首兽面纹铜罍

　　开明立国之初，传说都城在郫邑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 西周

　　（地点不明，但郫都境内至今还保留

　　（四川博物院提供）

　　之长”，开明王朝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大国。开明王朝时期，成都与外部的

　　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为秦汉以后“天府之国”的形成，

　　成都发展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开明立国与“徙治成都”

　　有纪念杜宇和鳖灵的“望丛祠”）。开明五世（一说九世）时（约当战国早

　　期），将都城迁至今成都主城区，自此以后的2000多年间，成都城址一直未

　　变。开明五世之所以要将政治中心从郫邑迁至成都，一是成都市区一带曾经

　　作为古蜀国的政治中心之一；二是其地势略高于周边地区，如同鱼脊背，当

　　洪水来时，不易被水淹，更适合建城居住。从宝墩古城开始，古蜀先民就不

　　断在成都平原选择最有利的地形来建都立城，因而开明王朝最终选择在今成

　　都主城区建都，是历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其后历史发展证明这种选择的正确

　　性，成都城址在此后有拓展而无迁移。据文献记载，开明王朝时期的城邑还

　　有“郫邑”（在今郫都区）、“葭萌”（在今广元昭化）、“南郑”（在今陕

　　西省汉中市）、“严道”（在今荥经县）等。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相继进行变法改革运动。开明王朝也在政治、

　　经济等方面施行了多项改革举措，如政治方面仿中原礼制，立宗庙，重礼

　　乐。经济方面大力推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其时，成都的手工业相当发

　　达，尤其是漆器工艺可以和楚地漆器相媲美。专门的市场也在城市中出现。

　　《蜀王本纪》所载的“青羊肆”（今成都青羊宫附近）可能就是当时城市的

　　商业中心所在。

　　开明王朝建立后，综合国力增强，北与秦为敌，长期控制汉中地区；东

　　与楚国相争，一度夺取楚国的“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市）；又西征青衣羌，

　　南略僚、僰（

　　ó）之地。至战国时代，蜀国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

　　与秦分，西奄峨嶓”，成为可与中原各国相抗衡的西南首屈一指的大国。

　　水陆攻战纹铜壶

　　四川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出土 战国

　　（四川博物院提供）水陆攻战纹铜壶纹饰拓片（局部）

　　二、载魂之舟王族船棺

　　20世纪末以来，成都地区相继发现了蜀王及其王族墓葬，一处是新都马

　　家木椁墓，另一处是商业街船棺墓葬群。墓葬均惨遭盗掘，但保留下了巨型

　　葬具和部分精美的漆器、铜器等物品。

　　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新都马家发掘一处约当战国早期的大型木椁墓，

　　墓葬葬具为独木棺，在腰坑内清理出土近200件铜器，其中鼎、壶、编钟、兵

　　器等器物皆5件一组，这与蜀地“尚五”习俗有关，这种习俗与中原商周流行

　　的“五行”思想也有着密切联系［20］。考古工作者还在椁室内发现了印章两

　　枚，印文特殊，似代表墓主身份，或为掌握蜀国最高权力的蜀王之一。在蒲

　　江飞龙村的船棺葬中也发现了与新都类似的青铜方形印章，其墓主或是开明

　　氏的贵族。

　　商业街大型船棺墓葬群位于今成都城区中心，经考古发现证实为战国

　　早期开明王朝时期的遗存，有船棺和独木棺共17具，最大的船棺长18.8米，

　　船棺 四川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 战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B型漆床 四川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 战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宽1.7米。棺木平整，棺盖表面抛光。船棺中还出土了较多漆器，如漆床、几

　　案、瑟、编钟座基等，另外还有少量的青铜兵器、陶器、竹木器具等。墓坑

　　内发现有多具殉葬或陪葬的小型匣形棺，棺内随葬有少量陶、铜器，有的则

　　无随葬品。这样的古蜀国墓葬，规模大，级别高，有可能是开明王朝王族的

　　陵寝。这座王族墓葬修建了布局规整的墓上建筑，与文献中的“寝庙”制度

　　相合，这是开明王朝特殊丧葬礼仪制度的体现。

　　船棺是远古的一种独木舟形葬具，在古代中国南方的巴蜀、吴越、闽

　　越之地普遍流行人去世后以船为棺的葬俗。此外，在斯堪的纳维亚、波利尼

　　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也有船棺葬俗。为

　　何要以船为棺，有多种说法，如认为人死后只有通过船棺把亡魂送过阴阳两

　　界相隔的河流；也有人认为船棺可以使人死后升登到九天之上成仙，古人

　　诗云“三曲仙岩有架船，栉风沐雨几经年；古今共看长如此，愿借灵槎上九

　　天”，说的正是船棺的来历；还有人认为是移民的习俗，移民远离故乡，当

　　人去世后，以船为棺，让灵魂可以乘船返回故里。

　　商业街蜀王族船棺墓葬的发现，表明开明王朝在此时期已经将都城迁

　　至成都。长期以来关于开明王朝什么时候迁都成都，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

　　法，一是开明五世迁都说，一是开明九世

　　迁都说

　　a。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

　　一直无法证明，而商业街蜀王族船棺墓葬

　　群的发现可以提供新的证据。该遗址的考

　　古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中期，比秦并蜀时

　　间早很多，因而开明五世迁都之说更具有

　　可信性。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还在成都地区

　　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战国墓葬，这些墓葬代表了开明王朝中下阶层的安葬习

　　俗，他们中有用船棺或漆木棺为葬具，也有以木板为葬具，更甚者不用葬具

　　直接下葬。这些战国墓葬随葬品中占主体的是容器和兵器，其数量、类别和

　　精美程度远不及商业街船棺葬遗址，据推测应为平民的墓葬，由此反映了墓

　　葬主人的阶级、阶层和等级的差别。

　　三、蜀与秦楚及“西南夷”

　　开明王朝是长江上游的大国，在其北方和东方有秦国和楚国，西南方向

　　则分布着被史书称之为“西南夷”的复杂族群。长期以来，蜀与周边国家和

　　族群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春秋初年，蜀与秦即有经济、文化往来。战国初期，蜀与秦保持相对平

　　等的国家关系。公元前475年，蜀与秦互通聘享之礼。但和平很快就为战争所

　　取代，从公元前451年开始，蜀与秦为争夺汉中地区进行了长达65年的战争，

　　最后以蜀国取得胜利而告终。此后大约70年间，秦国对外政策由南下转为

　　东进，秦蜀之间相安无事。秦孝公时期，秦国经商鞅变法，民富国强，实力

　　强于各国，秦国开始对外扩张，蜀地则是重要的目标。开明王朝虽然据有西

　　a《蜀王本纪》记载开明五世时自广都迁至成都，《华阳国志》记载开明九世时自郫县迁至

　　成都，两者有出入。

　　漆豆 四川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

　　战国　李升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南，但长期的相对安宁和表面上的强大，使开明王朝的统治者不思进取，反

　　而尽情享乐腐化，致使蜀国发展停滞，最终为秦所灭。

　　蜀、楚两地同处长江流域，长期有着经济、文化联系。春秋晚期，作为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国积极向外扩张，觊觎相邻的巴国和汉中地区。巴国

　　在与楚国交战中屡次失利，被迫将其政治重心西迁。与此同时，开明王朝也

　　欲谋取东方。公元前377年，蜀国攻取楚国峡西地区的“兹方”。但楚国只

　　是暂时失利，国力强大的楚国最终将蜀国势力逐出峡西地区，楚文化不断西

　　渐，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出土的部分战国墓葬文物均可见楚文化的影响

　　a。

　　开明王朝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文化水平高于今云南、贵州地区各

　　族群，蜀文化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向川南、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传播，近年

　　来在这些地区发现具有蜀文化特征的三角援铜戈、铜杖、青铜像等。滇西发

　　现的二次葬“大石墓”，部分墓内的头骨为5或5的倍数，或与蜀人“尚五”

　　观念密切相关。战国时期，西南地区还分布着滇、夜郎、邛都、昆明、徙、

　　笮、冉

　　等族群，这些西南族群与蜀国有着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形成了

　　若干贸易通道，活跃在这些商道上的蜀商和其他各族商人成为南方丝绸之路

　　最初的开拓者［21］。

　　开明王朝时期，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蜀商经云

　　南通向今天的缅甸、印度、阿富汗等地，将丝绸等商品销往东南亚、南亚、

　　西亚以及亚欧大陆其他地区，并将当地的海贝、玻璃制品等带回蜀地。张骞

　　出使西域时就曾在大夏国（今阿富汗）见到蜀地生产的蜀布、邛杖等，他十

　　分惊讶，经了解，才得知这些物品都是大夏商人从身毒国（在今印度）买来

　　a开明王朝的王族墓葬和金沙巷、百花潭等地的小型墓葬中均发现楚文化因素。商业街船

　　棺葬出土漆器在造型、制作技术和纹饰等方面带有一定的楚式风格。新都马家战国墓椁室分厢的

　　做法明显受到了楚墓葬制的影响。这座蜀王大墓随葬的鼎、壶、尊缶、敦、编钟等器物具有鲜明的

　　楚式风格，又融入了蜀地“尚五”的习俗，多类器物5件一组出现。这些楚式器物是蜀人的重要礼

　　器。参见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4期，第1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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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由此可见，早在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南方丝绸之路即已形成。开明

　　王朝时期，成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快速发展，文化也十分繁荣，这为

　　秦汉成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