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列国兼并,三家分晋后,赵国、魏国、韩国跻身强国之列。
战国时期,中原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的局面。秦国经
商鞅变法后日益强大,与齐、楚形成并驾齐驱之势。公元前316年,秦攻占巴
蜀,开明王朝灭亡,蜀地纳入秦国的统一管辖之下。秦并巴蜀,成为战国时
期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巴
蜀归并秦国后,使秦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超齐、楚等国,奠定了统一天下的
基础。同时,秦并巴蜀也是成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以成都为中心
的蜀地被纳入中国一体化进程中,因而也改变了成都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
秦设置以郡县为主的地方行政建制,修筑成都城,加速了对巴蜀地区的开
发,成都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开明国的没落与秦并巴蜀
开明立国之后,多代帝王皆有治国雄心,内求改革,外谋发展,疆域不
断扩张,其境东抵巴、楚,西北邻秦,一直保持了200多年的强盛,使中原各
国不敢小觑。蜀与秦毗邻数百年之久,两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着对等的友好
关系,秦王与蜀王曾各率人马在汉中山谷打猎相遇,互赠礼物。但从公元前
451年开始,秦、蜀两国为争夺汉中进行了长达65年的战争,最终以蜀国取
得胜利占领汉中而结束战事。此后数十年间,秦国励精图治,经商鞅变法,
国力日益强盛,大有“蚕食六国”,一统天下的雄心,并“有举巴蜀,并汉
中之心”。与秦国变法图强相反,开明王朝却日益走向没落,特别是开明王
“成都”矛 “成都”矛拓片
四川蒲江飞虎村船棺葬墓群出土 战国 四川雅安荥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出土 战国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雅安博物馆提供)
朝晚期的国王不思改革进取,沉迷于声色犬马,过着奢靡的生活。据文献
记载,武都
a有一女子,貌美而艳,蜀王纳为妃,无比宠爱。但该女不习水
土,欲归故土,蜀王为了将她挽留宫中,想了很多办法,甚至亲作《东平之
歌》,让人演唱以取悦于她。然而该女始终心情抑郁,不幸早逝。蜀王悲恸
异常,派遣五丁力士前往武都运土,在成都为她修筑大墓。该墓占地数亩,
高一丈七,墓上竖有石镜,开明蜀王希望爱妃每天都可以从墓里出来照镜梳
妆。从成都到武都,往返数百里,劳民伤财,以致民怨鼎沸。然而,开明蜀
王仍长久沉浸在思念爱妃的痛苦之中,作《臾邪歌》《龙归之曲》等歌曲,
让乐人日日演奏,不理朝政。
a武都所在地有两种说法,一是在今四川绵竹市,另一说是在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如果
说在今绵竹市的话,气候水土与成都相近,不应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因而,为甘肃武都的可能性
较大。045
对蜀国早有吞并之心的秦王得知蜀王好色,遂许以秦国五美女赠予蜀王
为妃。蜀王大喜,乃派五丁力士前往秦蜀交界地远迎五女。然而当迎亲队伍
回程至梓潼境内时,突然山崩地裂,五丁力士与五美女及随行大队人马皆为
山石所埋,瞬间大山分为五岭。蜀王闻讯伤心不已,乃亲登此山,改山名为
“五妇山”(即今江油五华山),又于山顶修“望妇堠(堡)”,俗称“思妻
台”。
与蜀国比邻的巴国,向来与蜀有领土之争,多次发生冲突。开明十二
世时,巴国与蜀国的分封国苴国(其王城葭萌在今四川广元昭化镇)关系友
好,引起蜀王的愤怒。公元前316年,蜀王派兵攻打苴国,苴侯出奔到巴,并
向秦国求救。
蜀国发生内乱,为秦国入侵蜀、巴制造了难得的机会。此时秦国的实力
已今非昔比,国富兵强,称雄一方。但秦惠王对于是否攻伐蜀国颇为犹豫,
举棋不定,由此在秦国内部引发了一场有名的辩论。辩论的一方以秦国丞
相张仪为首,另一方以秦国将军司马错为首,双方争执不休。张仪是有名的
辩论家,他力主秦国应先攻打韩国,在去除韩国威胁后,再攻打蜀国。司马
错则主张应先伐蜀,他认为,先攻韩会引起各诸侯国之间同仇敌忾,联合抗
秦;而先伐蜀,可以蜀王有桀纣之乱为讨伐之理由,师出有名,禁暴平乱,
诸侯国不便因此而反对;更重要的是要趁蜀内乱之际,夺取蜀地,然后以蜀
之财,强秦国之国力、富秦国之百姓。司马错还以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向秦王
建议,巴蜀“水道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
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司马错的客观分析和机遇不可失的主张,打
动了秦惠王,让他看到攻灭蜀国,对于以后灭楚和统一天下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最终下定决心,采纳司马错的意见,并于同年派张仪、司马错率军伐
蜀。
从秦到蜀有多条道路,其中一条被称为金牛道,又称石牛道,之所以称
金牛道,其中有一典故。据《蜀王本纪》记载:“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
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
四川广元金牛道明月峡古栈道
丁力士拖牛成道。”此传说是否为真,无从考据,但是这条道路的确在秦惠
王派军攻蜀之前就已经存在,从今陕西勉县向西南,越七盘岭,经朝天驿过
剑门关,然后可直抵成都平原。这一传说虽然不可信,但至少反映蜀王的无
知。蜀道的畅通,使得张仪、司马错所率秦军能够由金牛道进入蜀境,直抵
剑门关。蜀王闻讯后仓促间亲率大军至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秦军,
尽管如此,却未能阻止秦人的进军步伐。蜀军大败,秦军挥师南下,攻入成
都,蜀国灭亡。随后,张仪、司马错又乘势灭了苴、巴两国,巴蜀遂纳入秦
国版图。秦惠王在原巴蜀之地设巴、蜀、汉中三郡,成都为蜀郡治所。
秦并巴蜀后,实现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成为当时战国七雄中面积最大
的国家,巴蜀的财富资源和人民使秦国力大增,成为“天下之强国”,从此
有了“轻诸侯”的资本。张仪游说赵王时,就曾以“举巴蜀,并汉中”炫耀
秦国力的强大。
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统一中国的构建过程中,秦并巴蜀,无疑具
有重大意义,这为秦以后灭六国,建立统一王朝奠定了雄厚基础。巴、蜀国
家的消失,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被秦国制度取而代之,人民的精神生
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巴蜀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但其文化
特质历代传承并加速发展。
二、秦筑大少城
秦并巴蜀后修筑成都城,这是有关成都建城的确切文字记载,距今2300
多年。但是,秦并巴蜀之前,开明王朝即在成都建都则是不争的事实。蜀地
建城历史悠久,位于成都平原的宝墩古城等史前城址群、三星堆古城高大城
墙的遗迹在数千年后仍然保存,充分说明成都平原筑城历史的悠久。然而金
沙遗址虽有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聚集了众多的人口,却没有城墙,考古学
家在今成都主城区也未发现有先秦时期的城墙遗迹,这成为一个不可解的历
史之谜。从宝墩古城到三星堆古城,表明古蜀人早就精通筑城技术。那么,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以后数百年间不修筑城墙?
秦代大城少城图
可能的推测是,在当时统治者看来,不是没有能力大规模修筑城墙,而
是没有必要修筑城墙。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时期,都城皆利用江河为屏障,
以木栅土垒为垣,“故蜀都所在,实无城可言。”[22]众所周知,古人修筑城
墙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抵御外部强敌入侵,以及加强对内部民众的管控。
杜宇所建蜀国,国力强盛,疆域广阔,北部和东部国家要入侵蜀国非常困
难,蜀军可以利用天险御敌于国门之外;另外,蜀国内部社会也比较稳定,
并不需要修筑高大城墙来防范外敌。这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载杜宇王朝
“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所表达出的自信
恰好吻合。虽然城墙还有防御洪水侵袭的作用,但古蜀先民在与洪水长期斗
争的过程中,总结了很多经验,也不断地增加相关知识,提升其治水智慧,
合理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古蜀的“城”一般依地势而建,大多位于濒水台
地,既便于生活取水和劳动生产用水,又利于防洪。例如,宝墩文化时期的
多个古城都建在平行于河流的垄岗状台地上,形成与河流平行的格局,城墙
横截面呈梯形,形如防洪堤坝,兼具防洪和防御的功能。三星堆古城在建筑
选址和城墙建造上均延续了宝墩筑城传统,古城走向与鸭子河相同,城墙的
遗址显示了抵御洪水的功能。十二桥—金沙文化各遗址在聚落布局上也呈现
出与河流、台地方向一致的特点。由于成都主城区所在地如同鱼脊背,相对
高于周边地区,每当洪水来临时,相对较高的地势可以使主要聚居区免于洪
水侵袭,没有修筑高大宽厚城墙的紧迫需要。开明王朝建立,国力强大,常
主动出击攻打别国,因而开明王朝似乎延续了杜宇王朝的传统,没有修筑高
大的城墙。空间上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开明王朝的自信,所谓“大都
无城”,不需要用城墙来防护。
来自北方的秦国统治者对于城池的功能与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因为秦
国从一个西部小国发展起来,长期都与中原各国作战,城池在抵抗外敌入侵
和保护百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故形成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的认识。秦灭蜀之后,秦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队,但蜀人甚众,蜀地政治形
势极不稳定,因而秦统治者认为有必要在成都仿咸阳之制修筑城池。公元前
311年,秦王命蜀太守张若主持修筑成都城
a。据史料记载,张若修筑成都城
之初,修一段倒塌一段,原因在于秦人不明成都的地质条件,成都为冲积平
原,土质松软,缺乏黏性,故而易垮塌。另外,成都的地势、风向和水流皆
东南向,如果按中原地区正南北方向筑城,就会导致部分地段选址不当,进
而出现“累筑不立”的现象。后来,张若听从了建议,改变方法,依地势而
建,并从城北凤凰山东南麓取土来筑城。由于取土太多,形成一个巨大的池
塘,后人称之为万岁池。经过数年的努力终将成都城修筑而成,不仅坚固耐
用,而且巍峨壮丽。由于所筑成都城墙不再强求正南北,而是向东南倾斜,
也非严整的方形,东西狭而南北长,因而外形有如龟状,故民间就有了“龟
城”之说,其后逐渐衍生成神龟帮助修城的故事。
据晋代《搜神记》记载:秦人张仪
在修筑成都城之初,遇到怪事,城
墙屡修屡颓。正在一筹莫展之时,突然有一只神龟从岷江上岸,绕城而行,
至城东南隅力尽而毙。众人皆惊奇,张仪便询问巫师,巫师则称神龟乃上天
所遣,只要按神龟所行之迹筑城即可。于是张仪命人按龟行路线再重新修
城,果然城墙坚固,再也未倒塌。此一故事明显为后人附会编造,此次主持
修筑成都城的从张若变成张仪,其记载并不可信,但该故事却广泛流传,影
响颇为深远。不过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秦人在修筑成都城遇到极大困难,特
别是在不了解成都自然地理条件的情况下,强行按北方的方法修筑,必然会
屡筑屡塌;但是当他们一旦顺应了自然规律(按“上天”的旨意),因地制
宜,自然也就能成功地修筑好城池了。
a由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 ·蜀志》认为是张仪筑成都秦城,故而以后历代文献均认为是张
仪修筑了秦成都城。如宋代赵抃《成都古今集记》、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等均有关于张仪筑
成都城的记载。但近年有学者认为,张仪于公元前311年投奔魏国,次年病逝在魏地,因此,古籍
中关于张仪在公元前311年筑成都城的记载有误。但这种怀疑只是推测而已,并无实证。修筑成
都城需要时日,非一朝一夕之事,张仪在灭蜀后,驻守成都数年,应是参与策划修筑成都城的相关
事宜。
原书为张仪,实际应为张若。
秦筑成都城,分为大城和少城。两城周长共12里,高7丈
a。按照周礼旧
制,国都方9里,每面各有三门;诸侯国之城方7里,城墙制高7丈。秦成都
从城市规模上来看,周礼营建之制已经不为各国所遵守。成都大、少城的城
墙具有多重功能,城墙下面修建仓库,上面皆建房屋,并修筑城楼、射箭场
等。推测大城南城墙在今成都文庙后街,北墙在今西玉龙街之南,东墙在今
盐市口一带。少城建在大城之西,东西狭而南北长,西南城墙推测在今通惠
门之东、下同仁路口附近,北城墙或在今红光东路以南。大城主要为蜀侯、
蜀相、蜀守治所,以政治功能为主。少城则以商业街市和普通居民住宅为
主。成都县衙本在大城,后移于少城内。为了加强对蜀人的管理和发展工商
业,少城内增置盐官、铁官、市官等管理商业和手工业的衙署,设长、丞等
官员。其时秦统治者“移民万家”到蜀地,其中百工技艺之家多居住在成都
少城,与蜀民同处一城。为了安置这些移民,官府在少城修建里坊和居民住
所,让百姓安居乐业;为了发展经济,对市场大门和相关基础设施加以维修
建设,其市场开放和管理制度与咸阳同制。故而少城以经济功能和居住功能
为主,但也有一定的军事功能,一旦有警,又为大城之屏障。
秦统治者在筑成都城的同时,还相继修筑了郫城和临邛城。郫城(在今
郫都区北)周长7里,高6丈;临邛城(今邛崃市)周长6里,高5丈。成都城、
郫城和临邛城修筑之后,形成品字形,功能各有不同,构成了成都平原新的
城市分布和管理体系。
秦筑成都城,奠定了此后2000多年成都城市的基本格局。成都城市的形
a据日本人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谓“汉里三百步,合414.515公尺。清里三百六十步,合
568.361公尺。汉尺一尺合0.23尺,清尺一尺合0.3157公尺。比较折合,汉里约为清里之7折,汉尺
约为清尺之0.73折”。据此则秦城十二里约当清之八里半,今之4.9418千米。高七丈,约当清之
五丈一尺,今之17.1米。在唐筑罗城以前,成都历为土城。秦初灭蜀筑土城,不易达秦尺七丈之
高。考汉代长安城高三丈五尺,唐代西京官城高三丈五尺,东京官城高四丈八尺,成都罗城砖增
高不过二丈六尺。以此推算,则秦大城高度颇难以置信,记载或有误。秦筑成都少城毁于东晋,大
城毁于宋末。参见《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本),第16页。051
态独具特色,一是与北方城市正南北不同,呈东南向倾斜,所有的道路皆非
正南北,南北轴线呈东北偏30度。此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朝修蜀王府,才为
蜀王府正南北中轴对称的建筑格局所打破,但其他区域仍然保持了倾斜方向
的网状格局。二是秦成都城确立了以后2000多年间成都城市的主城区空间,
此后历代统治者都是在此基础上加以重建或扩建,有拓展而无迁移,秦筑少
城西南宣明门上的张仪楼一直到唐代犹存。三是形成了规整的棋盘式道路格
局和城市肌理,成都城墙的外形虽然呈龟形而不方正,但是城区内部道路仍
然依照北方城市的棋盘式布局,主街、次街和小巷纵横交错,非常规整,此
种建设格局也影响至今。
三、成都融入统一国家进程
战国时期,群雄并立,诸侯割据,战争频仍。结束割据状态和战争,建
立统一国家已成历史趋势。
然而,战国七雄,谁主沉浮?谁能完成统一大业?
秦国经商鞅变法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从而国力大增,成为强国之一。秦并巴蜀之时,正是战国群雄并立,相互争
夺天下的重要时期,由于秦国拥有巴蜀之地,并不断加强对巴蜀的管理和开
发,其地财富和人力尽归秦国所有,秦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远超其余六大
强国,巴蜀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重要支撑。秦并巴蜀,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
体和统一国家建立的重要一环,由此开始了成都融入统一国家进程。
秦灭蜀国之初,为了安抚和消弭蜀国原来统治阶级的反抗,在废除蜀国
的同时,封十二世开明王的公子通国为蜀侯,以原蜀国大臣陈壮为相,然而
他们并无实权。同时在蜀地设蜀郡,全面推行郡县制,以秦国大将张若为蜀
郡太守,主管蜀地所有军政民政。公元前309年,蜀相陈壮造反,杀蜀侯通
国,秦遣甘茂、司马错等率秦军入蜀,诛杀陈壮,重建秦国统治,另封子恽
为蜀侯。公元前285年(秦昭王二十二年),秦王怀疑蜀侯绾有谋反之意,遂
将其诛杀,此后不再分封蜀侯,秦在蜀地实行了数十年的分封制与郡县制并
行的双轨制也因此结束,郡县制在蜀地完全确立。
蜀郡以成都为郡治,下辖成都、郫、繁、广都、临邛、江原、青衣、严
道等县。秦末,蜀郡共辖15县。秦国在其统治的地区普遍推行郡县制,取代
分封制。分封制易导致分权,进而演变成裂土分疆,诸侯割据;而郡县制则
起到强干弱枝的作用。郡县级主要官员都由朝廷任命,从而有利于中央政府
加强集权和层级控制,对于防止割据分裂,保持政治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有
着重要的意义。
秦灭蜀国后,作为外来者的秦统治者如何长治久安?一个重要的措施就
是改变蜀地人口结构,即从秦国迁移上万户居民到蜀地分散居住。秦国地多
贫瘠,而蜀则地广物丰,故秦惠王于公元前314年强行移秦民万家到蜀地。由
于秦国规定,被迁去者“终身不得去迁所”,因此迁移入蜀者大都在蜀中安
家落户,而蜀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也对秦移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
力,他们不仅很快就与这片土地相融,而且其子孙后代也相继扎根于此,成
为蜀地居民。移民从北方带来了新的文化、技术,与原有的蜀文化相结合,
推动了蜀地和成都的经济文化建设。其后,秦在克定六国后,又将六国的望
族、豪强、商贾、工商业者大批迁往巴蜀地区,防止他们复辟作乱,西汉武
帝时期卓文君的祖辈就是在秦破赵后被迁入蜀。这些六国移民来到成都后,
带来了各国文化和生产技术,使成都的文化更加多元化,多元文化在成都实
现了新的融合,为汉代成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秦灭蜀后,也在蜀地强制推行
秦国法律制度,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
展纳入法治轨道,如通过法律制度对
蜀地原有的农耕制度进行规范和修
正,极大地促进了稻作农业的发展。
1979~1980年,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
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发掘了一批战
国时的墓葬,其中在50号墓中出土了
“相邦吕不韦造”铭文铜戈
四川广元青川县白水区出土
(青川县文物管理所提供)
两件木牍,称为青川木牍,木牍上面记载了秦国颁布的《为田律》,即秦国
制定的与农田规划相关的法律
a。《为田律》的主要内容有修改田律缘由、律
令内容、整治田地封疆、修道筑堤、疏通河道等事。秦国正是用相关法律制
度取代了蜀国的土地制度,促进了蜀地原来分散的、不规范的耕作方式,朝
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的进步。
秦并蜀后,促进了成都以冶铁业为代表的手工业的发展。秦入巴蜀之
前,巴蜀铁器量少质劣,多为铜铁合铸,冶铁尚未发展为单独的手工业部
门。公元前310年,秦政府在修建成都少城时,专门设铁官,置长丞,发展
官营冶铁业,并鼓励民间私营冶铁业,把一部分铜铁锡矿租给富商开采、
冶炼,并为销售提供必要的方便。故而秦并蜀以后,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冶
铁业出现长足进步,不仅大量生产斧、削、凿等生产工具,而且还生产釜、
缸、勺、三脚支架等生活用具,其产品在满足蜀地需要的同时,开始大量运
输到西南各地,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之一。
秦并巴蜀,不仅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版图最大的国家,而且也是综合
国力最强的国家。蜀地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在秦的管辖下得
到利用和开发,大规模的移民所带来的人力资源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成都农
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蜀地成为秦国的粮仓,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成都纳入中国一体化进程之后,改变了发展轨迹。随着秦灭六国,大统
一的中国建立,成都脱颖而出,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发挥重要的作用。
a《为田律》规定了田地的计量单位,每宽一步,长八则(即二百四十步)为一“畛”,每亩田
有两“畛”(犹今之“畦”),有一条陌道。每一百亩田为一顷,有一条阡道,道宽三步。每一块大
田之外都将设置界标 —“封”“埒”。参见罗二虎:《四川青川秦律与稻作农业》,《四川大学学
报》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