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00年左右，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约在公元前1553年，埃

　　及人攻占了喜克索斯人的首都，将其驱逐出境，结束了喜克索斯人对埃及的

　　侵略和统治历史，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建立了横跨西亚、北非的帝国。古

　　代埃及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埃及文明，留下了象形文字、纸草文献、金字塔、

　　浮雕、绘画等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西亚，亚述统治者也积极向外扩张，王权

　　大大加强，国王成为专制君主。印度河文明在此时期开始出现衰落，古印

　　度进入“吠陀时代”，私有制、阶级等现象产生；吠陀时代后期，“种姓制

　　度”产生，家庭出身决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亚洲东部的黄河流域，王

　　朝也经常发生更迭，商汤灭夏，商朝建立。商前期多次迁都，至盘庚迁殷，

　　始将都城确定在今河南安阳。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遗址发现了晚商时期的宫

　　殿、宗庙、王陵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甲骨、青铜器、车马器等。公元前1046

　　年，武王起兵伐纣，战于牧野，以武王得胜而终，西周立国。夏、商、周时

　　期是华夏早期文明灿烂辉煌的见证。而位于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

　　沙文明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

　　一、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文明以其发现地三星堆遗址命名，年代距今

　　3700～3200年，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闻名于世。三星堆遗址，位于今四川

　　省广汉市城西约7公里，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一处由数十个文化点构成的

　　大型遗址群。经过考古学家大半个世纪的辛勤发掘，三星堆遗址的面貌已经

　　基本清晰，目前已发现有城墙遗迹、房屋建筑基址、祭祀坑、窑址、墓葬和

　　灰坑等遗迹，该遗址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年代相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燕

　　家院子出土大量玉石器。1986年则发现、发掘出两处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

　　包括金、铜、玉、石、陶、骨、象牙等各类文物，代表了迄今所知的三星堆

　　文化的最高技术和艺术成就。

　　就世界和中国古代文明而言，城市、青铜冶炼和礼制建筑是构成早期文

　　明的要素。在三星堆遗址中，城市、青铜器、大型礼仪中心等多个文明要素

　　不仅已经同时、集中地出现，而且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标志着长江上

　　游地区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第一，城市的出现。三星堆古城已经属于完整意义上的城市，主要表现

　　为以下几点：

　　1．三星堆古城规模较大，建设了由高大的城墙、壕沟等组成的坚固的防

　　御建筑体系，而城市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形成。早商时期，三星堆古城已经

　　开始建筑高大厚实的城墙。考古工作者通过测试发现，三星堆古城的城墙横

　　断面为梯形，现已发现三面城墙，南北长1400米，东西长1600～2000米，三

　　面城墙总长在5000米以上，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高4～6米［9］。三

　　星堆的城墙证明了“蜀具有强大的力量”［10］。城墙的存在，意味着国家（或

　　城）的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

　　并非无故……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如此厚重的城墙，也意

　　味着统治阶级可供支配征发的劳动力资源相当充足，进而可知三星堆文化时

　　期的蜀国统治者已统治了数量甚众的人口。三星堆文化时期已有一个集权的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平面图（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提供）

　　国家组织，应是无可怀疑的［11］。

　　2．三星堆古城不仅面积大，而且功能分区明显，并建有大型礼仪性

　　建筑。“三星堆城址规模很大，文化内涵丰富无疑，是一个方国的中心都

　　邑。”［12］城内具有一定的功能分区。一个以宗教区、宫殿区、生活区、生产

　　区构成的古代蜀都，构成了商代长江流域一个中心城市的格局［13］。从城市

　　的整体规划布局和发现的遗物来看，该遗址反映的不是一般的早期城市，而

　　是规格较高的王城。

　　第二，青铜文明高度发达。当今中西学术界都把金属冶炼作为一个社会

　　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也把复杂的礼仪中心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产生的关键

　　“要素”。

　　铜大立人像Ⅰ号大型铜神树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提供）（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提供）

　　与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一样，三星堆青铜文明也熠熠生辉。1986年，考

　　古工作者在三星堆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先后共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金器、玉

　　器、石器、象牙等。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青铜器，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三星堆青铜文物主要为礼器和青铜雕像等，其中青铜雕像群尤其独具特色，

　　令人震撼。三星堆青铜雕像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人物造型，包括全身人

　　物雕像、人头雕像、人面像，其人物造型独特，一些研究者认为其身份或为

　　蜀王或为群巫、群巫之长［14］，但更多的可能是古蜀人心目中的众神形象，

　　绝大多数并非真实蜀人面目的表现。被誉为铜像之王的大型青铜全身人物雕

　　像，头戴花状高冠，身着前后饰龙纹的衣襟，连座通高260厘米，青铜人像身

　　高172厘米，与真人大小基本一致。该尊青铜立人像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年

　　代最早、体型最大、最奇特、最神秘的青铜立人雕像。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青

　　铜立人、人头、面具、神树等，代表了高

　　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其独特造型与工艺，

　　在世界青铜文明中独树一帜。大量各种类

　　型青铜器的出土，表明三星堆文化已经进

　　入青铜时代的高级阶段，但其青铜冶铸技

　　术的起源和发展仍有很多待解之谜。

　　另外，在三星堆祭祀坑内还发现有数

　　十件黄金制品，有金杖、金面具、金虎、

　　金箔鱼形饰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杖，

　　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金杖上刻

　　有箭、鸟头、鱼、人头图案，似有特别的

　　含义，应是王权、神权的象征物，是蜀王

　　统治地位的标志［15］。

　　三星堆古城的发掘，大量青铜器以及

　　金器、玉器等文物的出土，大型礼仪性和

　　宗教性建筑遗迹的发现，无不说明三星堆

　　金杖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提供）

　　文化时期，蜀地已经出现国家形态，城市已经形成，进入到文明发展的早期

　　繁荣阶段。成都平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如果说宝墩等古城址群所

　　处的时期是古蜀文明的孕育期，那么在宝墩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星堆文

　　明，则显示出了古蜀国在这一时期已形成了与黄河、长江流域古文明深度融

　　合交流且独具特色的文明样式，其部分特点甚至有与华夏域外其他文明交流

　　的痕迹。因此，三星堆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构成，体现了其文

　　化开放、兼容的特点，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碰撞的重要见证。

　　三星堆文明所代表的古蜀王国其王者身份尚无直接证据，但是，在三

　　星堆遗址中出土有较多鸟头形勺把，一些学者认为最有可能与“鱼凫王”有

　　关，而纵目面具和众多鸟形器似乎代表了对蚕丛、柏濩的膜拜，这显然是三

　　星堆作为古蜀王国体系的“嫡传”象征。

　　二、多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地域上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有阻隔，其

　　文化独具特色，这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神像、金器等即可得知。

　　但另一方面，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玉石器、陶器等，可以看出三星堆

　　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毫无疑问吸收了包括夏商文化在内

　　的其他区域文化。另外，三星堆文化也显示出与西亚文化有某种的联系。

　　1．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夏商文明的联系

　　古蜀国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受到中原文

　　化的影响。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出土的盉、觚等器物的造型与河南洛阳二

　　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相似，认为这些器物的造型明显受到二

　　里头夏文化的影响，反映出古蜀国与夏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如果联系到

　　夏朝创始人大禹“兴于西羌”“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古蜀人与中原文化

　　有着紧密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从三星堆古城和二里头遗址的形制及规划来看，两者都具有一定

　　共性。一是有着相对缜密的规划，形成了宫殿区、宗教区、生活区、生产区

　　陶盉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夏陶盉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提供）

　　等基本的功能分区。二是祭祀活动有专门的区域

　　a。这些共性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夏文化与古蜀文化的联系。

　　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作为独立的政权体系与商王朝长期共存，甲

　　骨文中有大量商与蜀的记载，既有“征蜀”的记载，也有商王卜问蜀国收成

　　的记载。有研究表明，蜀与商联系紧密。这种联系和交往促进了蜀文化的发

　　展。古蜀国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如三星堆出土的

　　铜罍、铜樽等酒器和敬天礼地的玉璋、玉戈等礼器，都具有鲜明的商文化色

　　彩。另外，还有研究者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树、柱形器上发现了夏、商人

　　所信仰的龙图腾，三星堆青铜器上的云雷纹、回字形纹、扉棱等装饰也与殷

　　墟商城的青铜器纹饰相近。此外，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遗址也发现有与三星

　　堆相似的有领玉璧、跪坐人像等，这些发现正是商与蜀紧密关系的体现。

　　a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大量与宗教和祭祀有关的精美器物，并伴有火烧、杂碎等怪

　　异的埋葬方式；二里头古城则发现了高于地面的圆形建筑和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可能是文献

　　记载的“坛”和“ ”，祭祀区的范围绵延300余米。参见许宏：《二里头的“中国之最”》，《中国

　　文化遗产》2009年第1期，第50～67页。

　　2．三星堆文明与西亚文明的关系

　　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三星堆文明并非

　　孤立的形成，而有可能与更遥远区域文化存在某种联系。有研究者发现三星

　　堆青铜器等或吸收了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某些因素，考古学家相继在埃及、两

　　河流域和三星堆发现了权杖和青铜人像，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说明西

　　亚文明和东亚文明之间的某种联系。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和青铜人像类造

　　型在宝墩古城群遗址中并未发现，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未找到来源，

　　相反，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此类器物则较多，皆比三星堆年代要早。三星堆出

　　土的金杖与古埃及的权杖在表达上似有相似，都是王权和神权的象征物。三

　　星堆青铜人像上有再覆金面罩的做法，而此类现象更早就见于叙利亚和埃及

　　的雕像上。三星堆青铜神树与两河流域乌尔王陵中纯金打造的神树也有相似

　　之处。因而有研究者认为，三星堆这几类器物的出现可能受到了埃及和中亚

　　文明的影响

　　a。不过，我们尚未找到三星堆与西亚、古埃及文明联系的直接证

　　据，但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迁徙带来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很可能沿青藏高原

　　东缘向南发展到达成都平原。

　　必须说明的是，三星堆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既有选择更有创造，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风格。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青铜人像、金面罩等有很强的写实性，

　　金面罩多是模拟真人面部或直接从真人面上拓捶下来，埃及很多青铜人像就

　　是国王的肖像。而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以抽象和夸张为主，凸目、杏眼等造型

　　怪异，并非为具体人物的写实造型。因此，三星堆和埃及、两河文明不同的

　　a两河流域南部在乌尔纳姆建立乌尔第三王朝后，就已完全进入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在乌

　　尔青铜时代遗址和窖藏内曾出土多件权杖实物和青铜人像。伊朗也发现有汉谟拉比接受神授的

　　权杖的浮雕像。埃及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多件黄金或青铜制造的权杖，浮雕上也常见法老手持权杖

　　的形象。埃及著名的图坦卡蒙王陵中发现了金面具、金葬具和金杖等文物。同样，三星堆遗址也出

　　土了大量的青铜人头像、面具和金杖等精美器物。参见段渝：《成都通史》卷1《古蜀时期》，四川

　　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5～389页；张曦：《三星堆金杖外来文化因素蠡测》，《四川文物》2008

　　年第1期，第59～63页。

　　艺术形式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和艺术表达。

　　三星堆青铜文明与埃及、两河流域青铜文明“似是而非”的联系，似乎

　　传递了成都平原古蜀先民与遥远地区即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这

　　种联系极有可能是通过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欧亚大陆的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文

　　化通道来实现的。也有学者认为，至迟到晚商时期就有一条交通道路连接东

　　亚与两河流域和埃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古蜀人是否通过这

　　条道路与西亚发生了联系尚无直接证据，但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

　　（今阿富汗）见到了从身毒（今印度）贩运过去的蜀地邛杖和蜀布，表明成都

　　的物产辗转到达南亚、西亚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