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蜀早期历史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其传说也多具有神话色彩，因

　　而要揭开历史之谜，就需要另辟蹊径，考古学成为引领今人穿越历史时空的

　　重要工具。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通过不懈追求与探寻，在成都平原开展考

　　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三星堆遗址、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金沙

　　遗址、十二桥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等多个惊世发现，犹如证据链将支离破

　　碎的历史片断连接起来，揭开了扑朔迷离的古蜀王国面纱，见证了成都平原

　　a　据《蜀王本纪》记载：“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

　　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如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

　　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

　　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

　　”

　　远古文明的辉煌发展。

　　一、文明曙光初照平原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多座史前城址，

　　包括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

　　竹古城、大邑高山和盐店古城等，这些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在考古学上被命名

　　为宝墩文化。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所代表的文化其年代距今约

　　4500～3700年，这些城址的发现，对于揭示蜀地文明起源以及国家、城市的

　　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分布图（成都博物馆提供）

　　宝墩古城，位于成都中心城区以南约30公里的新津宝墩村。1995年以来

　　的20余年间，考古工作者在此先后进行了多次科学发掘，证实该遗址为一座

　　距今约4500年的新石器晚期古城址。古城遗址面积达276万平方米，分内外两

　　重城垣，在长江流域，其规模仅次于良渚古城。宝墩古城遗址的发现是对中

　　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多元一体模式”理论的有力支持。

　　郫县古城，位于今成都郫都区城北约8公里的古城镇指路村一带。城址

　　平面呈长方形，长约620米，宽约490米，面积约30.4万平方米［6］。

　　都江堰芒城，位于都江堰市区南约12公里的青城镇芒城村，地处川西平

　　原的西部边缘。［7］该城址平面近似方形，分内外两重城垣，以内圈保存较

　　好，城址面积约10.5万平方米。

　　温江鱼凫古城，位于今成都温江区柳城镇北约5.5公里处，东南距成都市

　　区20公里，西南离岷江7公里，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

　　崇州双河古城，位于四川省崇州市（原崇庆县）城关（崇阳镇）北约

　　16公里处的元通镇上元乡芒城村双河场，西南距西河5公里，东北距岷江10

　　公里，西距味江约500米。当地俗称“下芒城”。地面存有北、东、南三面

　　城墙，有内外双城圈，内外圈之间的壕沟宽12～20米，遗址面积约11万平方

　　米。现存城垣一般高2～3米，顶宽18～30米。

　　崇州紫竹古城，位于成都平原西部，崇州市区西南约2.5公里处的隆兴镇

　　紫竹村，东距西河约2公里，其东南方向20公里即为宝墩遗址，北18公里为双

　　大型建筑基址　四川新津宝墩遗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游埂子城墙　四川新津宝墩遗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宽沿平底尊 四川新津宝墩遗址出土陶豆 四川大邑高山古城遗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河遗址，均位于岷江西侧8～17公里范围内。遗址地貌北高南低，缓慢倾斜。

　　城垣平面呈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有内外城垣，内垣边长约400米，宽

　　5～25米，高1～2米；外垣破坏严重，现存宽3～10米，高1～2米；内外垣之间

　　相距10～15米。

　　大邑高山古城，位于成都市大邑三岔镇高山社区3组古城埂，现属于大

　　邑县三岔镇赵庵村，其古城跨越也是在黏土台地上的城址，平面呈长方形，

　　东西长1050米，南北宽550米，分布面积约57万平方米。比盐店古城略小，时

　　代相近。2003年成都市考古队对盐店古城遗址进行环境调查时发现，城墙采

　　用斜坡堆筑方式，东城墙及南城墙尚存，东南转角较明显。城墙最宽处约50

　　米，以前曾在其上采集到陶片、石器等

　　a。

　　大邑盐店古城，位于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的盐店村，斜江河南岸台地之

　　上。在该古城筑城之前，这里已是平原上的高台聚落。2002年成都市考古队

　　与大邑县文管所调查并发掘。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00米，东西宽近

　　50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东、北部城墙保存较好，墙高2～3米，通过对城

　　墙的解剖得知，城墙采用斜坡堆筑方式，两侧用夯土和沙石堆筑而成，所以

　　a陈剑：《大邑盐店、高山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

　　社，2005年。陈剑：《大邑盐店、高山古城》，《成都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四川美

　　术出版社，2011年。

　　采用的主要筑城材料是黏土。夯土内出土陶器器型有壶、樽、短圈足器、罐

　　等，石器有打制石斧、磨制石斧、锛、凿等。综合遗址形制及出土器物，年

　　代与宝墩、芒城遗址比较相近，为宝墩文化早期阶段

　　a。

　　上述史前古城址在规模、年代和地理位置上存在差异，但也有相似之

　　处：一是古城选址与地形密切相关，且均选择与河流平行的垄岗状台地建

　　城；二是城址形态具有多样性特点；三是各城址的年代和文化面貌均早于三

　　星堆文化。

　　这些城址在成都平原突然出现的原因尚未完全弄清，但推测有可能在

　　当时出现了大量的人群异动，或者产业变革。位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尽管

　　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山川阻隔，但两地之间的联系无疑是存在的，成都平原

　　诸城址的筑墙方式与湖北石家河古城、良渚古城等均采用堆筑，良渚文化晚

　　期的玉琮在成都金沙遗址也有出土，由于长江中下游城址出现比成都平原要

　　早，有可能长江中下游的人群到达了成都平原。此外，青藏高原东缘一直是

　　南北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通道，在茂县营盘山发现了距今6000～5500年的史

　　前遗址，在什邡桂圆桥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遗址，尽管它们与成都平原

　　史前城址群直接联系的证据尚未找到，但成都平原文化必然受到岷江上游等

　　地区文化的影响。

　　宝墩文化时期，是成都平原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也是不同地域的人群

　　从周边高地向平原内部大规模聚集的时期。成都平原肥沃的土地适宜农业的

　　发展，尤其是适宜稻作农业的发展，在宝墩等城址中已发现大量禾本科植物

　　孢粉，宝墩时期大量城址在成都平原的出现，应与平原稻作农业的繁荣有关。

　　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不同地域的文化从成都平原北部、西部近山地带

　　向平原腹心地带过渡的痕迹是清晰的，有可能长江中游人群的加入，使稻作

　　a陈剑：《大邑盐店、高山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

　　社，2005年。陈剑：《大邑盐店、高山古城》，《成都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四川美

　　术出版社，2011年。

　　农业文明在成都平原兴起，促使宝墩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宝墩古城群主要分

　　布在成都平原岷江正流南侧支流两岸，伴随稻作农业的崛起，人们加大了对

　　洪患的治理，为应对社会分化、部落或族群冲突的加剧，与这一时期黄河流

　　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样，众多城址的修筑成为必不可少的防洪或防御的措

　　施，这些城址共同特点是筑有高大宽厚的城墙，每个城址都选择在台地上，

　　“远干流，近支流”，既减轻水患，便于农作和渔猎，又保证了族群安全。

　　这些早期城址的出现，预示着文明曙光初照成都平原。

　　二、大型聚落与社会形态的变化

　　宝墩古城群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

　　最为密集的史前城址群，新津宝墩古城修筑年代距今4500年～4300年，城址

　　面积276万多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长江流域仅次于良渚古城的第二大古城遗

　　宝墩古城址群分布图（成都博物馆提供）

　　址，成都平原其他城址的规模都在10万～40万平方米。这些规模巨大的古城

　　址集中分布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相邻城址的直线距离20～33公里。如此

　　大规模的城址高密度地建设在同一地理单元，除了受到河流和水源等自然因

　　素的影响外，必然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在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落后的远古时期，要修筑高大的城墙，开掘宽

　　深的壕沟，不仅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而且要对社会成员进行大规模

　　的组织、调配工作，属于大范围集中劳动性质的大型建筑工程，因此筑城活

　　动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分层和权力集中化的存在。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国家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表现为“大批聚落中心

　　和古城”“大型建筑”“大型祭祀活动”的出现。宝墩古城不仅面积大，筑

　　有内外两重宽厚的夯土城墙，而且城内还有多处2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单体

　　建筑或成组的建筑群基址。据研究，这些建筑“应是当时的大型公共礼仪性

　　建筑”。此外，在郫县古城遗址发现了一座面积约550平方米的大房屋建筑基

　　址。如此大型的建筑，在当时实属罕见。据研究表明，这些大型建筑与祭祀

　　等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可能为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或公共礼仪活动的场所。

　　另外，在崇州双河古城还发现了带有礼器性质的三孔石钺，石钺前身是作为

　　大房屋建筑基址　四川郫县古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生产工具的石斧，后来演变为武器，最后成为权力和威严象征的礼器。石钺

　　或是新石器晚期史前文明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之一。

　　根据密集的大型古城群、大型建筑以及三孔石钺的发现，研究者认为，

　　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址应当是部族联盟的政治、经济、宗教中心，而城址群的出

　　现可能是部族激烈斗争的结果。［8］这一时期在中原为传说中的尧、舜、禹时

　　代，古蜀五祖传说中的蚕丛、柏濩是否与之有关，尚需今后的考古成果印证。

　　三、农业革命在成都平原扩展

　　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来，新

　　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经有了原始农业。蒙文通先生认为，岷江上游河谷是

　　古蜀最早开拓的地区之一。一些专家认为，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的考古发现

　　为探索古蜀先民的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对营盘山遗址浮选出的农作物籽粒和田间杂草种

　　子进行了对比，农作物籽粒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粗

　　具规模。其中鉴定出的农作物主要有粟和黍两个谷物品种。粟和黍是中国古

　　代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这与营盘山的居民是来自北方有关，另

　　外岷江上游河谷山地只适宜种植这种旱作农作物。

　　考古学家在位于成都平原北部边缘的什邡桂圆桥遗址一期遗址层，

　　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距今5000多年的农作物种子，其中黍的数量占据了绝

　　对优势，另有少量的苋科种子和粟，但未发现水稻。这些旱作农产品的发

　　现，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成都平原的旱作农业仍然占据优势。到了距今

　　4600～4300年的桂圆桥二期遗存，已出现数量较多的水稻硅酸体，水稻的数

　　量相比其他农作物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说明这一时期成都平原西北部地区已

　　经开始种植水稻。成都平原水稻种植是生于本地还是从长江中下游地区传

　　入，尚待进一步研究。

　　考古工作者在宝墩古城址群也相继发现一定数量的水稻硅酸体，其分布

　　范围比较广泛

　　a。由此表明，其时水稻在成都平原已经广泛地种植，部分地区

　　的农业生产已经从以旱作农业为主开始向以稻作农业为主转型。不过向稻作

　　农业的转型并非意味着立即放弃以粟、黍等为主的旱作农业，而是同时保留

　　了相当部分的旱作农业，有的地区，粟、黍等旱作农业仍然占较高比例

　　。由

　　此可见，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是稻、粟并存的农业生产模式。

　　据历史文献记载，古蜀地区较早就开始出现农业，其农作物有水稻、

　　菽、黍、稷等。《山海经·海内经》说道：“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

　　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

　　yuán）有膏菽

　　（shū）、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有研究者认为“都广

　　之野”指的就是成都平原，也有研究者认为就是指成都附近的双流。看来，

　　远古时期的成都平原盛产菽、稻、黍、稷等主要农作物。

　　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由单纯的食物采集

　　者转向食物的生产者，改变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促进了人们认识大自然、

　　利用大自然，进而生产出超过自身所需要的各种农产品，出现了剩余农产

　　品，而剩余农产品则成为原始社会解体的重要催化剂，促进了阶级的分化和

　　国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还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定居生活

　　的进一步拓展，推动了大型聚落和城市的产生。

　　a早在1998年都江堰芒城遗址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时，工作人员就在城址西北部发现有水稻

　　硅酸体的存在。1999年考古人员又在都江堰芒城遗址晚期的灰坑中发现了水稻硅酸体。2009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人员再次对宝墩遗址进行了田野调查和试掘，并采集土样进行浮

　　选。浮选结果表明，宝墩文化时期的农作物分别有稻谷、粟、黍属等三种作物，其中稻谷的数量

　　占浮选总量的80.42%，出土概率高达91.67%；粟的数量占浮选总量的9.58%，出土概率是58.33%；

　　黍属的数量占浮选总量的0.83%，出土概率是16.67%。参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宝墩遗址

　　2009年度考古试掘浮选结果分析简报》，《成都考古发现 ·2009》，科学出版社，2010年。

　　考古工作者在宝墩文化晚期阶段的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新津县花源遗址、温江区永福

　　村遗址进行农作物浮选，其结果是粟约占农作物总量的53%，稻占44%，两者相差不大，粟稍占优

　　势。参见闫雪等：《成都市中海国际社区遗址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成都考古发现 ·2012》，

　　科学出版社，2013年。

　　从全球范围来看，不同区域的农业革命出现的时间有早有迟，最早的为

　　距今1万～0.8万年前，但更多的是在0.6万～0.4万年前。长江上游地区从岷

　　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到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遗址，农业革命呈现从岷江河

　　谷或周边其他区域向成都平原推进之势。以宝墩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史前城址

　　群的出现，是蜀地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发生变革的结果，是社会

　　分化、阶级产生、国家雏形出现、政治变革的重要标志，筑有高大城墙的古

　　城群标志着成都平原早期城市文明的初步形成。因此，宝墩古城遗址群的发

　　现，对于揭示古蜀史前社会的发展、长江文明的起源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同时也将成都的建城历史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