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光阴荏苒。红门兰和耧斗菜的花都谢了，野丁香也一样。在潮湿的草地上，又长出了龙胆草紫色的星形花朵以及那苍白而有毒的秋水仙；林梢也泛着红光，一片一片。秋分已过，万灵节在望，对于那些消磨时光的老手来说，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礼拜日、一年中最短的一天乃至圣诞节同样也不远了。

　　不过，十月里美好的日子还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日子跟表兄去参观贝伦斯顾问的油画那天的情况几乎一个样。

　　自打约阿希姆走后，汉斯·卡斯托普便不再与施托尔太太坐同一张桌子。在那一桌，布鲁门科尔博士已经死去；在那一桌，玛露霞常常无缘无故地用印着橘子花的手绢蒙着嘴傻笑。现在那儿坐的是新客人，谁都还不认识。我们的主人公在过完第二年的两个半月以后，便获得院方准许换了一个座位，坐到了原来那桌斜对面更靠近左边露台门的地方，夹在原来那桌和“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中间，简言之，坐到了塞特姆布里尼坐过的那一桌上。是的，汉斯·卡斯托普眼下坐着意大利作家空出来的位置，坐在桌子头上，正对着“大夫的座位”。在七席中的每一席，都保留着这么一个座位，供贝伦斯顾问或他的助手来观察时坐。

　　那边上首，在大夫席位的左侧，在重叠起来的几个坐垫上面，蹲坐着来自墨西哥的驼背业余摄影师。他不苟言笑，脸上的表情活像只鸽子。他旁边的座位属于一位来自七堡地

　　的老处女，正如塞特姆布里尼曾经抱怨的，她开口闭口都是她的姐夫怎样怎样，虽然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位老兄为何许人。她在例行的散步中拄着一根饰有图拉产的银柄的小手杖；每天在一定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她立在阳台的栏杆边，把小手杖横担在脖子上做深呼吸，为的是扩张她那扁平得像盘子似的胸脯。她对面坐着个大伙儿称为文泽尔先生的捷克人，因为谁都没办法念清楚他的那个姓。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的时候尝试过，看能不能把他那由一串乱七八糟的辅音凑成的姓氏拼出来——虽然没打算认真努力，而只是想让自己娇生惯养的拉丁化拼读法去那语音的丛莽里探探险，逗逗乐而已。这个捷克佬尽管肥得像獾子，饕餮的本领就是在此地山上的人当中也非常突出，四年来却口口声声他病得快死了。晚会上，他常弹着装有饰带的曼陀铃，唱他故乡的民歌，讲他自己的甜菜种植园，说在那儿干活儿的净是些漂亮娘儿们。然后，紧靠着汉斯·卡斯托普，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的是马格努斯先生和太太，一对来自哈雷城的酿造啤酒的夫妇。悲凉的气氛包围着这一对儿，因为两人正在失去对于维持生命极端重要的新陈代谢物质，马格努斯先生失去的是糖，马格努斯太太是蛋白质。他们俩的心绪，尤其是脸色惨白的马格努斯太太的心绪，叫人感觉到已经不存在哪怕一点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