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乔治城大学要求的报到结束日期的第二天，我和乐怡拖着4个大箱子，每人身上各背一个大包，来到了大海市国际机场候机楼。

　　我和乐怡是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我们按照事先打听好的程序，办理好了各自的登机牌，把4个大箱子办理了托运。然后，通过了安检，到了登机口，准备登机了。

　　我忽然来了份闲情逸致，笑着问乐怡：“嘿，你现在啥心情？”

　　乐怡满眼是泪答道：“我想孩子啦。”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我恨恨地对乐怡丢下一句话。扭头巡视一下同样在候机的各色人。

　　候机大厅广播中传来我们这趟班机开始登记的通知。全体乘客“轰”的一声，像海浪一样，一齐向登机口拥去。

　　我以篮球运动员特有的矫健步伐，挤到了队伍的前列。要不是因为我需要拉拽乐怡，我肯定会排在第一位。

　　正当我认为大功告成之际，麻烦出现了。

　　登机口的地勤人员说我随身行李超重超大，不允许登机！

　　我一下子怒火万丈，质问道：“我行李超重超大？你们前面那几关检查人员干啥吃的，他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地勤小姐可能是见惯了我这样暴脾气的乘客，十分平静地回答：“前面是前面的做法，我这是遵照航空公司的规定，照章办事。请你配合。”

　　乐怡拉拉我的衣襟说：“你别啥事都发火。多没素质啊！”

　　我最烦乐怡这一点。一遇到事，她总是枪口对内。

　　“你不跟我保持一致骂机场的人，反倒说我没素质。你是装傻呀，还是真傻啊？！”当着众人的面，我对乐怡一点儿都没客气。

　　一个年岁稍大一些的空姐走过来，温文尔雅地对我说：“先生，像您这么大体积的行李，是无法放进机舱的行李箱里的。所以，务必请您配合一下。把暂时不需要带的物件留下来，请您的家人或其他送机者，帮您把留下的物品带回去。您看好吗？”

　　我压了压火气，说道：“问题是我们俩自己从家来的，没人送机啊！”

　　正在我进退维谷之际，从我身后闪出个人来，对我说：“朋友，我这个箱子基本是空的。要不，你们把一些东西先腾到我这里。等下飞机后，你再取走。你看好吗？”

　　“哎哟，哥们，太谢谢你了。”我连忙向身后的这位朋友鞠躬致谢。

　　“嗨，谢什么！大家都是为了赶路嘛。”

　　帮忙的人叫杨棉。当时他告诉我，他出国的缘由是探亲。他之所以没什么行李，还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原因是他家里只有这唯一的一个行李箱。

　　命运之神的恩典，就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刻，神会安排人来帮你。

　　多少年之后，证实了杨棉就是受命运之神的安排，陪伴我度过在美国的艰辛日子的人。杨棉帮我和乐怡如愿登机后，另一个灾难性问题又发生了。

　　上了飞机，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我是靠窗的位置，乐怡在我左边，挨着她坐的是个男的，名字叫张镇塔。

　　张镇塔挺爱讲话，不时跟我说这说那。我不是很喜欢他，所以目光逐渐移到了窗外。张镇塔就开始与乐怡搭话。像查户口一般，问这问那。乐怡以她的高素质，一一作答。

　　突然，张镇塔像发神经似的对乐怡说：“完了，完了。你们死定了。”

　　我很气愤地问：“什么完了？你说谁完了？”

　　张镇塔连忙说：“哥们，你别发火。我知道你脾气大。我是好心告诉你，你们遇到麻烦了。”

　　“啥麻烦啊？”

　　“刚才这位大姐告诉我，你们超过美国学校规定的报到期限了。是吧？我知道，老美办事可死规矩了。一是一，二是二。超过一分钟他们都不会受理的。你们的录取通知书作废了！”

　　我脑袋立刻“嗡”的一声。我对乐怡那个恨呀，真想一把把她撕碎了。

　　当初订机票时，我就建议她至少提前两天到美国报到。可是，订票时发现，如果晚去两天的机票价格比早去两天的价格每人便宜200块钱，两个人就是400块钱。对于我们每月不到100元钱工资收入的人来说，这个差价也算是大数额了。我们俩当时财迷心窍了。咳，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还有乐怡，一瞬间从天上跌到了地上。

　　那个爱讲话的张镇塔又讪讪地对我们说：“没事！这有什么发愁的。你看我，我也是过了报到期的。”

　　乐怡用目光向他发出了疑问与咨询的请求。

　　张镇塔洋洋得意地说：“录取我的学校在德克萨斯的奥斯汀。从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想去报到。所以，我才订这班飞机去美国。咱们到美国干啥？想别的都是假的，打工赚钱，把腰包塞得满满的，那才是真的。要学知识，还用去美国？听我的没错，这是条明路。”

　　张镇塔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下了飞机，我们就主动成为非法移民。俗称“黑下来”。

　　听到姓张的给出这个建议，我发自内心地讨厌他。

　　我一语双关地对他说：“还是你自己走这条‘冥路’吧！”

　　我们是迎着初升的太阳，从中国起飞的。十几个小时后，我们又迎着初升的太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里根机场降落了。

　　乐怡的表姐、表姐夫和他们的女儿一同驱车到机场来接我们。

　　乐怡的表姐叫郑莉，姐夫叫王品一。两个人都是1980年代公派出国的。两个人都是学化学的，又都是博士学位。

　　表姐郑莉在马里兰州的一家很著名的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姐夫王品一在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工作。他们的女儿王美博，小名娇娇，在国内出生，三年前到美国的。现在在弗吉尼亚州一所小学读一年级。表姐他们家住在弗吉尼亚州阿林顿郡。

　　表姐郑莉是乐怡大舅家的大女儿，比乐怡大十多岁，两个人小时候交往很少，甚至说没什么交往。乐怡知道她有这个表姐的时候，这个表姐已经在大兴安岭地区插队当知青了。

　　粉碎“四人帮”后，这个表姐一下子成为他们这个家族的骄傲——77级大学生。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

　　姐夫王品一是中原人，年龄比表姐大一岁，入学比表姐晚一届。那个时候考生的年龄有些乱，但那个时候能上大学的人，至少有一点：每个人的毅力都非常好，而且都是肯学的主儿。

　　乐怡当初认识我没几天，就张嘴表姐，闭嘴表姐的。显然，郑莉就是乐怡儿时学习的榜样。

　　乐怡和我与王品一夫妻俩初次见面彼此多少有些拘谨。特别是我，平时还算是能说会道的，可一到这种场合，我就成瘪茄子了。好笑的是，后来表姐郑莉说，她一见到我就喜欢我，原因就是看到我和她见面时，一副拘谨不安的样子。

　　好在当时有娇娇在场，小孩成为我们初次见面的主角。娇娇与乐怡一见如故。她们两个不生分。娇娇小的时候是在乐怡大舅家长大的。每年春节，乐怡都会去她大舅家拜年。因此，每年乐怡都会见到小娇娇。只是这两三年娇娇来美国了，她们才没见过面。

　　我虽说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一家三口人，但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至少，我在内心是感激人家的。没有表姐的担保，乐怡是难以被美国大学录取的。乐怡来不了美国，我肯定也就来不了。

　　乐怡搂着娇娇的头，说：“娇娇，等一下。小姨送给你个礼物。”

　　当乐怡回身要翻自己的行李包时，我们俩突然傻眼了——我们的很多东西，包括给娇娇准备好的玩具都在杨棉的行李箱里呢。

　　咦？这小子哪去了？难道趁我们在接机口讲话时，这小子溜了？

　　我在心里想，八成我们遇到骗子了。

　　华盛顿里根机场实际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它坐落在弗吉尼亚州阿林顿郡南部，阿林顿郡与华盛顿特区只是一河之隔。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应该对此地有印象。在很多描写战争的美国电影大片中，出现的美国国家军人烈士公墓就在阿林顿。我有时戏称此地为美国的“八宝山”。

　　表姐郑莉家在阿林顿的北部，距里根机场5英里多。房子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3层洋楼。如果按中国人的习惯算法，加上地下室一层，应该算是4层的独栋别墅。

　　美国家庭的地下室使用功能，往往是一个小型健身房。表姐一家三口，没有一个喜欢运动的。所以，他们家的地下室放了台电脑。

　　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大人活动的空间。三楼是孩子使用的空间。

　　整个楼的建筑面积大约有四五百平方米。属于他们的院子可就更大了，至少得有上千平方米。院子里的参天大树就有一百多株。

　　那天杨棉是跟我们一起来到表姐家的。

　　杨棉不是个骗子。我和乐怡还没有等飞机停稳就拼命往前挤，所以出来得早。杨棉座位本来就靠后，加上他托运的行李出来得慢，因此，他也就比我们出来晚一些。我们错怪人家了。

　　误会消除后，我们把行李放到车上，就准备去表姐家了。

　　杨棉突然对王品一说：“姐夫，你能不能把我捎到市内？”

　　王品一爽快地回答：“没问题。快上车吧。”

　　车离开机场，王品一问杨棉：“小杨，你准备到市内哪个地方？”

　　杨棉面有难色地说：“我这次来美是访友的。他在里士满住。因为他遇到点意外的事情，所以今天他没能来机场接我。我需要自己去他那里。今天恐怕来不及了，我想先找个小宾馆住下，明天我再搭车去里士满。姐夫，你在路经有小宾馆地方，让我下来就行了。”

　　王品一是非常乐于助人的。他了解完情况后，爽快地对杨棉说：“那还住什么小宾馆呀？今天就在我家休息一夜吧。”

　　杨棉马上摆手道：“不方便，不方便。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王品一笑着说：“大家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先到的，应该帮助你们后来的。你就甭客气了。再说，你和马骏不还是朋友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居住条件就行啦。哈哈！”

　　原来王品一误会了我和杨棉的关系。他以为我们俩早就认识了呢。

　　乐怡悄悄地捅了我一下，表现出不满的神情。我想，反正人家杨棉在飞机上也帮助过我们，没有杨棉的帮忙，我们能不能来美国还不一定呢。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所以，我装作没搞懂乐怡的意思，把脸转过去看路边的风景。

　　第二天一早，除我以外，其余的人兵分两路。一路是王品一开车送娇娇上学，顺便送杨棉去当地的灰狗长途车站；另一路是郑莉驾车送乐怡到乔治城大学报到。

　　我一个人独守空房。

　　透过窗户看着表姐家的大院子，我内心一刻不停地在想：乐怡如果让学校拒签了，我们俩啥时候买票回中国呢？

　　像在飞机上张镇塔所说的“黑下来”的做法，我也认真思考了一番。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该走这条路。如果在美国过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那为什么还一定要留在美国呢？在中国，好歹我也是名国家干部啊！

　　在表姐家转悠了一天，我也没找到他们家的灶台。连烧开水的壶我都没发现——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家压根就没有这些东西。

　　到了中午，我觉得有点饿了，就掰了几块面包，就着自来水咽下去了。

　　下午，娇娇放学先回到家了。小姑娘围着我问了几百个问题。你家有没有小孩？是小妹妹还是小弟弟？她都有什么玩具？那些玩具都是谁买的？……

　　正当我感觉无法招架的时刻，电话铃响了。娇娇连蹦带跳地去接电话。

　　娇娇拿着电话讲了好几分钟，我一句都没听懂。她是在用英语讲电话，令我敬佩不已。

　　过了一会儿，娇娇手拿着电话，扭过头来，用中文对我说：“叔叔，我爸爸问你今晚想吃什么菜？”

　　哦，弄了半天我才明白，这是王品一打来的电话。

　　我连忙对娇娇说：“随便。”

　　娇娇这回也用汉语对着电话讲：“爸，叔叔说想吃‘随便’！”

　　我都听到了听筒中传来王品一哈哈的大笑声。

　　又过了一会儿，乐怡和郑莉姐俩有说有笑地进屋了。而且，她们俩是在用英语对话。

　　乐怡一进来，我双腿不停地在抖，我真不知道乐怡带回来的是什么消息，是好，还是坏。乐怡好像没看到我一样，径直走到娇娇的面前，并用英语讲起话来。我还是一句都听不懂。

　　我实在等不及了，就张嘴问乐怡：“嘿，今天的事咋样啊？”

　　乐怡连头都没转过来，反问道：“你指啥事？”

　　我强压着怒火，说：“还能有啥事？报到的事呗！”

　　乐怡不咸不淡地回答道：“报完到了。我今天还跟班上了几堂课。表姐今天班都没上，陪了我一整天。”

　　表姐郑莉笑着说：“其实也是我自己乐意陪你。活到现在，我最愿意干的活就是坐在教室听课了。好，你们休息一会，我去准备一下晚饭。”

　　娇娇马上用英语叽里咕噜跟她妈讲了一阵子话。我猜得出来，是告诉她妈，她爸来电话了，今晚由她爸爸负责做饭。至于“随便”那道菜，她跟没跟她妈妈讲，我就不知道了。

　　乐怡对我不理不睬的态度令我很恼火，但得知她已经顺利报到了，我心中的气立刻烟消云散了。

　　谁说美国人办事教条，不通情达理？这不挺讲人情味的吗？

　　我听完后，越发恨张镇塔这个小子了。他的一句话，吓得我一天一夜都没合眼！

　　王品一回来，我们就开饭了。饭不是自己做的，是王品一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到一家中餐馆订的餐。

　　人逢喜事精神爽。虽说这家中餐馆的饭菜味道，不如我闭着眼睛做得好，但乐怡能够顺利就学，就说明我们来美国的第一步宣告成功！我和王品一不约而同地提议，今晚我们哥俩好好喝两杯。

　　酒是我从国内带来的上等瓶装白酒。王品一还是有些酒量的，我们俩没太费劲就把一瓶白酒给喝见底了。

　　晚上，我洗漱完毕，趴在床上，推推已经躺下的乐怡：“嘿，今晚咱们高兴高兴？”乐怡快速翻过身去，甩给了我一句话：“去去去！人家明天还得早起赶去学校上课呢。”房间里的灯关了。我内心感到一片漆黑。

　　中国人常讲，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需要办的事太多，又摸不着门。

　　我和乐怡初到美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办理。诸如，个人的社安号、银行卡、保险、临时打工卡等等一堆事。

　　要是在中国还好办，至少我们两个人可以分头办一些事情。可这是在美国呀，出门就需讲英语。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学校，从中学到大学，老师都不注重教口语。所以，别说我不敢出门，我看乐怡这个学外语专业的人，出门在外与人讲话时，也倍感吃力。

　　好在有表姐和姐夫的帮忙指导，我们大约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其他留学生需要三四个月才能完成的各项琐事。

　　剩下的就是只能凭我们个人本事去完成的事：考驾照。

　　中国人把驾车当作一门职业技能。在美国驾车，那完全是人的一种必备的生活技能。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没有腿，你怎么在美国混？

　　我和乐怡在国内时，只会骑自行车，汽车的方向盘碰都没碰过。但是，我们俩都认为，我学车考驾照，肯定会快一些；乐怡笨手笨脚的，通过驾照考试肯定会慢一些。

　　但事实与推测正好截然相反。乐怡一次性通过考试，我第五次才勉强过关。

　　路考那天，王品一驾车把我和乐怡送到考点。一位老黑考官先点了我的名，所以，我就先上路考试了。

　　我和乐怡是用半个月的时间突击学车。除了交规熟烂于心外，真正练车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十个小时。而且，为了省钱，我们都没去正规的驾校，都是王品一利用休息时间陪我们练车的。

　　开始还算好，老黑考官在一旁连续说：“不错！不错!不错！”

　　在接近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已经真切地看到了立在路口的“Stop”标志。

　　当我正要轻踩刹车时，我听到老黑嘴里发出“Start!”的指令。Start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开始、前进的意思。我傻乎乎地给车加了脚油，快速地通过了十字路口。

　　老黑给我做了个鬼脸，说句：“对不起!”就毫不留情地给我Down掉了。

　　我涨红着脸回到了休息室。

　　乐怡一看到我进来，就急切地问我：“是Pass，还是Fail？”

　　我难过地摇摇头。乐怡还没来得及问我为啥Fail了，她已经被那个老黑领出休息室了。

　　据后来乐怡回忆，当她知道我Fail之后，大脑一片空白。她心想，连我都没Pass，她肯定也Pass不了了。

　　她上车后紧张地问老黑：“我该做什么？”老黑告诉她：“先系好安全带”。乐怡照做了。

　　然后她又问：“接下来我该做啥？”老黑告诉她：“检查、调整左右倒车镜、后视镜和座位。”乐怡照做了。

　　然后她又问：“接下来我该做啥？”老黑告诉她：“转动钥匙发动汽车”。乐怡照做了。

　　乐怡就这样，在老黑的指令下，亦步亦趋地把车环绕车场一周。

　　回到起点，关灯熄火。老黑对她一咧嘴：“恭喜你！你通过了。”

　　十天后，乐怡的驾照就被寄到了表姐家。当时我无地自容，看到我难堪的样子，王品一出来给我打圆场：“在美国，女人就是会受到特殊照顾的。”

　　后来，我在接二连三地Fail后，就更确认王品一讲的话是实情。

　　我历经5次路考才拿到驾照。这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耽误我晚开了几天车，而且，从此往后，在我与乐怡发生的口角中，我有了被她称为“没知识、没本事、没文凭”的铁证。

　　在美国生活还不到一个月，在乐怡的口中，我已经成为“三没”产品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将还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产品呢？——我在内心问自己。

　　乐怡上学的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紧靠首都华盛顿特区与弗吉尼亚州的界河波托马克河，离表姐家不算太远。早上表姐开车捎上她去学习，不到10分钟就到了。下午放学，乐怡只好自己走回来，大概需要40—45分钟。

　　那条界河波托马克河是美国中东部最重要的河流。美国人于18世纪在这一段的河面上架设一座铁桥，为纪念建桥人，把该桥命名为“K桥”。K桥全长500米左右，桥上双向4车道。两边各有一排人行道。

　　多年以后，乐怡说，她在美国心境最美丽的时刻，就是她每天放学后，独自一人，走在K桥上，怀里搂着几本书，迎着夕阳余晖，享受着阵阵微风，身体如同桥下的河水，自由地缓缓流淌……

　　乐怡也说过，她这辈子选择去乔治城大学读书，是唯一的永远的无怨无悔的选择。

　　其实，乐怡当时接到三所美国大学的录取函，除乔治城大学外，还有一所国际基督教大学和美国南方一所没什么名气的大学。

　　前者毫无疑问是学习神学。我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对神学敬而远之。后者是学大众传媒专业。我是赞同她到这个学校的。可她嫌这个学校在南方——当时在乐怡的脑海中，美国的南方都是荒山野岭。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种印象的。

　　乐怡在乔治城大学学的是国际政治关系学。之所以决定上乔治城大学，因为该校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此地肯定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是天堂中的天堂。另外，两年后，乐怡作为国际政治关系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保不齐会成为一名女外交官，甚至当上联合国秘书长呢！

　　乐怡的前途，想一想，都会令人睡不着觉的。

　　一个多月过去了。华盛顿地区的大地已经有了冬去春来的迹象了。

　　以前我只知道日本有樱花，其实，每年这个时期，华盛顿的樱花绝不比日本的樱花逊色。表姐家的大院内，就星罗棋布地种着十几棵樱花树。

　　说老实话，我真的不太喜欢樱花。樱花的花瓣是白中带粉，给人一种忧伤离别的感觉。也许，这是现实情境使我产生的感觉吧。

　　我和乐怡从表姐家搬出来住了。

　　我们在表姐家没住几天，乐怡就向表姐表达了我们希望自己找房子搬出去住的想法。因为来美国之前，我和乐怡就商定好了这事就这样办。

　　表姐一万个不答应。她说，家里有房子住，何必再浪费钱到别处租房子住呢？甚至表姐还开玩笑说，如果你们钱多，就给我付房费。等我们真要给她付房费时，她又虎着脸说我们太小瞧她了。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俩免费在他们家常住下去。

　　如果说表姐的善意是一家人亲情所致的话，表姐夫王品一做人做事，那可就更让我们心服口服了。他平日里，不但一点牢骚、反感没有，而且，什么事都替我们俩想在前头。

　　以前我总是认为学习好的人，都像榆木疙瘩，明哲保身，难以交往。王品一的这种表现，征服了我，也征服了乐怡。按乐怡的话说就是：嫁人就应该嫁给姐夫这样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俩去意已定。并且，乐怡已经开始看报纸上的房源广告，寻找合适的房子了。

　　最后，王品一无奈地对我们说：“我有一个教友，他们前不久全家搬到西雅图去了，但他们在这里的房子还没卖掉。他临走前委托我照看这个房子，直到帮他把这个房子卖掉。这样吧，我先跟我这个教友打个招呼，如果他同意的话，你们就先搬到他那个空房子里免费住。平时帮助清扫一下，遇到open house时，你们帮助接待一下。你们愿意吗？”

　　没等王品一说完，我就迫不及待地说：“那敢情好了。”

　　王品一打电话跟他的那个教友一说，人家不仅同意了，还说，在我们帮助照看这个房子的期间，他会按月给我们一定经济报酬的。

　　当然，这个报酬我们绝不会要的。白住人家的房子，还管人家要钱，这还有天理吗？

　　我和乐怡本身行李也不多，用我们新买的二手车，一次就搬完了。

　　这个房子离表姐家也不远，就隔4个街区。从乐怡上学的距离的角度看，基本一样，等于没搬。

　　虽说这个房子不是我们买的，甚至租金都不用付，但我们感觉这就是我们的房子，这就是我们的家。

　　在我们搬到新家的第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和乐怡刚刚吃过晚饭，餐桌上碗筷还没来得及收拾，就听门铃响了。我和乐怡一同开门纳客。

　　娇娇还没等门全都敞开，就从门缝中钻了进来，直扑到乐怡的怀里。我与王品一也紧紧拥抱了一下。

　　表姐郑莉嗔怪道：“嘿嘿，你们也太过分了啊！就把我一个人晾在一边，太欺负人了啊！”

　　乐怡忙说：“大姐快请进。”

　　王品一对我神秘一笑，说：“别忙，还有一位贵客在门外呢。”

　　贵客？我心里十分迷惑，我在美国还有贵客了？

　　我跨出门外，放眼一看，果然还有一人在外面站着。这个人就是杨棉。

　　乐怡领着表姐一家人在客厅坐着唠嗑。我把杨棉引到餐厅，坐在餐桌旁。

　　杨棉说他还没吃饭呢，我就把剩菜热了热给他吃。我本想给他重新做点饭菜，可遗憾的是，今天是周末，冰箱里确实是一无所有了。

　　杨棉一边大口吃饭，一边诉说他自己这一个多月的经历。

　　他是刚刚找到我表姐家的。今天上午他乘灰狗从里士满来到华盛顿特区。下车后，坐出租车找到表姐家。

　　这些天，他一直待在里士满。

　　然后，他头不抬眼不睁，一边吃东西，一边问我：“我今晚想在你这儿住一夜，行吗？”

　　我随口回答道：“没问题。几夜都行。”

　　杨棉还是嚼着东西问我：“你就不担心我是个坏人？你不害怕？”

　　我笑着说：“哥们，我现在最不怕的就是坏人。我一个纯粹的无产者，你是能劫财呢，还是能劫色呢？”

　　杨棉还是低着头问我：“你就不想知道我的经历？”

　　我爽快地答道：“那倒是想了解。”

　　杨棉这回抬起头盯着我说：“你问吧。我保证实话实说。”

　　我嘻皮笑脸地随便一问：“杨棉，这是你的真名吗？”

　　杨棉回答道：“不是。”

　　我大吃一惊：“啊？”

　　一个人用假名在外头混，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

　　杨棉问我：“你害怕了吧？”

　　我下意识点了点头。

　　杨棉问我：“你现在后悔答应我今晚在你这里住了吧？”

　　我又下意识点了点头。

　　杨棉似乎微笑了一下，说：“那好吧。我就不打搅你了。谢谢你这顿晚餐。我走了。”说完，他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我们一心想从表姐家搬出来，有两个说不出口的原因。

　　一是我和乐怡最近经常闹意见。两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尽量压低声音相互争吵，那是夫妻争吵战中最痛苦的战斗形式。特别是，我们都担心万一哪天两个人同时控制不住了，在表姐一家人面前，真实地展现出我们的战斗情况，那会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难堪的。所以，我们俩都希望快点搬走。

　　另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是，我们俩都急于想到外面打工。按乐怡同志分析，我只能在餐馆里刷盘子。除了怕郑莉和王品一两个大博士笑话外，我也担心把餐馆的气味带回来，让人家觉得恶心。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俩能不打工赚钱吗？我们自己生活需要钱；抚养孩子需要钱；孝敬父母需要钱；人情往来需要钱。至少，为尽快还上我们这次出国所欠下的外债，我们也需要打工赚钱啊！

　　特别是对于我，什么是来陪读的？呸！那是拣好听的说。说白了，我就是来打工的。美国的好山好水不属于我，属于我的是烟熏火燎的厨房。

　　在我们还没离开表姐家前，我就开始寻找工作了。

　　有一个早上，当上学的，还有上班的人都走了之后，我往自己的挎包中塞了几片面包，又放了一瓶水，就按照地图，向距离表姐家3英里的地铁站进发了。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因为有一次，王品一开车途经那里时，我见到那里聚集了很多人。所以我马上问他，这是什么地方。王品一告诉我说这是地铁站，三教九流的都愿意在这里混。并告诉我，没事不要到这里，不安全。在美国发生的抢劫案，十有八九是在地铁站周围发生的。

　　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地铁站。因为很早，地铁站没有我那天见到的那么些人。我有些失望。有点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的感觉。

　　我希望这里人多。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信息，我也就多获得一份打工的可能。我现在最着急的是上岗——打工——赚钱！

　　美国的地铁车站，多数像中国的火车站。中国的火车站外面不远处，就是公交汽车站。同样，美国地铁站外面就是Bus车站。

　　我远远地看见，在Bus车站附近的一个老者正坐在凳子上晒太阳，我便走了过去。

　　通过我努力地听，反复地问，再加上猜，我知道这个老头是个越战老兵，而且是一个伤残军人。他单身一人，就住在这附近。他现在没有工作，准确地说，他不需要工作。如果非要给他安排个工作的话，那他每天就是睁开眼睛，尽力花美国国库中的银子。

　　不到十分钟，我就决定不跟他瞎扯了。一个自己都没工作的人，还能帮我介绍工作吗？

　　我有些沮丧地四处溜达，观察着上班族行色匆匆的样子。

　　我有些越来越饿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我早上没吃饭。我索性站在马路边，把准备中午充饥的面包片，就着水，大口地吃了起来。

　　“嗨，你是华人吧？”有人在用汉语跟我讲话。

　　“啊，是啊！你也是中国人？”我寻声看到跟我讲话的是一个40多岁的人。

　　“不，我是台湾人。”

　　“台湾人不就是中国人吗？”

　　“大陆是大陆，台湾是台湾。”

　　我从兜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支烟递给他，说：“请尝尝大陆的烟。”

　　那个人接过烟，没直接叼上，而是低头查看了一下香烟的牌子。

　　“喔，红梅牌。没听说过。”

　　我用火柴点着火，说：“请点上。尝尝。”

　　那个人一口气把我递过去的火吹灭了。说：“对不起，我不吸烟。”

　　我心里骂道：耍我啊？你他妈的不吸烟还接我的烟，逗我玩吗？

　　那个人好像读懂了我面部表情的内容，说：“别生气，年轻人。我没有恶意。我确实不吸烟，但我是卖烟的。所以，我对任何香烟都感兴趣。大陆的烟草市场情况，我不太了解。我现在想给你一份工作，不知你愿不愿意？”

　　我的妈呀，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啪”的一声，砸在我的脸上。我激动得都不知道是该说疼，还是该说谢谢了。

　　“什么工作？”

　　“莫急，莫急。我现在马上要乘地铁去机场，到日本出差。两周后回来。到时候，你跟我联系。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OK？”说完，他就转身向地铁口走去了。

　　我接过名片，也“OK”了一声。然后，把那张名片在手心里攥成个团，正要随手扔到地上，突然觉得那样太不文明了，所以，就悄悄地把手中那个小纸团放到了裤子兜里。

　　看着那个人的背影匆匆地消失在地铁口，我比刚才更气愤地骂道：“该死的杂种！你当你大爷我是三岁小孩，说骗就骗啊？这是在美国，爷爷我不跟你置气。这要是在中国，我一定会揪着你的衣领子，让你立刻告诉我是什么工作？要是敢忽悠我，当即两个‘冲天炮’，打得你满地找牙”！

　　这样看来，还是表姐夫提醒得对呀。地铁站这儿，鱼龙混杂，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啊。

　　这一次，也是我来美后第一次出去找工作，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那天我回到家里，白天发生的事，我跟谁都没说，打死我都不会跟乐怡讲的。学车考驾照，她已经1：0赢了我一局。我决不能在找工作方面再输给她。人活一口气，男人不能没尊严。

　　出国前，有一万个人煞有介事地告诫我，到了美国，一定要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打工。他妈的，怎么就没人告诉我在美国怎样才能找到份工呢？我现在每日如坐针毡，嘴上的大泡此起彼伏。这种期盼工作的煎熬，肯定比打工辛苦的感觉还难过。

　　中国有句话，有困难，找组织。在美国，我的组织在哪儿？我还不知道。但我冷静一想，我与组织间的联络员是现成的。谁啊？王品一同志是也。而且，说来真巧，王品一确实身在一个庞大的组织里。

　　姐夫王品一，两年前已经受洗，成为耶稣的子民。与后来我所熟悉的广大基督徒们相比，王品一是非常虔诚的。

　　我给他下的评语是：“做的比说的好！”这本身也是王品一人品的写照。

　　那时，我还在表姐家住的时候，一个周日上午，表姐带着乐怡和娇娇去Mall购物，王品一领着我第一次去了他们的组织——教会。

　　到教堂做礼拜前后两个小时。大家又是说，又是读，又是唱的。我也滥竽充数地跟着一通忙乎。

　　其实，这次不应算是我第一次进教堂。

　　上大学时，一个星期天，我和乐怡没事瞎溜达，路过大海市的基督教教堂。我心血来潮，拉着乐怡就迈进了教堂的大院门槛。

　　没想到，大海市的基督徒有那么多。多得让很多人只能站在室外做礼拜。我和乐怡进去的时候，礼拜已近结束。教会人员正在给大家发圣餐呢。我一听有吃的，就坚决没走。最后，白得了一块小饼干。吃了之后感觉味道和商店卖的饼干差不多。

　　出来之后，乐怡跟我说：“我们英语课上学《圣经》时，老师说，没受洗的人是不能吃圣餐的，吃了不好。”

　　我马上急了，说：“你倒是早说啊！你就好整这‘马后炮’！”

　　“我要是早说了，你能听吗？”

　　“那我现在已经吃了，会有啥后果呢？”

　　“也没什么后果，就是下次去，你少吃一块就行了。”

　　“你有病吧？刚才你说我吃了圣餐不好，现在你又说吃了无所谓。你戏耍我啊！”

　　“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请大人别生气了。”

　　如今我老在想这个问题，我命途多舛，是不是那次骗吃圣餐产生的后果呢？

　　王品一的这个美国教会，中国人、美国人都有。中国人就七八个。我能讲上话的，就一个人。其余的那几位，我实在难于沟通。或者是一句中文不讲的主儿，或者是年纪八九旬的老人家，坐在那里都颤颤巍巍的，说话颠三倒四的。我真怀疑这些老人家，连人话都听不利索，上帝的讲话，他们能整明白吗？

　　我能接触上的那位叫李子金。英文名字是杰克?李。这哥们跟我一样——陪读的。我们后来一聊，我才发现，我俩的人生轨迹有很多相似的：大学毕业、来美的时间，1岁大的女儿，国内公务员的身份，还有他老婆也在乔治城大学留学。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到教会来是以寻朋友、找关系为目的。他来教会的目的是免费练英文听力的。

　　这小子的特点就是会省钱。都说我们中国人爱节约，李子金可谓中国人的“节约天王”。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有次我们两个人喝酒，他酒后吐真言，他说他平时连自己的屁都不舍得放。理由是他的屁是沼气，积攒起来可以发电。那样的话，家里的电费就省了。

　　我问他：“找工作了吗？”

　　他回答：“没找。不想找。”

　　“为啥？”

　　“我算过，像我们这样外语不好的人，只能干些工资标准最低的工作，一个月下来顶多千八百的收入。但为了这份工，你还得买车，还得买保险，还得上税，还耽误给老婆做饭。我老婆在外边吃一餐饭，就是五六美元。都快赶上我打工一个小时的工钱了。你说，外出打工值吗？”

　　李子金的老婆徐慈颂一年四季的午饭，当然还包括早餐和晚餐，只吃李子金做的。徐慈颂对我说过，吃别人做的饭，她吃不饱。

　　我和小李子认识之后，最大的好处是能有一个陪我闲唠嗑的人了。因为两人有相同阅历，谈起来还是有共鸣的。

　　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在白天，无论你有多么要紧的事打电话找他，他都不会接。他接打电话的时间是每天晚9点至早6点。这段时间在美国用手机打电话不花钱——免费。

　　背着杰克?李，我给他起了个外号：Free?lee(免费李)。

　　我在家闹心的时候，我就和小李子在电话中闲扯。从晚上9点可以一直讲到早上6点。反正我们俩都没工作。白天补觉呗。

　　我能找到第一份工作，说老实话，要感谢的人是杨棉。

　　杨棉那天手都摸到门把手了，一把让我拉了回来。不容他分说，我直接把他拽到了地下室。因为这家的房子要卖，所以地下室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

　　我们俩出入这个来回，乐怡和表姐他们一家人一点都没察觉到。

　　我和杨棉坐在同一个沙发上。许久无言。

　　听到表姐一家人要走的声音，我快速上楼，与他们告别，致谢。然后，我对乐怡说：“我今晚要跟杨棉谈事。你先睡吧。”

　　其实，后面那句话没必要讲。我们现在房间多，从搬进来我就没和乐怡在同一个屋里睡过。

　　转身，我走到地下室，用一次性纸杯，给杨棉倒了一杯水，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

　　等我坐下，杨棉好像已经下了决心似的，对着我，对着我们对面的墙，对着灯，开讲了：“至于我是叫张三还是李四，已经意义不大了。为了方便，以后，还是管我叫杨棉吧！呵呵，如果咱们还有以后的话。我是一名逃犯，好像是应该叫逃犯。我是学计算机的，在银行工作。快两年了。半年前，我一时鬼迷心窍，把一家外贸企业的国际汇兑私自截留了5万美元。后来，我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我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花了1万美元买了本名为‘杨棉’的假护照，并以商务考察的名义申请到了美国签证。这样，我们就在机场巧遇了。我当时箱子里东西不多的原因，就是我慌不择路造成的。前些天，我确实去了趟里士满。每天自己躲在汽车旅馆里，想到过回国自首，也想到过自杀。最后，我决定，先回到你这儿，请你帮忙，用你的名义在这附近帮我租个房子，一间就成。租期半年。我希望用半年时间办成两件事。一是我准备申请难民庇护，以期获得合法居留身份。二是抓紧时间学习，准备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半年内，如果两者都实现了，我今后就可以在美国落脚谋生。否则，便得回国自首。”

　　杨棉陈述完了。我的内心反倒没什么可担心的事了。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梦自己圆。

　　我起身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对杨棉说：“这个房子也不是我们花钱租的，在我们搬走之前，你也可以同样享受免费待遇，你就住这个地下室吧。我困了，上去睡觉了。对了，你的事对我家人谁都不要讲。你就告诉他们，你是从银行辞职的，准备在美国做注册会计师。”

　　我对杨棉的叮嘱，实际有些多余。自从我们到美国之后，乐怡对我以及跟我有关的人和事，她一概不关心、不过问、不打听。我戏称“三不政策”。

　　美国别墅的地下室，往往有自己的出入门。杨棉每日的行踪我概不过问。他除了有时到一楼厨房用下微波炉外，其余时候都不会上楼的。有时我请他上来讲讲话，他也固执地不上来，害得我只能往他的地下室跑。

　　杨棉把地下室已经演变成书城了，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啥时候买了这么多书。我一本也看不懂。估计是应付注册会计师考试方面的书。

　　有一天晚上11点钟，我心里实在是太闹心了，就径直走到地下室，拉着杨棉，走出室外。

　　我递给他一根烟，他拒绝了，说他已经戒了。我说就算陪我了，整一根。

　　杨棉问我：“啥事闹心？”

　　我答：“找工作的事呗。咳，找不着。”

　　“你能跟我讲讲，都是怎么找的吗？”

　　我就把自己最近与找工作有关的经过描述了一下。他听后，很轻松地说：“你这不是挺有收获的嘛！”

　　我诧异地问：“一个没找到，怎么算有收获呢？”

　　“你刚才不是说，那个卖烟的人答应给你份工作吗？”

　　“哥们，你太单纯了。那小子与我无亲无故的，两句话没讲，就说给我安排工作，谁信呀？”

　　“咱俩也是非亲非故的，你不也让我免费住在这儿了吗？”

　　“这是两回事。咱们是同一架飞机来美国的，属于难兄难弟，是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他是谁？咱能和他是同一道上的人吗？”

　　“老马，先别下断言。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也不费事。”

　　“也是。按你说的吧。哎哟，他的名片我放在哪儿了？”

　　我急速返回楼上，开始搜找那张名片。

　　动静大了，把乐怡吵醒了。

　　乐怡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质问我：“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儿折腾啥呢？”

　　“找张名片。”

　　“谁的？”

　　“一个老美的。”

　　“老美的？你现在跟谁学的，张嘴就撒谎！”

　　“你怎么就认定我撒谎呢？”

　　“你一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会有老美给你名片？做梦呢！”

　　乐怡不屑一顾地转身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不知为啥，以往听到乐怡这种讥讽的话，我都会怒火万丈，大发雷霆，但这次我镇定自若，心中甚至有几分窃喜。我心想，你就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吧，等我找到名片，找到工作了，我再讥讽你也不迟。

　　终于在我的一条裤子的兜里，翻出了那个被揉成一团的名片。名片上名字叫“Ali Huang”。哦，卖烟的那个老小子姓黄。盯着名片，我会意地笑了。这哥们姓黄，中文名字是叫“黄鼠狼”吧？

　　对了，中国老话讲，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Ali Huang一见面就能说给我介绍工作，莫非也没安啥好心吧？

　　我第二次见到“黄鼠狼”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在华盛顿特区第十七街上。“黄鼠狼”办公室不算大，就一间小屋。工作人员一共才三个，还包括他自己。

　　但日后我明白了，对于一个移民来说，这辈子能在华盛顿特区有间这样的办公室，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有些华人回国吹牛，说他（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工作，99%都是胡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地区工作。这个地区范围就广了。大华府地区包括华盛顿特区，简称DC，还包括马里兰州的一部分，还包括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就是表姐和我们现在住所的附近地区。

　　另外，日后还让我明白一点，在美国，特别是在DC，乘地铁上班的人中，经商的可能是亿万富翁，从政的可能是政府的一名部长。

　　我当时对“黄鼠狼”不以为然的原因是他和我一样，是个没车族。

　　一个和我一样穷的人，还能帮我介绍工作？我犯了个狗眼看人低的毛病。

　　那天，一大早儿，我还是先徒步到地铁站，然后乘地铁到了华盛顿特区十七街附近。出站，一眼就看到“黄鼠狼”电话中给我说过的他们公司所在的办公楼。

　　“黄鼠狼”也不客气，刚一见面就提醒我：“对不起，这里不能吸烟！”

　　我把手从衣兜里尴尬地抽出来。

　　“我这间小公司是做烟草生意的。主要销售的地区在台湾和东南亚一带。最近我准备开发日本和大陆市场。关于日本的事，先不讲了。我请你来的意思，是想请你帮我开发大陆市场。不知你是否有兴趣？”

　　“对不起，我以前没做过生意。你刚才讲的我不怎么明白。你让我干啥？”

　　“一句话，你回大陆去，把我们公司经销的香烟拿到大陆去卖。OK？”

　　我一听，来时热血沸腾的心，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这怎么可能呢？我费尽艰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凳子还没坐热乎呢，就让我回去？啊——呸！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反问一句：“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开拓大陆市场呢？”

　　“No,no。大陆刚改革开放，政策还不稳定。我身为台湾人，担心人身会遭到伤害。所以，我想请人替我做大陆的生意。”

　　我十分明确地告诉他：“No!”

　　他很吃惊我的回答。隔了几秒钟，他问我：“你不想听听我给你开出的条件吗？”

　　我义正词严地说：“不。我只关心能够在美国这里的工作机会。”

　　我当时觉得自己这样回答特有正义感，特爷们！

　　“黄鼠狼”无奈地摇摇头。然后，用好奇的眼神问我：“那你想在美国做哪一类的工作呢？”

　　“什么工作都行。只要给钱的活都干！”

　　“送外卖可以吗？”

　　“行啊，没问题！”

　　“一小时最低工资5美元。”

　　“行！怎么你们还干送外卖的生意？”

　　“黄鼠狼”从桌子上名片盒中，取出一张名片，并在名片上用英文写下一个地址，递给我，说：“按这个地址找王老板，跟她说是我介绍你来的，她会给你一份工作。再见！不送了。”

　　那天，我当天就干上活了。只是在实习期，老板不付工钱。白干了大半天。

　　晚上回来的路上，我异常兴奋。想一下子飞到家，对着乐怡高呼：“我有工作了！我不是‘三没’产品了。我比你强！”

　　我伸出自己的双手。左男右女——左手代表我，右手代表她。考驾照，她赢了我，我竖起右手的食指；这次找工作我赢了她，我竖起了左手的食指。1:1现在两个人是平手。

　　乐怡，你等着！下一步就该比谁挣钱多了？我堂堂七尺男儿，有的是力气，你还能拼过我？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我一进家门发现，乐怡已经回来了。而且，她居然都没等我一起吃饭，自己先吃上了。

　　我大人不记小人过，不与女人计较这些细枝末节。只是问了句：“没有酒啊？”

　　“我看你像瓶酒。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呀？”

　　“平常日子也就算了，今天怎么应该整点酒吧？”

　　“今天？今天啥日子？就你小样还有啥喜事咋的？”

　　“喜事到不敢说，确实有件事要告诉你。”

　　“你先别讲了。我差点忘了，还有件事想告诉你呢。”

　　“啥事？”

　　“我今天找了份工作。在学校内的一家餐厅做收银工作。现在，你说吧，你想告诉我啥事？”

　　我听乐怡说完，马上想找面墙撞死。天哪，既生瑜，何生亮？

　　“你说话啊——你刚才不是说有事要告诉我吗？”

　　“嗯，没啥大事。我今天给表姐家打电话没打通。”我语无伦次，都不知道该编什么样的瞎话了。

　　“你真是个‘三没’产品。电话没打通，也算个事？你更年期提前了吧？”

　　找工作这一仗，我和乐怡打个平手。双方各得0.5分。总成绩现在是1.5︰0.5，还是乐怡领先，我暂时落后。

　　男左女右，若用手指头比划出1.5︰0.5，该咋比划呢？这个问题我连续想了好几个晚上也没想出来。

　　我在美国的第一家打工的单位是一家中餐馆。老板是母女俩。大女老板近50岁，这个饭店是她老公，即小女老板的亲爹离婚后给大女老板留下的“遗产”。

　　大女老板全职负责经营这个餐馆。小女老板是大一学生，只要有时间，她都会来店里负责收银。

　　我只知道大女老板姓王，大女老板叫啥，我干脆就不知道，小女老板名字叫珍妮。她姓什么，我也不清楚。

　　这家餐馆的菜，按中国人的标准看，猪都不愿吃。按美国人的喜好看，这家算是最地道的中国餐馆。历史上曾有几位美国总统、国务卿都来过这个小店。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几乎天天都有人光顾这里。

　　当然，这个小店会贵客盈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地理位置——该店恰好在美国白宫与国会山之间。

　　正因为这个小店生意红火，才能给我一个就业机会——送外卖。

　　通常在美国，只有生意不好的店才请不到外卖工。对于生意好的店，想去送外卖的人争先恐后，赶都赶不走。而这个母女俩的中餐馆，却始终招不满送外卖的小时工。原因是他们的店需要靠双脚送外卖的打工者。

　　在华盛顿DC，特别是在中午，在马路上开车比在地上爬还慢。送外卖的人，需要穿梭于各楼宇之间，驾车是不可以的。

　　这家要求外卖工的条件太适合我了。我，是在大学时闻名全校的篮球健将啊，特别是以步法移动迅速见长。我真想跟女老板说，所有的外卖都由我送吧！

　　这份活的收入，令我非常满意。当初“黄鼠狼”跟我说每小时5美金，我以为我只能挣这些钱呢。实际是，每小时5美元是饭馆老板付给我的打底工资。我们送外卖的绝大收入来源于客人的小费。

　　华盛顿DC办公大楼里的都是什么人啊？那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主儿啊！有时候，他们给我的小费比餐费还高。

　　当送外卖这个活做久了后，我总结到，能很爽快给小费的人，绝不是单单有钱。关键看他有没有身份和地位。一个大老板，他可以好意思当着自己的员工面前给你2块钱小费；一个政府部门的部长，哪敢拿2块钱做小费。政府官员是靠名声混日子的。小费给得少，那就说明你鄙视劳动人民！要知道，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是我们这些劳动人民给发的。

　　一个月下来，我把装在罐子里的钱一清点，我的妈呀，总共3678美元。折合人民币3万多块钱哪。这是我在大海市冶金局需要工作30年才能赚到的钱！

　　若是在中国，我赚到这笔钱后，都可以退休了。

　　不跟国内的情况比，就是与乐怡比，我肯定也会远远胜出呀！我这月赚的钱是她收入的3倍还多。

　　这一仗，我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目前，总比分是1.5:1.5，两人平分秋色。

　　算账的那天晚上，我没经乐怡批准，擅自到酒店（美国卖酒的商店），搬回一箱啤酒。把它直接搬到地下室，与杨棉一起痛饮了一把。

　　美国啤酒的劲儿太大，我们俩还没喝到半箱呢，我就神志不清了。

　　在倒下去的时候，我好像听杨棉跟我说，其实，我更应该选择替“黄鼠狼”回大陆卖烟的那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