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把“猴年马月”视为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对于我来说，1992年这个猴年，命中注定要有大事发生。

　　猴年春节刚过，我所工作的单位——大海市冶金局组织部张榜公布，干部科的刘菡被任命为局办公室机要科副主任（副科级）；技术处梁房修被任命为该处一科副科长，并主持工作。

　　奇耻大辱啊！刘菡、梁房修与我是前年一同被分配进局里工作的大学生。而且，我和刘菡还都是财大毕业的。只不过我是会计系，刘菡是统计系。梁房修是从省城金阳市一所冶金学院分配来的。

　　我在局里工作这三年，在财务处审计科审核员的岗位上，也算是安分守己，认认真真地完成了本职工作。从个人生活角度，娶妻生女，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无论是比长，还是比宽，我绝不比他们俩差啊！同年来的三个人，提拔了两个，就剩我一个人原地不动，这不是存心埋汰人吗？

　　我涨红脸，一把推开组织部王部长的办公室的门。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吧，心中憋着的一万句话，突然卡在了喉咙里。索性，我旁若无人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王干部——全局上下都习惯称王部长为“王干部”，是位50多岁的老政工干部。当他看到我气呼呼地进来后，满脸是笑地缓缓从椅子上站立起来，还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然后，他绕过茶几，紧挨着我坐了下来。

　　“年轻人，别激动。”王干部轻拍了一下我的后背说。

　　“什么别激动呀？！你们也太那啥了吧？”

　　“别讲话。听我的，别讲话。”王干部一脸严肃地接着说，“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他妈的，这个时候，他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

　　王干部看出了我的不解，意味深长地说：“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我作为一名老大哥要跟你讲的心里话。今天我们谈话就到此为止了。20多年后，你到了我这个年龄，肯定就理解我的意思了……好啦，站起来，回去吧！权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走吧！送客。”

　　呸！“权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谁能做到？

　　我倒是真希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就算我能够正确理解组织上的决定，问题是，我怎么跟我老婆解释呢？

　　瞒是瞒不过的。我们家就住在我们局的单身职工的宿舍楼里。这个楼里住的人彼此都很熟悉。若有人在楼道里打个嗝，全楼的人都会知道他是吃什么撑的。

　　我从王干部的办公室出来后，没有回财务处，而是径直回到了家。满眼是泪地躺在床上。

　　我妻子乐怡是名大学老师。本来现在是寒假期间，她应该在家休息。但她整个假期都在一所社会办的英语补习班上教课。她每天教8个小时的课，连轴转，挺累的。

　　迷迷糊糊中，乐怡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

　　她似乎还很高兴地对我说：“快起来！我从咱们楼下的回民饭馆点了全是你爱吃的菜。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烧卖，还有两瓶啤酒。快点吃，别凉了。”

　　我责备道：“刚过完年，肚子里还有油水呢。你花这个钱干啥？”

　　乐怡把一双方便筷子递给我，喜滋滋地说：“今天夜校给我发讲课费啦。对了，我还给你买了一条黄红梅烟。剩下的钱，我给咱闺女攒着。”

　　因为我们住的是单身宿舍，每家就一个房间。厨房、厕所都是公共的，条件很差，所以，我们的女儿马怡乐从生下来就一直在外地的姥姥家住。马怡乐是去年大年三十晚上生的，已经一周岁了。

　　我强咽下了一口啤酒，犹犹豫豫地对乐怡讲：“哥们，今天，我，那什么……”

　　乐怡打断我：“别讲了。我刚才在回民饭馆点菜时，听他们说了。”

　　我追问道：“他们？他们是谁？”

　　乐怡回答道：“还能有谁？梁房修请他们技术处一帮人在回民饭馆吃饭呢。”

　　“这个王八蛋！小人得志！”我愤愤地骂道。

　　“我看你不应该生气，”乐怡盯着我说，“我觉得这事未必是件坏事。”

　　我对乐怡这样讲话感到很气愤：“你傻呀？难道这还是好事吗？”

　　“我看该是你下决心的时候了。”

　　“下什么决心？”

　　“出国呀。在这儿混，有啥出息？再说，我的托福考试成绩还有半年就要过期作废了。这次春节回家听我妈说，我在美国的表姐打电话还特意问我出国的事办不办了。前两年咱们兴师动众地求人家作担保办出国，忙乎了一通，现在却销声匿迹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嘿！你是猪八戒啊，倒打一耙！后来没接着办出国的事，不是因为你怀孕了吗？”

　　“怀孕咋的了？我当时不是说，要是你想出国的话，我就把孩子做掉，你忘了？咱家的大主意啥时候不都是你说了算嘛！要是当时一口气办下来了，我们现在在美国都待上两年了。何必在这个脏了吧唧的筒子楼里过着没有指望的日子？”

　　乐怡有一点肯定没说错，那就是在我们家，我说了算。

　　乐怡是我大学同届的财经外语系的同学。我上大二时，在教学楼的走廊里，主动迎面站到一个女生的面前。我上前一步说：“同学，跟我来一下。”那个女同学就跟随着我，来到学校的小操场上。我又说：“咱们交个朋友吧！”那个女生点了点头。我又说：“咱们到海边溜达溜达。”她又点了点头。

　　后来，我说：“咱们毕业都留在大海市吧。”她点头。后来，我说：“明天咱们去登记吧。”她点头。后来，我说：“大海市咱们没亲属，就不办婚礼了吧。”她点头。后来，孩子出生了，我说：“我姓马，你叫乐怡，咱女儿的名字就叫马怡乐吧。”她还是点头。

　　那个女生就是乐怡。从那时起，乐怡跟我溜达到现在。

　　反正在我们家里，除了孩子的性别不是我决定的外，其他任何大事小情都是我下旨，她照办，无一例外。

　　这个晚上，我失眠了。我需要认真琢磨，然后决定：是否出国？

　　我出国的念头，几年前在大学时曾有过，但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我身边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不该出国的。

　　我父亲曾经以一句“知子莫如父”作为开场白，帮我分析了出国的利弊。首先，我的英语不好，而且，是无法弥补的不好。从我们老马家上下几辈都改不掉的乡音这一点看，就可证明老父言之有理。在国外，没有语言能力的人，与弱智者有何差别？其次，我是学会计的，一到美国就是一个没有专业、专长的不学无术之人了。好不容易经十年寒窗才熬到手的大学文凭，在中国是通行证，在美国就是废纸一张。出国劳民伤财，图啥呢？最后，老爸以一句“当爹的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毒药吃的”的话，作为结束语。

　　其实，我知道老爸还有一条没好意思说出口的“理由”。我是马家的光荣，是我爸妈在乡亲们面前炫耀的资本。

　　我们家住在大海市的一个镇上。父母都是镇政府的公务员，但谁都知道，镇政府的公务员与城市里各大局委办的公务员是两个概念。按我父亲的比喻就是，拉大车的马和奥运会上的赛马，不可同日而语。

　　我是我们十里八村唯一的一名财大的毕业生。比我早上学的几名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幼儿师范、卫生学校等的中专生。特别是，我毕业分到大海市冶金局工作后，我爸妈更是觉得脸上有光。头两年，我父亲逢人便讲，我在负责钢铁生产的衙门上班。在左邻右舍的眼中，我俨然成了“钢铁大王”。

　　对于我家里人反对我出国的理由，我基本是不认可的。

　　我的语言听读能力确实差，英语是我高考各科成绩中最差的。而且，英语也是我在大学最不愿学的课，但我不赞同英语不好就不能出国的说法。

　　想一想，国外的唐人街上，有多少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华人在那里生活？第一代海外侨民，哪个英语好呢？他们不也都是在国外扎下根了吗？我的英语再不好，也比那些一句英语都不会讲的老华侨们强吧？

　　我是学会计专业的，到美国是没法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这一点，我在大学上《西方会计学》课时就知道了。美国的会计制度与中国现行的会计准则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会计制度基本是沿袭了苏联的会计制度，是适用计划经济体制的会计模式。再有，在美国从事会计工作，也是需要有“执照”的。考执照？英语这关我就过不了。

　　但是，同样，我对此没什么可顾虑的。因为，我本身就不愿干会计工作。在中国我都不愿意干，到美国我就更不想做会计了。

　　我到美国做什么呢？那还用费心思琢磨吗？去美国这个世界上头号的资本主义国家，谁不想争当驰骋国际商界的大资本家呢！……

　　另外我想，我父亲总是以我在大机关工作为荣，一旦我出国了，挣到大钱了，他老人家脸上不更有光吗？

　　像乐怡这类学外语的人，本身就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顶礼膜拜。在大学时她就蠢蠢欲动。只是鉴于我们之间的感情分量，她才“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几年，眼看着同学、熟人竞相出国，加上在学校工作又不顺心，她出国的念头与日俱增。所以，别说我今天榜上无名，她劝我出国；就是我榜上有名，她也会鼓动我出国的。

　　乐怡为了能办理出国留学，可谓卯足了劲儿。她点灯熬油准备托福考试的阶段不说，在进考场考托福的那天，正是她怀孕两三个月的时候。当天，她担心妊娠反应会影响其他考生，就主动跟监考老师要求，把自己的考试座位调换到教室门口的位置。这样，一旦她想呕吐，就跑出考场，不至于影响其他考生答题。

　　那位监考老师很同情、理解她的要求，同意她调换了座位。令人意外的是，整个考试期间，乐怡没有一丝不良反应，全神贯注地完成了考试，而且取得了接近满分的成绩。

　　按乐怡后来的话讲，谢天谢地更要谢马怡乐。如果没有女儿的支持，她是不可能得那么高的分数的。

　　乐怡生命的指针，好像一直在指引着她走上出国这条路。

　　自从出国的想法死灰复燃后，我就有了新的人生目标。仕途上名落孙山之痛，渐渐被我忘却了。白天，我已经明目张胆地在办公室里学习《许国璋英语》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我那么嚣张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学英文呢。没过几日，有人传话给我：“组织部王干部有请”！

　　进了王干部的办公室，我就不打自招地为自己辩解道：“怎么啦？我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学学外语有错了？你也知道，我们财务工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活干的。难道非得要求我没事的时候，打打电话、看看报纸、唠唠闲嗑，才算不违反工作纪律吗？”

　　王干部莫名其妙地白了我一眼说：“谁说你违反工作纪律了？”

　　我也莫名其妙地问他：“那你为啥事叫我来？”

　　“没事我就不能把你请到我办公室里来吗？”王干部又拿出一副标准人事干部的腔调对我讲道：“你要是真有劳动纪律方面的问题，那也用不着我管。那是你们处长的职责。今天叫你来，我是想跟你说点私底下的话。你看好吗？”

　　我真不知道王干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王干部从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那天说起。

　　那是3年前的3月份，在我们毕业那年的现场招聘会上，王干部代表大海市冶金局到我们学校现场招聘，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会。

　　现场招聘，准确地说，那是预先录用。一旦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方相互看好了，就签订协议。等到我们正式毕业后，就直接到他们单位报到就行了。

　　我早与乐怡商量好了，我们一定要争取一同留在大海市。我们都很喜欢中国这个漂亮的海滨城市。因此，我们两个人，无论是谁，能尽早留在大海市工作的话，就尽量先留下来。

　　那天的现场招聘会是在我们学校图书馆自习室里举办的。因为我与乐怡不是相同的专业，所以，只能各找各的用人单位了。

　　我草草地巡视了一圈，发现招会计专业的用工单位挺多。但让我看上眼的不多。其中，大海市冶金局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我先挤到王干部端坐的桌子前，认真地填好招聘表格后，庄重地递到王干部手中。王干部瞄了一眼，自言自语道：“哦，会计专业的。”然后就把我的简历放到桌子上，对我点了点头，示意我面试就算结束了。

　　本来，按我前一天晚上的谋划，递上我的简历后，我应该口若悬河地展示一下自己各个方面的才华，以便给招聘者留下深刻印象。可谁曾想，王干部压根就没给我这个机会，但我并没有太着急。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准备的第二套行动方案派上了用场。

　　王干部这次找我谈话，就是奔着我当初的第二套行动方案来的。

　　在那次现场招聘会上，乐怡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单位。等毕业时，她被留校，在她们财经外语系做了英语教员。

　　我准备出国的消息越传越远，以至于我们班被分配到北京财政部的张东都听说了。而且，在7月份，他借到大海市出差的机会，特意找我聚一聚。其实，他最近一段也在忙乎出国的事。他见我，是想群策群力，共商“出国大计”。

　　张东和我不仅是同一个班的，而且我们还是同一个寝室的。我们寝室一共哥8个，按年龄排，我年岁最大，被尊称“老大”。张东排行倒数第二，尊称“老七”。因为其身高和体宽的尺寸差不多，人送外号“张胖子”。

　　人们见张胖子第一眼时，谁都会认为此兄是一个呆头呆脑，憨态可掬，人见人爱的大胖小子。可时间一长，只要你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小子绝对有道眼。

　　别的不说，就说这小子毕业时能不声不响地进财政部工作，你能说他是个一般人吗？更与众不同的是，能进国家各大部委的学生，大都在分配之前，就让全天下的人知道了他是靠什么人帮助自己进京的。可人家张胖子，到今天，我们班的同学都不知这小子的后台是谁。

　　当感觉这小子是个挺阴的主儿后，我就不太愿意与他交往了。毕业后，来往的次数就更少了。我都不知道这哥们是怎么知道我单位电话号码的。

　　为了不尴尬，我把我们系留在大海市的另三位男同学王晓、余挑一和席汉满一起叫来了。我们系留在大海市的几位女同学，张胖子示意我就别骚扰了。从这点看，这小子不近女色的优点还一直保持着。

　　因为是我做东，我就把饭局定在了我们楼下的回民饭馆。档次是低了些，但大家都是大学同学，也就无所谓了。

　　乐怡跟他们都很熟，她也下楼到饭馆坐了一小会儿。

　　我突然发现，我们毕业没几年，哥几个全都学会说话了。什么嫂子长、嫂子短的，把乐怡恭维得迷迷糊糊。其中，还是张胖子最会讲话。那哥仨个的赞语主要集中在嫂子漂亮、年轻、气质好的层面上。而张胖子却反复说，乐怡是位百依百顺的妻子。这句赞语，也令我很受用。

　　乐怡陪着寒暄了一会儿，就回家了。我们几个老爷们正式开始进入酒局了。

　　寒暄从打篮球话题开始。只要有我在场，我们系的同学都会不自觉地谈谈篮球方面的事。因为，我是我们学校首屈一指的篮球明星。在中学时，我在我们县的少年体校训练过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些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大学生眼中，我简直就是球星了。上学那会儿，张胖子几次想以给我打早饭为条件，让我教教他带球过人的动作，但我一次都没答应他，因为他太没有运动天赋了，手比脚还笨，收他做徒弟，会辱没我一世英名的。

　　扯完闲篇后，言归正传。张胖子问我为啥要出国。不等我回答，那哥仨像出过国似的，把美国描绘成了天堂。

　　人想去天堂，还需要理由吗？

　　稍静一静之后，我问张胖子：“你在电话中跟我讲，你现在正在办出国手续呢，是吧？难道你还不愿出国吗？”

　　张胖子“唉”了一声，一杯啤酒仰脖而下。放下杯子，满脸愁容地对我说：“老大，还有你们哥几个。我这次来大海市，就是想征求一下你们意见的。我是该出国呢，还是不该？”

　　席汉满与王晓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胖子，你是不是喝高了？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张胖子委屈地说：“我这是公派，和老大因私外出不是一回事！”

　　那哥仨一通爆笑。王晓说：“老大自己花钱都挣命似的想出去，你花公款出国还犹豫个啥？

　　我暗示了一下王晓打住，说：“咱们先听听。让老七把话说完。”

　　张胖子一句话，一口酒，把他的事叨咕了一遍。听完后，我们才明白，实际让他闹心的是：他目前该不该出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财政部一个到美国哈佛大学读货币与财政专业的硕士学位的名额。这个名额被分给张东所在的司。分管人事的司领导已经找张东谈过话了，这个名额指定给他了。张东上个月也就开始办理护照了。

　　此消息不胫而走。张东他们司有一位我们学校毕业的大师哥。这位师哥闻知大怒。多次找领导闹，一心想把这个名额从张东手中抢走。

　　张胖子现在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不理那位师哥的无理取闹，接着办签证，准备出国留学；要么仗义一把，主动把这个名额让给那位大师哥，做个老好人。

　　怎么做选择都很纠结，骑虎难下！

　　我问张东：“老七，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司长把这个名额给了你，而没给咱们的师哥呢？”

　　张东回答：“咱们那个师哥桀骜不驯，挺不服管的。他平时与领导们的关系就不好。”

　　我接着问张东：“你们司长多大岁数？那位师哥多大？”

　　张东回答：“我们司一位司长，好几位副司长。主管我们这块业务的副司长，今年40多岁；咱们师哥是今年30多岁。”

　　我渐渐揣摩到了张东的心思。拿起酒杯，与张东碰了一下。我们俩一饮而尽。我对他说：“老七，我明白了。实际你小子已经有答案了。这趟来大海市找我们，只是想坚定一下你的想法。”

　　王晓不解地问：“他有啥答案了？”

　　我说：“老七，首先说，你已经很明确地选择——放弃这个留学名额了。是吧？”

　　张东明知故问道：“我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呢？”

　　我干净利索地回答：“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

　　张东向我这边凑了凑，用手摇晃我的胳膊说：“老大啊，这就是我不远千里来向你讨教的原因啊！”

　　9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书时，乐怡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中非常急促地让我回家，说她有急事找我。

　　我第一反应是孩子病了。否则，没有什么事情会让她这样大动干戈地非叫我回家不可。在一般女人的心中，孩子是第一位的。老公嘛，可能是第二位的。

　　我们职工宿舍楼就在我们局办公楼的后院。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刚推开家门。乐怡满脸是笑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我莫名其妙问她：“是不是孩子病了？”

　　乐怡不高兴地说：“乌鸦嘴，瞎说！孩子在我妈那儿被照顾得好好的，怎么会病呢？今天叫你回来，是告诉你一件好事：美国的大学给我发录取通知书啦！”

　　伴着《生命进行曲》，乐怡把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信件在空中晃了几下。此时乐怡发光的眼神让我感到，这和她看到马怡乐第一眼时的眼神是一样的。

　　中午，我和乐怡非常高兴，都想庆祝一下，所以，我们就没在家做饭，而是来到楼下的回民小饭馆点了两个菜，我还要了两瓶啤酒。

　　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当我和乐怡刚想碰杯喝第一口酒的时候，梁房修独自一人走了进来。而且，我与他一下子就四目相对了。

　　梁房修故意装成十年没吃过饭似的，径直走到我和乐怡的座位旁，一边搓着双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命好没办法——兜里没钱了，中午还会有人在这大饭店里请我！”话还没说完，就自己拉了个凳子坐了下来。

　　梁房修是内蒙古人，挺豪爽的一个蒙古汉子。他对自己的评语是：“优点是能喝酒，缺点是咋喝都不醉。”

　　以他的酒量喝我两个来回没问题。我们刚进局里工作时，没少在一起喝酒。只要有梁房修在的酒局，我肯定必醉无疑。而且其他人也都会像洒水车一样回家。所以，梁房修在我们单位的男同志眼里，是个挺豪爽的人，但在我们局家属的口中，这小子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酒鬼。

　　我和梁房修还算是挺对脾气的。平时关系还强于其他同事，但自从上次晋级风波后，我们俩之间好像有了一堵看不见的墙，相互见面的次数少了。即使不期而遇，最多也就是点头而过。

　　还没等我给梁房修要个杯子，这哥们就顺手拿起乐怡桌边上的啤酒瓶，一仰脖儿，半瓶酒就落肚了。

　　梁房修一边往嘴里划拉菜，一边问：“你们两口子今天是啥日子，大白天的就开始喝上了？”

　　乐怡抢着地回答道：“没啥事。就是老马今天嘴馋了，我在家没做饭，出来给他改善改善。呵呵。”

　　梁房修故意学乐怡的“呵呵”声，转过头对我说：“马骏，你不至于像嫂子一样，也把我当个横竖不知的傻瓜蛋看吧？”

　　我坦然地说：“谁把你当傻子了。你小子粘上毛，比猴还精！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就要离开咱们局这个阎王殿了，来，碰一个。”

　　本来我想说，乐怡今天收到美国高校录取通知书了。可不知为啥，话都到嘴边了，说出来的却是自己要离开冶金局了。

　　此话一出口，我的心激灵一下。哎哟，我真的要走了吗？

　　梁房修没有响应我的提议，连酒杯都没端起来，疑惑地问：“离开咱们局？你往哪儿走？”

　　我用眼睛的余光，明明感受到乐怡不让我把实情讲出去的示意，但我这回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出国，去美国！”

　　梁房修非常平静地说：“早就听他们议论过你想出国的事。没想到你真的要出国了。你怎么没事想出国了呢？”

　　我怎么都没想到，梁房修听到我要出国的消息后，反应竟如此平淡。是他把出国看作是一个很平淡的事呢？还是他对我所有的事都感觉到平淡呢？

　　一阵难堪的沉寂后，梁房修问我：“马骏，不是因为上次你没晋级就闹情绪吧？退一步讲，闹情绪也不能选择一走了之啊！嫂子你说呢？”

　　乐怡可能是仗着酒劲，说了一句令我很难堪的话：“你们是一同进局里的。你现在已经是副科长了，他还是个小科员儿。他能不走吗？”

　　我很生气地瞪了一眼乐怡，几乎是怒吼道：“闭嘴。你懂个屁呀！”

　　“好，我什么都不懂，就你懂！你懂去吧，我回家了。”乐怡说完，竟然起身走了。

　　时至今日，我都没搞明白，乐怡接到录取通知书是个高兴的事，可是，那天中午吃的那顿饭，我们竟然不欢而散了。是梁房修半道插一杠子，破坏了应有的喜庆气氛？还是老天在给我一些什么暗示呢？

　　我和乐怡办理出国手续进展得还算顺利。财经大学要求乐怡必须先办理辞职手续，否则不给出具相关的证明文件。乐怡一咬牙，就办理了辞职。

　　我是以陪读身份，向单位请了一年的长假，也就是变相的停薪留职。

　　等我把出国消息正式公布于众后，各方反应不一。

　　我家，主要是我爸的态度了，是气愤与无奈。乐怡家到没啥态度，只是表示，他们会尽心尽力照顾好马怡乐。乐怡与他们系的领导和教师关系一直很疏远，所以，人家都有什么样的态度，她不知道，她也不关心。

　　乐怡本人的态度倒是有些变化。签证拿到手之前，是期盼，是激动，是喜悦。拿到美国签证后，是犹豫，是担心，是恋恋不舍。

　　她是接到春季班开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我们最开始商定，买12月份的机票，早到一个月，让她尽早熟悉美国环境，把口语再练练。我呢，尽早打点儿工，尽快挣点儿美元——老美管它叫“刀”。

　　后来，乐怡以在中国过最后一个元旦为理由，把出国时间一拖再拖。最后，竟然订了比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要求报到的时间还晚两天的机票。这还是在我一顿怒骂的情况下，她才咬牙购买的。

　　其实，我在内心挺理解她的。哪个女人愿意与自己一岁大的孩子分隔千山万水呢？

　　但是，我们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呢？我们俩对美国也是两眼一抹黑，如果把马怡乐带在身边的话，那可能让我们全家人更遭罪。

　　反应最热烈的是我单位那边。我像一个要出征的战士一样，大家分处、分科为我摆宴送行。使我每天都沉浸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息中。当然，什么“苟富贵勿相忘”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叮咛与祝福声，也是此起彼伏。

　　咳，哥们弟兄的话语，酒局还没结束时，我就基本都忘了。每天晚上上床前，最多能记起来的是，今天喝的是白酒还是啤酒。

　　在与单位领导和同志们频频举杯的那阵子，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在这种场合出现。他就是我们局组织部部长王干部。毕竟人家是局领导，毕竟人家是长者，可能人家干脆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更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不参加我的欢送宴，情有可原。因此，我也就没敢擅自到王干部办公室去跟他告别。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在内心这样宽慰自己，但不管怎么说，我是王干部一手招进局里的，临走前没跟王干部打个照面，我内心还是有些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