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美国整整两年了。为了庆贺我们来美两周年，我们全家人去李子金他们家会餐。

　　让人很难想到的是，发起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不是我，也不是李子金，而是乐怡与徐慈颂。

　　我和李子金认识不久之后，在同一间学校留学的乐怡和徐慈颂不期而遇了。而且，后来她们姐俩走动得非常勤。

　　还有让人很难想到的是，本次聚餐人员不是4位而是7位。除了我、乐怡、小李子和徐慈颂外，新增的成员有我女儿马怡乐，我的丈母娘——乐怡的母亲，再有就是小李子家的千金李翠。

　　真是命中注定，我和小李子有很多相似的经历。这回，两个小朋友来美国，又是在同一天。只是马怡乐飞抵的是里根机场。李翠降落在马里兰巴尔的摩机场。这个机场距离我们这里将近100公里，但机票价格要比降到里根机场便宜很多。而且，他们把李翠交给空姐护送过来的，这样比我们少花了一张机票钱。这种选择完全符合李子金“省钱才是硬道理”的人生准则。

　　马怡乐的到来，对我没任何影响。我该干嘛干嘛。白天马怡乐有乐怡她妈照看。

　　小李子可就不行了，现在除了每日三餐饭照做，白天还得全力以赴照顾李翠。这下，他就更不能出来打工了。

　　凡事有利就有弊。虽说马怡乐不用我费力劳神，我清闲了，但也有个恶果：马怡乐与我一点都不亲。我一抱她，她就会声嘶力竭地哭。

　　平日里，我利用送外卖的机会，看到有好看的玩具就给她买，但没任何作用。久而久之，我也就不愿向她伸手了。

　　到李子金家聚会，我才发现，他们家的情况和我们家正好反过来了。李翠都三岁了，可她就好像长在李子金身上了似的，每时每刻都不愿离开她爸。

　　反观徐慈颂却像我一样。空着手，走来走去。只是，我觉得自己这个样子有些尴尬。而徐慈颂却完全是心安理得的样子。

　　徐慈颂更多时间是跟乐怡讲话。最近，她们俩一直在讨论毕业工作的事情。

　　徐慈颂在乔治城大学学大众传媒专业，所以，她把自己的择业领域定在两块，一是到学校当老师。二是选择新闻媒体行业。

　　客观讲，无论从女性长相角度，还是从智力能力角度，如果说乐怡是凤的话，徐慈颂最多算个山里散养的下蛋母鸡。这一点，徐慈颂也是这样讲的。所以，她常跟乐怡讲：她，能来美国；她，能找李子金做老公；她，能生个健康的李翠；她，未来还能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单位有任何一份工作——那么，她，这辈子就胜利完成任务了。

　　乐怡每当听到徐慈颂这样讲时，她总是极力地表白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与徐慈颂是一样的。说什么，只要有口吃的、马怡乐能够好好读书，让她怎样她都心甘情愿。她的经典台词是“谁让咱们是女人呢？”

　　可当乐怡一离开徐慈颂后，她马上会表示出对徐慈颂的鄙视。对原先的说法来个180度的调头。什么女人怎么地了？女人也不是天生就比男人矮一头。女人的幸福只能靠自己……

　　我真不明白，乐怡的女强人的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大学刚毕业时，她整天说希望有一天，她不需要工作了，每天在家看看电视、看看书啥的。闲云野鹤的生活是她最向往的生活境界。

　　人们常说，女大十八变。从向往闲云野鹤的生活，到追求龙腾虎跃的生活，这是女人们的第几变？

　　如果说，这一变是发生在女性30岁的话，那么，从此我再也不会搭理这么大岁数的女性了。

　　这几个月以来，乐怡曾经有过几次在我面前，似自言自语，又似向我通报，她准备选择一些世界级，或者说，带有“世界”头衔的组织和单位去工作。诸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粮食与卫生组织、世界贸易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核裁军组织。

　　来到美国后，我与乐怡已经没有了正常谈话的氛围、机会、态度和心情了。两个人的心，如同两股道上的车，擦肩而过后，两颗心的距离越来越远。她每天在干啥，我不知道。我挣多少钱，她也从未过问。所以，即使她讲有关其个人今后发展话题，我也懒得参与。

　　我心想，你选择这些世界级的单位还是太小，为啥不想到外太空的组织和单位去工作呢？诸如：火星改革发展委员会、月球经济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太阳系计划生育管理中心、自然界动物灵魂收购站等等。想一想，能与外星人一同工作，那多牛叉呀！

　　说归说，做归做。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希望乐怡能心想事成，遂心如意！我之所以再也不想掺和她毕业找工作的事，因为我确实感觉自己对此事无能为力。

　　说老实话，对于美国的事，我也真不懂。说出的意见和建议，那也是瞎说。与其不负责任地瞎说，还不如负责地不说。然而，不管我说不说，我都十分清楚，在与乐怡的较量中，我又败下一阵。而且，这一仗，我败得惨不忍睹。

　　从此，人家是具有美国著名大学硕士学位的世界级的高端人才；我呢，是没知识，没本事，没文凭的“三没”蓝领穷小子。

　　我的前途是崎岖的，我的目标是忐忑的，我的理想是茫然的。

　　我内心的哨声已经响起：在马骏与乐怡的较量中，乐怡中场击倒对手而获胜！马骏被淘汰出局。

　　我独自一人，躲在暗处，悄悄地摘掉了心中那个积分牌。

　　那天，我在小李子家醉得一塌糊涂……

　　杨棉现如今已是今非昔比，否极泰来了。

　　他两年前制订的完成身份转换和取得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奋斗目标，现在都已实现。只是他当初设想在半年内结束战斗，实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两年，狗屎运一直伴随着他。

　　杨棉这两个目标实现后，后面的路就开阔笔直了。只是在选择就业还是创业的问题上，他纠结了一阵子。

　　按我跟他说的话是：人活着就会遇到事。坏事折磨人，好事考验人。有些时候考验人比折磨人还令人烦躁、不安。杨棉取得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后，他拥有了众多的工作机会：可以到企业当会计，可以到政府部门做审计工作，可以到上市公司做独立董事。当然，最名正言顺的是到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从事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又分两种可能。一是创业，成立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执业，当老板。二是就业，到人家成立的会计事务所做一名注册会计师，给人家打工。

　　这里面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个人收入问题。如果选择就业，工资待遇稳定，年薪10万美元左右。

　　如果选择创业，工资待遇或者说个人收入不稳定，年薪可能是10万美元，也可能是百万美元，也可能零或负数。

　　对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问题，中国人与美国人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多数中国人都喜欢稳定。

　　美国人恰恰不这样认为。就业给人家打工是高风险的选择，被老板炒掉的概率非常大。而创业是自己给自己打工，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只要自己不开除自己，就没有被开除的风险了，而且，从业绩中取得的个人收入的比例也高。

　　为这事，杨棉没少浪费我的电话费。因为后期，我们俩分开住了。我们在王品一的教友家舒舒服服住了大半年。后来，那个房子终于有了买家。我们，包括杨棉，就不得不搬出来住了。

　　表姐一家人还是坚决地希望我们回到他们家住。我和乐怡委婉地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在中国人聚集的马里兰州R城，租了一个Townhouse。按中国人的习惯说，就是单元楼。上下三层。之所以租这么大的房子，原因就是考虑到把我们的女儿马怡乐从国内接过来住。

　　杨棉是在弗吉尼亚州F城租的房子。仅一个房间，但不是地下室的房子了。

　　我和杨棉在电话中讨论如何选择他的工作去向时，开始我们俩各说各的理，谁也没说服谁。或者说，谁的说法都不具有绝对说服力。

　　后来，我们共同认定，在解决如何选择他的工作去向问题之前，必须先确定他的人生目标。而想确定他的人生目标，就得先从他的个人基本情况和先天条件入手。

　　一下子，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豁然开朗了。杨棉自己说，他与众不同之处是“在逃犯”，客气些说是有前科。也正因为此，他人生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低调，要隐姓埋名。或者说，他这辈子，只能取利，不能求名了。

　　在分析他的性格时，我们俩的意见是相反的。我认为，杨棉从他出事到今天，所表现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强的。

　　而杨棉本人认为自己的心理素质极差。他举了个例子：事发前，他体重是160斤，周围还有人管他叫胖子呢。现在呢？我们刚认识时，他的体重是120斤。如今，加上考试折腾，他老人家的体重一百斤出点儿头，好像都没有乐怡重了。体重下降得这么快，这还不足以说明其心理素质差吗？

　　综上所述，杨棉制订了与人合伙办事务所的战略方案。应该说这是条在创业和就业之间的折中方案。

　　最后，杨棉也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当初的梦想。华盛顿DC一家大型律师楼选择他作为合伙人。

　　更有趣的是，杨棉的办公室就是“黄鼠狼”以前的那间办公室。

　　杨棉的美国梦正式进入佳境了。

　　我这两年一直在华盛顿DC的那家中餐馆送外卖。我已是这家餐馆里资格最老，业绩最好的外卖郎了。

　　一般人在这儿干不长。毕竟是要靠自己的脚赚钱的，与靠汽车轮子赚钱相比，当然辛苦多了。而客人不管你是跑过来的，还是开车来的，给的小费都是一样的。所以，刚来美国实在找不着工作的人，先在这儿委屈几天，一旦有其他出路了，人家就撂挑子走人了。

　　我之所以能挺过这么长时间，还是觉得这活挺能发挥我长处的。

　　每当我一接到送外卖的单子，想到马上就有美金小费到手了，我脚下就生风了，三步并作两步走，权当自己在球场上练习折返跑了。而且，干着干着，我就成为店里的老人了，就有了一些特权和实惠了。比如，单子好的活，我接；小单子，路又远的活，我就可以找借口不去。再比如，后厨的田师傅会经常给我单独炸些咸鱼、肉丸，下班后，让我偷摸带回家。

　　乐怡非常喜欢老田炸的咸鱼。她说这个味道让她回想到大海市饭店的名菜“咸鱼饼子”。每当看到乐怡含着泪吃炸咸鱼时，我就觉得自己挺有使用价值的，至少不应把我划到“三没”产品中去。

　　再有，在这儿待时间长了，与后厨的师傅、服务生，还有大小女老板都混熟了。大家可以相互间开开玩笑，甚至说点荤话也无所谓了。

　　小女老板珍妮是与我讲话最多的人。

　　第一次见到她时，是我们吃饭和午休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钟是我们的午休时间。午休的时候，大家习惯聚在前台，因为那里有待客用的沙发。坐起来要比餐馆内的椅子舒服。

　　珍妮放学后，如果没什么别的事，都会来餐馆帮助她妈收银的。其他的活儿，她是绝对不会上手的。她甚至从来都不进后厨。顶多在服务生忙不过来的时候，她替服务生带位。

　　我们吃饭和午休时间大约有45分钟的样子。每天下午4点，又要开始晚餐的准备工作。

　　我们负责送外卖的在这时候没事。所以，我可以一直坐在前台的沙发上休息。

　　珍妮对我“Hello,Hello!”了两声，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她是在跟我讲话。

　　“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傲气？”

　　我迷惑地问：“你是在说我吗？”

　　“神经病！你四下看看，现在就我们两个在这里。我不跟你讲话，我还会跟谁讲话？”

　　“呵呵，对不起。你是老板，我是打工的小伙计。我哪敢想老板会跟小伙计讲话啊！”

　　“Stop!Stop！你刚才说你是小什么来着？”

　　“小伙计啊！”

　　“小伙计？小伙计和小伙子谁大？”

　　我哈哈大笑，她整一个“香蕉人”。

　　我问她：“你是ABC吧？小伙子和小伙计是两个概念。小伙子的意思你明白，是吧？小伙计这个词的含义，与年龄和性别没什么关系。小伙计是指打工者，而且是指技术与能力最低的人。你明白了？”

　　珍妮迟疑地看着我，说：“你好像挺有学问。你不像一个打工的，嗯，是小伙计。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信口开河道：“House Husband!”

　　她哈哈大笑：“你太搞笑了！”

　　开始珍妮以为我的英语还可以——我经常随口蹦出几个单词。后来，她明白了，除了“凳子”、“窗户”、“小费”等这几个常用的单词外，我的英文几乎就是个“小伙计”的水平。

　　女孩子都好为人师。与珍妮熟悉了之后，她就自愿、义务地担任了我的英语辅导老师。甚至，还煞有介事地送给我个笔记本，给我留“课后作业”。每个新学的单词必须写10遍。

　　你别说，经珍妮的严格教育，我的英文水平大有提高。关键是，我开始愿意学英文了。也开始盼着珍妮下午来店里。

　　美中不足的是，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店每天下午的休息时间太短了。

　　5月1日下午，珍妮事先告诉我今天她有事不来店里了。没有人谈话，我睡意渐浓，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个女服务生把我推醒：“马哥，你醒醒。咱们店出事了！”

　　原来，在我迷糊睡着的时候，来了五六个华人到店里吃饭。因为上菜慢了些，惹得他们不高兴，一句话讲得不投机，就吵了起来。而且，其中那个领头的，撸胳膊卷袖子的，还做出要动手的架势。大女老板怎么赔罪都不行。

　　我一见餐厅里面确实是剑拔弩张的样子，马上冲了过来。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我做人的一贯原则。不管这个店的老板有多少钱，她毕竟是女流之辈。有男人欺负女人，特别是这个女的咱还认识，咱能不管吗？

　　我在大学时的那股猛劲儿一下子涌了上来。二话不说，一个箭步窜过去，抓住那个领头的衣领子，就强行往外拽。谁知这小子又拼命往后退。两下一用劲，那小子的衣服像用剪子剪开的一样，“吱”的一声，上衣分成了两片。

　　这下，火药味就更浓了。他们其余的那哥几个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

　　正当那哥几个要一齐向我下手的时刻，领头的突然喊道：“停！马骏，你不认识我了？”

　　我定睛一看，领头的就是和我同架飞机来美国的张镇塔。

　　好了，就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虾兵与虾将打起来了。

　　“快点上菜！田师傅，菜量大点！这是我朋友。再拿几瓶啤酒来！”我开始替他们催菜了。

　　张镇塔还是在飞机上的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连说带比画。这回喝着啤酒，他就更能说了。有他在，话肯定不会掉到地上的。

　　我敬了他一杯酒，然后说：“哥们，看样子你现在干装修活，是吧？”

　　张镇塔不太满意我的说法：“纠正一下。对于他们来讲，是干装修活的。我是装修公司的老板，我是负责装修项目的。”

　　“啊呀！两年不见，哥们你整大发了！”

　　“这还有疑问吗？在飞机上，我咋跟你说的？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我下了飞机，就开始干活赚钱了！”

　　我心里骂道，这孙子真能编。谁能下飞机就干活？我找这家饭店送外卖，当初费了多少时间和心思啊。

　　“马骏，你现在在干啥呢？哦，对了，我忘问了，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打工。送外卖。”

　　张镇塔夸张地摇摇头说：“哥们，这你就不行了。来美国都两年了，还在送外卖，你这是原地踏步啊！”

　　我随便跟他客气一句：“我可比不了你有本事哟。”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到我公司来吧，我领着你干！咋样？”

　　“甭逗了。我哪会干装修活啊？”

　　“哥们，不瞒你说，到现在，我连地板都铺不好。没关系啊，不耽误挣钱就行了呗！一句话，在这里，是人就能干装修。老美房子的装修活简单。再者说了，咱们都是当老板的材料，会不会干活无所谓，关键是能不能揽到活？现在你听没听说谁家想装修？”

　　这小子，见面没说几句话，就开始向我揽活了。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岔个话题：“你们怎么这个时间来吃饭啊？”

　　“今天是5.1国际劳动节呀！资本主义不过，咱得过！我让弟兄们提前下班，到这撮一顿。我买单，就权当着给弟兄们发奖金了。”

　　“你小子真会算。一顿饭就把人家打发了，你也太资产阶级了吧？”

　　“这活还没干完呢。等结了账，奖金大大地有！大大地有！”

　　那哥几个和我都笑了。

　　那天我们喝得挺痛快。一直喝到晚上8点钟。我整个晚上也没出去送外卖。

　　结账时，我和张镇塔都抢着付款。我们大女老板眼疾手快，伸手就把张镇塔的信用卡在收款机上划了一遍。

　　我心里明白，这是大女老板想替我省钱。

　　我和张镇塔分手时，互留了电话号码。然后，我乘地铁回家了。他开着车走了。

　　徐慈颂实际从5月份就开始上班工作了，在华盛顿乔治梅森大学教书。乔治梅森大学在弗吉尼亚的F城。与李子金现在住的房子相隔不算远。徐慈颂乘学校班车到学校教课。教完课，再乘学校的班车回家。

　　相比之下，乐怡的事就费劲了。她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上下午各查一次信箱——看看有没有她的信件。

　　本来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可我们家的气氛却越来越冷。

　　乐怡看不到信件，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干些啥，谁也不知道。

　　乐怡她妈没事就拍着马怡乐，哄着她睡觉。马怡乐来美国后，一天能睡20个小时。

　　我呢，就更没动静了。上午自己悄悄地离开家去上班，晚上无声无息地回到自己房间，洗洗之后就睡了。不管怎么说，我送外卖的活，那也是个重体力的工作啊。

　　8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家人终于同一时间坐在同一个餐桌旁。自从我干上了送外卖的活，我就一天两顿饭，而且，全在饭馆吃——免费吃。不吃的话，饭馆也不给你找钱。

　　那天的起由是乐怡她妈过生日。中午的时候，乐怡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回来时，买个生日蛋糕。我不但买了，还让田师傅偷摸给我炒了两个菜带回来。

　　乐怡她妈是个国有工厂的工人，好像从我和乐怡谈恋爱时起，她妈就没上过班。不是单位放长假，就是单位改制什么的。

　　老太太性格很好，平日里，不多言不多语的。乐怡的性格一点都不随她妈。

　　我进家门时，餐桌上摆满了碟子、碗什么的。还有两听啤酒在桌子上挺显眼的。估计这是我以前喝剩下放在冰箱里的“藏品”。

　　按照惯例，我们完成了生日宴会开场该有的程序与步骤。

　　老太太客客气气对我说：“全家人现在就你辛苦，多吃点菜！”

　　我也很客气地说：“就是送个外卖，活儿不累。”

　　我就这一句不咸不淡的话，竟然能引出乐怡对我的嘲讽：“累不累你也得干呀！要啥本事没啥本事，你不靠出卖体力还能干啥？”

　　我一听，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升。用力猛地一拍桌子。对着乐怡吼道：“我干体力活怎么了？就你那猪脑子，想干还没人要你呢！”

　　乐怡也不甘示弱地拍了一下桌子。反击道：“你还好意思说‘猪脑子’！你让全世界的人看看，咱俩谁才是猪脑子？”

　　老太太本想劝乐怡少讲一句，可这时候马怡乐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老太气得抱起孩子上楼了。

　　我和乐怡又唇枪舌剑了一会儿。双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只为证明对方“猪脑子”。

　　唉，这要是在中国，我早就三拳两脚把她踹到桌子底下了。可现在是在美国。男的要是碰女的一个手指头，只有女方一举报，警察肯定会把你带走。

　　为了不被警察把我带走，在我还剩最后一丝理智的时候，我决定我先走。在离开家门之前，我还没忘记往地上扔个碗。

　　在我摔门之际，我感觉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再回这个家！”

　　出了房门，我径直去了李子金家。因为在我的朋友中，他家离我家最近。

　　我在小李子家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有天晚上我下班回来，徐慈颂站在屋门旁，告诉我：“乐怡有工作了，在我们学校，做校长助理。我帮忙介绍的。呵呵呵。”

　　听后，我决定必须离开小李子家了。你想吧，现在徐慈颂与乐怡已经是同事关系了。我离家出走，而且还在他们家住，多驳乐怡的面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