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玄、王光祈与李劼人在1919年

　　张义奇

　　摘　要　五四时期，成都是全国新文化的三个重镇之一，五四运动则将成都的新文化发展推向了高潮。一个偏僻的西南省城之所以能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除了它本身深厚的文化积淀之外，还得益于三个人物的推波助澜。他们是四川新文化史上的“五四三杰”。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周太玄　王光祈　李劼人

　　新文学作家李劼人在《五四追忆王光祈先生》一文中指出，五四时期，“成都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镇之一”。他把北京喻为新文化的中枢神经，认为上海和成都则是最能够起反映作用的两只眼睛。近一个世纪前的成都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内地省会，经济落后，交通也十分不便，可消息却并不闭塞。为何？

　　一个西南内地省城之所以能够与京、沪这样的大都会相提并论，是因为成都自古以来就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文传统。成都文化人虽居盆地一隅，却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能紧跟历史的潮流；到了五四时期，成都更是孕育了一批杰出的新文化人物。少年中国学会的三位骨干周太玄、王光祈、李劼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堪称四川新文化史上的“五四三杰”！他们不但是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传播者，而且是五四运动火炬的直接传递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当然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本文论述仅取他们在四川五四运动中的一页史事，并由此管窥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太玄、王光祈、李劼人三人分别在巴黎、北京、成都三座城市从事新闻采编，历史的机遇将远隔千山万水的三位中学老同学“黄金组合般”再次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共同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一

　　1919年5月4日下午，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十几所高等学堂的数千名大学生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学生们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拒绝巴黎和会签字”等横幅，要求政府收回我国山东的主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在巴黎召开分赃会议，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后，立即点燃了积压在学生心中的怒火。天安门集会后，游行队伍开到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要求外交总长拒绝签字。谁知曹家大门紧闭，学生越墙而入，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抓到了正在曹家吃午饭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愤怒的学生领袖吴国柱当即带头将这个亲日派人物暴打了一顿；随即又在曹宅放了一把大火。（胡适在1960年答电台记者问时，怀疑那火是曹家人自己放的，姑且作另一理解。）这就是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