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劼人的成都观说起

　　朱寿桐

　　提　要　李劼人提出成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重点城市，这是中国现代历史认知的重大突破。成都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文化的中心，首先是四川社会的开放性和近代化。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普及对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先天性的瓦解，四川强悍的民风酿成了新文化和新道德倡导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动因；其次，四川保路运动也奠定了四川和成都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保路运动使四川人的反抗精神和理性精神得到了空前发挥，也使四川人的新文化热忱和新文化运动的运作方式得到了充分锻炼。四川特定的盆地意识意味着强烈的开放意识，文化传播的盆地效应也强化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第三个中心 成都 盆地效应

　　那时，成都真是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点之一。（其余两个自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比如是中枢神经，上海与成都恰像两只最能起反映作用的眼睛。）

　　这是李劼人论述到五四时期的《川报》及成都时所阐发的议论。这样的议论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过去，因此至今都没有在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反响。换句话说，如果李劼人的这句话得到足够的关注，则很可能会在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起到某种一石千浪的作用，甚至会引起一系列学术的争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在新文学的意义上，上海的中心地位可能还更为突出。但除了这两个新文化中心而外，人们会将屡屡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作为现代化和开放化程度同样鲜明的天津，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乃至作为民主革命首义之地的武汉，分别在一定意义上阐释为第三个新文化中心，一般很难将老远的成都定位为或联想成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中心，更何况将成都理解为与上海几乎处在起同等“反映作用”的重要位置。

　　李劼人作为成都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对这个川中都市在整个中国新文化史上的重要性的价值评估有可能会有所偏重，然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过来人，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对社会文化运动有着深刻体认和理论建树的文学家，他的观察和定义远远不只是情感的表达。特别是他对于成都及周边社会生活有过长期的体验，同时还拥有巨大深广度的描写经验，李劼人所定义的成都，以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新文化运动，没有理由不得到足够的重视。

　　当李劼人将成都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并且与上海相提并论的时候，他显然并没有给成都的新文化运动进行地域性定位。他所着眼的是“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种跨越地域性的文化视野和社会视野非常重要。循着李劼人的视路，应该在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