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上阎王坡，就看见了鬼头刀把的余长明两手叉腰地立在垭口。

这厮正在此接应。他有一个远房表叔在黑凼子当生产队长。每次送肥，他都主动在马老师那里申请打前站，与黑凼子挂钩。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余长明伸长脖子往坡下搜寻，嘴里喃喃：“诶，人呢？！”

我白了他一眼，“我们不是人是鬼哇？！”

徐忠建附和：“就是。瞎眯浊眼，当我们不存在。”

余长明忙解释：“我问的是马老师。”

范顺青一脸鄙夷地撇撇嘴，“有的人，就会浮上水！”

我故意一本正经道：“范顺青，你不懂音乐。人家余委员不浮上水，能当上团委委员吗？界牌，你说是不是？”

余长明尴尬地笑了笑，“人家是要给老师汇报事情。”

我“锤子”一声，“别在这堂堵塞交通，到了黑凼子再去舔老师的沟子（屁股）。”

徐忠建说：“马老师在最后压阵。”

余长明“哦”了一声，闪到石板道一边让路。

我冲余长明一鼓眼，“别抄手仙仙（闲着），帮老子挑一下。”

余长明翘了翘嘴，“净马斗（欺负）人家！人家的肥是送到了的。”无奈地接过我肩膀上的扁担。

队伍沿蜿蜒的石板道继续前行。

黑凼子就在山丘下，一眼能望见。黑凼子并不黑，一个巨大的椭圆的池塘，在和煦的阳光下泛着清亮的光波，周边的梯田已然犁出新的棕色土，等待着插上嫩绿的秧苗。

队伍抵达生产队保管室前的石灰晒坝上。在几个男女社员的引领下，同学们挑的大便、小便倒进了保管室后面的粪凼里，鸡鸭兔屎堆积在了晒坝边，形成一座座小丘。

卸完肥，大家集中到了坝子上，密密麻麻，叽叽喳喳。男生们嘻嘻哈哈，用沾有粪便的手相互擦衣服，抹脸庞，捂嘴巴。女生们则多是拿出手绢，或揩汗水，或捂着鼻子躲避空气中粪便的遗臭，跟资产阶级小姐一样。

马素珍老师将我和余长明、范顺青召集到坝子一角，操着浓重的重庆口音说：“接下来的劳动，是插秧。余长明同学事先就联系好了的。”

我乜了余长明一眼，心想，龟儿铲尖夺势（自作主张）！

马老师说：“我的意见是，分三个组，你们各负责一组。”

我蹙起眉头，“老师，大家没有插过秧呀！别把人家的田垄踩板（踩塌）了，秧子（秧苗）弄断了。”

余长明抢在马老师前面说：“有贫下中农先做示范问题不大。栽秧简单，很快就能掌握基本要领。”

我偷偷恨了余长明一眼，心想，你就爱逞能！

马老师抬腕看了看金壳蓝玻的坤表，“劳动两个小时就到十二点了。中午吃干粮、休息一个小时，再劳动两个小时，我们就回去。体验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同学们有好处。”

我不敢反驳。马老师 俏面寒霜，让人敬畏。

大家分组到了田间。

都是弯弯的梯田，跟大寨的田一样，且塍子窄得站人都成问题，有两个同学在脱鞋子、袜子的时候，栽到了田里，成了泥人。

于是，大家幸灾乐祸吆喝。

马老师抬了抬手，顷刻鸦雀无声。

我们是第一组。指导插秧的是一位年轻农妇，麦麸子一样的肤色，微胖，身长，椭圆脸，胸前巨大。毛蓝布单裤的裤腿卷至膝盖，碎花布单衣的袖筒挽至手肘，如何抓秧苗，秧苗插进泥土多深，解释得简洁明了，示范动作也显得干净利落。不过，在她弓腰示范时，领口里那两只硕大的奶子就显而易见了。怪就怪农村妇女不穿胸罩。

我是饱了眼福的。相信，徐忠建、王英树、卢明军的眼睛也是打了牙祭的。不然，三个屁巴虫不会那样，眼睛鼓得像麻将的二筒，嘴巴张得像狮子的口。尤其是卢明军，还“咦，咦”了两声。

邹茜华冲卢明军拿食指在脸上划拉，“羞，羞，羞！”

马老师似乎没有发现我们的神情，偏头问我：“掌握要领了吗？”

我点点头。

马老师说：“那你和我领头。”在脚边拿起一小捆秧苗，“叮咚”一声跨进田里。

我效仿，其他十几位同学跟着效仿。

马老师前我半个身子，插秧的速度几近前面的农妇。

这才是冰雪聪明之人，一学便会，我们班的女生，没一个可比。不过，让我担心的是她那粉红的确良衬衣的领口，弄不好，也会像农妇那样，险峰凸显。

显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她的后背凸起了一条带子印。这说明，她是穿了胸罩的，很好地包裹着一对险峰。再说，她是很注重文明的。她的儿子不到一岁，她尚处在哺乳期。我经常去她家汇报班里的情况，却从来没有碰见她像郭慧敏那样敞怀喂奶。

我有些毛手毛脚地加快速度，赶上了马老师，与其并排插秧。前面两步远，则是那农妇硕大、浑圆的屁股。

马老师说：“倪树，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讲讲。最近，社会出现了乱象。你告诉男生们，别上山打麻雀、‘打游击’啥的玩，放了学直接回家。我已叫范顺青告诉女生们，到学校，放学回家，尽量结伴而行，而且别走山路、小路。”

我“嗯”了一声。我隐约感觉到，马老师知道“陶梅事件”了。

马老师说：“一直以来，我们班都是一个优秀的集体。这得益于你和余长明发挥了优秀的‘火车头’作用。”

我想说，更得益于你这老师的优秀，让同学们跟着北斗星走似的，永不迷路。但我没有说。我不是余长明那样的马屁精。

马老师说：“当初，我之所以让你当班长，之所以要向江革老师推荐你做团支部书记，是因为，我想利用你，‘以毒攻毒’。”

我“喔”了一声，心想，我和同学们都是毒了？！

马老师直起苗条的身子，抬手臂搌了搌白皙的脸上的细汗，再弓身，继续插秧，继续说道：“你从小就是孩子王，在班上极具号召力，优点与缺点都很突出。我要你充分发挥优点和长处，把同学们带领好，直到高中毕业。”

我酸唧唧冒出一句：“我还很差强人意。”

马老师笑了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与余长明一刚一柔，性格互补，不失为一对好搭档。”

还真让马老师说对了。我与余长明从小一起长大，见面要吵，狗咬狗，不见又找，狼和狈。

总的来讲，我欣赏余长明的诚实与宽容，同情他家庭的贫困与灾难，敬重他的低调与刚毅。他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其性格和品质与祖宗一脉相承。

以他父亲余福和为例。

余福和十八岁时在高硐码头混，先做袍哥舵爷万山河的跟班，忠心耿耿，且智勇双全，在多次与其他门派争夺码头地盘的械斗中，誓死护卫万山河，刀痕满身，却一路闯过鬼门关。若干年后，万山河病入膏肓，临死前将舵印传给了他。做了舵爷，他除了学会喝酒抽鸦片，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艰苦朴素，把码头经营得风生水起。他认为，人，应该厚道，应该低调，专横跋扈，招摇过市长久不了。他的祖先们，正是因了低调，才躲过了明王朝的追杀，繁衍至今。

解放后，袍哥多被清算，特别是，不少袍哥舵爷被政府镇压，丢了性命。可余福和却平安无事。

原因是黄海英站出来为余福和说了话。

黄海英说：“余福和尽管是袍哥头目，可一直以来，他不但没有拖过血债，还尽做些有利于劳苦大众的好事，并保证了高硐码头长久平安。”

高硐码头属于大文堡地界，作为清算委员会副主任所说的话，算是一锤定音了。

于是，余福和不仅没被清算，还进到大安盐厂红旗灶当了光荣的烧盐工人。

黄海英对余福和说：“余大哥，一切都得重来，把鸦片烟戒了吧，让恶习断了根。”

余福和沉沉点头，在心里答应了。

大多数人是无法戒掉鸦片烟瘾的，那可要了命。但余福和却戒掉了，并且，从此滴酒不沾。

可见，余福和的毅力有多么强大。

一脉相承，余长明也是一个命运多舛，且生命力顽强的人。

八岁的时候，作为家里的老幺，他却要到砲山采石场挑碎石，以补贴家用。殊不知，一眼哑炮意想不到爆炸，几乎炸飞了他的小脑壳。他父亲将他背回家，停放在屋后天井里一张草席上，一家八口哭嚎着为他办丧事。然而，也是意想不到，半夜三更，草席上的“尸体”竟爬了起来，长声吆吆喊：“我饿咯，要吃铐拷儿（玉米粥）！”阎王爷没有把他收去。

十三岁时，他代替其生病的在天然气公司做协议工的二姐上房盖瓦。殊不知，吊车装满青瓦的斗厢一扫而过，将他和一个协议工从八米高的房顶扫将下来，双双栽到地上的乱石堆，脑袋开花。两人被送到二医院，均宣布抢救无效，被推进了停尸房。还是意想不到，天刚蒙蒙亮时，他竟爬出停尸房，见在外面花园里哭得昏天黑地的他母亲和姐姐们，说了一声：“老子的脑壳好痛哟！”母亲和姐姐们破涕为笑。

十四岁那年，他因帮刚病休的父亲拉架子车运蜂窝煤，在兴隆坳陡坡敞放时，人与车冲到了马路边的深沟里，脸摔了个稀巴烂。伤愈后，满脸痕迹，像极了界牌上纵横交错的线路标识。“界牌”的绰号由此而来。

龟儿的就像英国船舶博物馆收藏的一条船。这条船自下水以来，二百三十八次遭遇冰山，一百一十六次触礁，二十七次被风暴折断桅杆，十三次起火，伤痕累累，却一直没有沉没。

马老师说：“在我眼里，你和余长明将来都会有出息。我希望你们从大局出发，搞好团结，成为好同学，甚至好哥们儿。”

我“嗯嗯”的点头。

马老师说：“我去别的组看看，你把大家带好。”跨上塍子，轻快地向范顺青他们那个组走去，跟一只漂亮的蜻蜓似的。

插第二块田时，徐忠建、王英树、卢明军手忙脚乱，快速向前，很快超过了那农妇，过后放慢速度，不断回头。

我幡然醒悟，三个臭虫是在回望农妇那领口里的无限风光。

农妇回头看看三个家伙插过的田垄，蹙起两道不浓不淡的弯眉。那三垄秧苗，东倒西歪，且跟癞子头上的毛发一样，稀稀拉拉。

我大喝一声：“跟老子回来，重新插！”

三个家伙无奈地回身返工。

原本像是在绘画绣花插秧苗的邹茜华超过了另外几个女同学，赶上了我，阴阳怪气道：“班长，你那几个‘死党’行啊！”

我问：“你啥意思？”

邹茜华说：“三个流氓！他们是想贪污人家的莽莽（乳房）。”

我嬉笑道：“又没有贪污你的，你说啥雀薄（刻薄）话？”

邹茜华“嘁”了一声，“敢贪污我的，我把他们挫骨扬灰！”

我刚想骂邹茜华是“蛇蝎心肠”，却一下瞄到了她那血清色的确良衬衣的领口里的风景。一副瑰红色胸罩，怎么也裹不完发育得很好的雪亮且充满张力的胸脯。它们恰似一对大白兔，跃跃欲试地要蹦跳出来。

我有了一种紧张，加快了插秧速度，想离邹茜华远一些。

邹茜华快马加鞭又赶了上来，“班长，我早就想对你说一声谢谢喽。”

我问：“谢我啥？”

邹茜华说：“谢你上次坚持要我与你领舞，还和‘香猴生儿’（范顺青）吵了一架。”

我嘿嘿一笑，“不是最终你也没有领成舞吗？”

邹茜华冲我抛了一个媚眼，“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谢的，是你的好意。”

我猛然闻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邹茜华不仅仅是要感谢我，还要与我套近乎。她想尽快入团。

果不其然，邹茜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她说：“班长，你要经常一对一地帮助我，提高我的思想觉悟，去掉我身上像你所说的‘资产阶级小姐气息’，使我早日投入团组织的怀抱。”

我如鲠在喉，但还是一字一顿道：“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比如你，学习成绩很好，又是数学科代表。这方面，我要向你好好学习。”

邹茜华说：“我会尽力帮助你提高数学成绩，争取每次考上九十分儿。达·芬奇讲：‘ 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因此，数学很重要。以后，我们参加了工作，各行各业都用得上。”

我笑了笑，“你说得很有哲理（这里）。”但我没有拿手指这里（下身）。我的潜台词是，你口若悬河，说我的锤子。

邹茜华说：“在班上，你是我的班长、团支部书记。在学校宣传队，你是我的队长。我好幸运哦！”

我嘿嘿一笑，心里说，你那对“大白兔”弄得老子紧张得跟贼一样，老子一点也不幸运。

中午时分，大家集中在保管室前的晒坝上，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啃着各自带来的干粮。

我和余长明、徐忠建、王英树、卢明军形成一堆狼群，彼此闹喳喳地抢对方的东西吃。都饿了，如狼似虎。

王英树抢了我一个肉包子，咬了一大口，含混不清地问：“卷毛，邹茜华是不是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

我条件反射地捋了捋头上的卷发，“你们不眼睛下乡，偷睃人家的莽莽，她会说你们？”

徐忠建和王英树咯咯笑。

卢明军抹了一把满嘴筒的苞谷粑渣渣，“死婆嬢肯定叨（骂）我们是骚棒儿！看老子给她‘插秧’。”

大家哈哈笑。

卢明军所说的“插秧”，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余长明不解地看着我，“他们的眼睛咋下乡了？”

徐忠建说：“看了教我们插秧那婆嬢的奶。啧啧，那奶泡酥酥，白生生的，安逸！”

余长明笑出了满口的蒸红苕。

我看着余长明说：“界牌，这学期，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江革把小王的‘志愿书’批了。”

余长明立马拉下脸，“你别老‘界牌’‘界牌’的！看老子没有把你‘卷毛’的绰号挂在嘴巴儿上。日疯！”起身欲离开。

徐忠建忙拉余长明蹲下，“和为贵，和为贵。”

我也觉得自己有些日疯。几步远就是一堆女同学，“界牌”“界牌”的喊，余长明那团委委员的面子往哪里搁？便笑眯眯道：“长明，对不起！吃完饭，老子赏你一杆（一根）‘金沙江’（烟）。”

余长明的脸色这才阴转晴，“就是嘛，横正（老是）扫人家的皮（扫面子），要球不得！”

王英树说：“长明，我入了团，一定送你一包‘朝阳桥’（烟）。当了团员，可能我老汉儿才不会成天对我秋风黑脸。”

卢明军“喔”了一声，“你老汉儿还记着潘秀的事？”

徐忠建白了卢明军一眼，“ 哪壶不开提哪壶！ ”

我不由扭头看了看坝子边一个人埋头啃馒头的潘秀。自打一只眼睛残疾，天真烂漫的她就渐渐变得孤僻了。我想，这都是我和王英树的罪过。

余长明咀嚼着红苕，“小王，你我两个，同房居屋（邻居），从小一起长大，又是铁哥们儿，要你拿烟感谢呀？这忙，老子肯定会帮。”

我对啃着麦粑的徐忠建说：“麻雀儿，下个星期，你去团委领两份儿‘志愿书’，让邹茜华和潘秀填，然后开个支部大会，通过了它。”

余长明蹙起满是“线路”的额头，“马上吸收邹茜华入团，好像有些操之过急。她的条件还不成熟。”

我问：“咋才算熟？像你手头的火巴红苕？”

卢明军嬉皮笑脸，“邹茜华的奶奶儿就算熟，恁董（那么大）！”

大家咯咯笑。

余长明说：“她仗着她老汉儿是贵州铁路局的处长，又出国援建坦赞铁路，钱多，就有了一种公主病，脾气大不说，傲慢得哪个都看不起。要球不得！”

卢明军说：“她只看得起树子，巴不得树子日她。”

墙头草的徐忠建附和：“这个是事实。”

我恨了徐忠建和卢明军一眼，“乱球 说！人无完人。我们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大节。邹茜华是班委，是数学棵代表，是文艺骨干，而且很善良，经常悄悄资助家庭条件差的同学，为他们买文具盒、作业本，甚至饭票、菜票。应该说，二八开，她的优点占了80%。”

徐忠建附和：“这个是事实。”

余长明想了想，“也是哈，她的优点是很多人不及的，包括我。那我赞同你们发展她。”

徐忠建问：“潘秀呢？”

余长明说：“更应该入团。她秀外慧中，学习成绩优秀，并且，斯文得从不与任何人发生矛盾。更重要的是，树子和小王对她有亏欠，入团，起码对她是一种安慰。”

徐忠建附和：“这个是事实。”

卢明军偏头看着徐忠建，“我是你老汉儿。”

徐忠建说：“这个是实事。”

大家笑得喷出了嘴里的饭。

徐忠建这才察觉自己惯性思维的错误，拿包裹麦粑的竹叶贴到卢明军脸上，骂道：“卢老幺的家婆！”

二人嘻嘻哈哈扭作一团。

这时，一高个子寸头背着一个背篼，挑着两大桶酸菜汤跨上晒坝，乐呵呵招呼大家喝汤。

大家一拥而上。

唯有潘秀，一动不动。

寸头放下桶和背篼，一一从背篼里面拿出粗瓷二碗，一一舀上汤，让大家依次领取。

轮到我领汤碗时，猛然觉得寸头有些面熟，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我问余长明那寸头是谁。

余长明说：“他是我表叔的远房亲戚，是来这里插队的知青儿。听我表叔讲，他老汉儿是机一厂的工程师。”

我“哦”了一声。

余长明说：“读小学时，学校背面放牛山坳口上不是机械一厂的家属楼吗？说不定，我们都见过他。”

卢明军嬉笑道：“这叫豌豆儿滚到屁眼儿头——遇了圆（缘）。”

大家哈哈笑过，大口大口地喝起汤来。

寸头煮的酸菜汤，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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