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复归平静。

我父亲“驾驶”着“飞鸽”到几十里外的化工厂继续做他的车间书记去了。我母亲一如既往地起早贪黑去起重工具厂做她的电焊工，回家照顾我和我小妹的吃喝拉撒睡。

我呢，照例读书，照例风风光光当班长、团支部书记，课余时间，在音乐教室排练舞蹈。关于“进笼子”（到派出所）的事，几乎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我是很想在同学、邻居哥儿们面前吹嘘自己所见到的无限风光的。我敢肯定，他们都没有像我那样近距离地见过女人光溜溜的身子。不是我这种人，绝饱不了那样的眼福。

可是，我不敢吹嘘。我怕惹火烧身，越抹越黑，把自己吹成了一个流氓，一个强奸犯。荒山野岭，就你一个人看到了人家的光身子，那人家的衣裳、裤儿是谁剐（脱）的？你毫无证人证据地说是三个家伙所为，谁信？鬼都不信。

还是把兴奋埋在自己心底，偷着乐吧。秘密，那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

然而，终归，纸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还是被人揭开了。

揭开秘密的是高硐派出所指导员郭慧敏，也就是那位长得很好看的让人打尿噤的假上海。

我被叫到学校书记办公室时，郭慧敏正与颜心海书记对坐在办公桌前，依旧那样亲切地笑眯眯看着我。

这次，郭慧敏没有穿制服，一身浅灰色春秋装，洁白的衬衣翻出大翻领，一头假上海光亮、整洁，衬托出她淡雅中的靓丽。

我没有回应郭慧敏的笑。她的到来，我心生不快。老鹰扁那事，不该再提起，弄不好会全校沸沸扬扬，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颜书记笑呵呵露出两排烟熏的黄牙，站起招呼我和郭慧敏坐到前面茶几边三张藤编沙发椅上。

落座后，颜书记一脸欣喜地看着我说：“没想到，你一个人制服了三个坏蛋，行啊！”

我笑笑，“不是制伏，是他们做贼心虚，逃之夭夭。”

颜书记冲我竖了竖拇指，“有谦虚的美德！”

我看了看郭慧敏。

郭慧敏椭圆的脸白里透粉红，始终是好看的微笑。

颜书记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慢条斯理道：“本来，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在全校表彰你见义勇为的壮举，可情况不允许。”鼻孔里喷出两股浓烟。

这人烟瘾特大。记得，一次全校开“批林批孔”大会，他做报告，抽了十二支烟。一吸，烟就去了一小半，显得很是梭斗（受吞）。

颜书记继续说：“受害者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高你一个级。这事件，属于隐私，不宜公开。加上，据刚才郭指导员讲，那三个歹徒至今杳无踪迹，公安还在侦查中。”

我又看了看郭慧敏。

郭慧敏冲我咧嘴微笑地点点头。她的明眸皓齿，很好看的。

颜书记说：“因此，在歹徒没有归案之前，不能表彰你，怕打草惊蛇。现在，我只能代表学校，对你口头嘉奖。”

我如释重负，“这样好啊！”我就怕弄得沸沸扬扬，到头来，真的他妈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郭慧敏一双丹凤眼泛着柔光，“刚才，听颜书记介绍了，你是一个好学生。倪树同学，你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要继续做下去哟，配合我们，抓到歹徒。”

我想了想，嚅嚅道：“我会的。不过，我只是在梦里把那三个家伙的模样记得一清二楚，醒来就模糊了。”

郭慧敏笑笑，“慢慢来，不着急。强林包围，难为妖魔。他们是逃不掉的。”

我“嗯”了一声。我想，我是应该帮助郭慧敏破案的，她那么漂亮，那么亲切，像我的邻家阿姨。

在送郭慧敏到学校大门口时，我看到，远远的公路旁停着一辆偏三轮，穿着藏青色夹克的鼓眼窜儿正靠在龙头上，吧嗒着烟屁股，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顿时明白了，公安的摩托车不开进学校，是为了避免造成校园的慌乱，是从一种安定的角度考虑。

郭慧敏停下脚步，直直地看着我。

我不好意思地耷拉下头，一只脚在地上划着弧。这时，我又嗅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馨香。这香，肯定发自郭慧敏身上。

郭慧敏说：“小兄弟，你很乖！”

我两颊发烫，“乖啥哟？！”

郭慧敏笑眯眯说：“你真的很乖。见义勇为不张扬，还积极表态要帮助我们破案。”

我羞涩地抬手捣着后脑勺。

郭慧敏说：“你那天讲，要告发卢志勇。会吗？”

我抬起头，迷惑地问：“卢志勇是哪个？”

郭慧敏冲鼓眼窜儿努努嘴，“就是他，我们的巡逻队队长。”

我咬了咬牙，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郭慧敏抬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乖！那天他对你的做法是不对，很不对，我已让他写了书面检查。不过，你不知道，他对强奸犯恨之入骨。因为，他的妹妹曾经被人侵害过。”

我“喔”了一声，举目望了望卢志勇，心里对他的仇恨一下化解了。试想，要是我小妹有了那种遭遇，对强奸犯，我也会深恶痛绝的。

“该说再见了。”郭慧敏抬手冲我摆了摆。

我甜滋滋道：“嬢嬢再见！”

郭慧敏折身向摩托车走去。很好看的腰身，很好看的臀部，轻轻地摇呀摇。

放学后，我鬼使神差地撇开平常一起回家的同学哥儿们，在马冲口街上买了一斤花生糖，到学校附近的鲨鱼坝，找到了陶梅的家。

陶梅的家在傍着高硐河的石板巷深处。鹅卵石砌成一堵围墙，一道篱笆门关闭着，可以透过缝隙，看到里面空落的院子以及偏偏欲倒的用黄土筑成的茅屋。整个地，透出一种冷清与贫寒。

我将篱笆门推得“嚓嚓”响，蹑手蹑脚跨进小院。

小院横竖拉了不少铁丝，上面挂满各色洗涤后的布条，跟经幡似的，在夕照里斑斓夺目。墙角几堆炭花儿（煤渣），显得干燥、灰黑。

我冲那道已然裂缝的木门喊了两声“陶梅”。

少顷，木门被拉开。身穿“喜儿红”上装、毛蓝布裤子，两手戴着纱布袖套，高挑，气质纯真的陶梅立在门内，眼睛光亮如月地看着我，一脸惊愕。这让我有了一种我见犹怜的感觉，激发起我的保护欲。

我慢慢走上前，“姐姐，我来看看你。”

陶梅一脸动容，“快，快进来！”

我跨过门槛进屋。

屋子也有些空落，潮湿的盐碱地面密密麻麻冒出疙瘩似的包，只有三张木床和一个平柜以及一张饭桌，但整个的很洁净。在一张单人床前，铺了一个门板，上面已经粘了两三层布条。显然，这是在打壳子，等粘到一定的厚度，便将门板弄到太阳下晒，晒干后，再揭下壳子，以便将来裁剪做鞋底。无疑，院子里那些布条就是用来打壳子的。

这正应了《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陶梅柔弱的肩膀扛着一副重担，打壳子，喂（养）兔子，捡炭花儿（拾煤渣）啥的。

陶梅在洗脸架上的面盆里洗尽手上的浆糊，“你坐。我这就去灶门前（厨房）给你倒开水。”

我“哦”了一声。

陶梅扭身到另一间屋，不一会端出半碗水，两颊泛红地递给我说：“我们家没钱买茶叶儿。不过，这是井水烧的开水，回甜。”

我接过水碗，坐到一张矮凳上，笑眯眯道：“姐姐，你忙你的，我坐一会儿就走。”

陶梅抿嘴一笑地坐到门板前的矮凳上，继续打壳子。她一双白皙的纤纤素手很是灵巧，跟在门板上贴花似的。

我看着粗瓷二碗外面印着的“为革命种田”，漫不经心地说：“姐姐，我也是七中的。你读高二，我读高一。”

陶梅“喔”了一声，扭头定睛打量我，过后惊讶道：“我认出你来喽！你叫倪树，是学校宣传队队长。庆祝元旦时，你和我们年级的张丽美跳《草原儿女》。你的舞跳得恁好（那么）！”

一般来讲，说一个男生的舞跳得好，那带贬义，或者讽刺意味。跳舞生大多是二等（假女孩）。

我忙转移话题：“你家里的人呢？”

陶梅的瓜子脸黯淡下来，“我妈捡烂布筋筋（布条）去了。我哥，我姐到长宁当知青去了。”

我问：“你爸呢？”

陶梅说：“他在内江机务段当火车司机。可是，两年没回来了，也不给家里寄一分钱。”

我皱着眉头问：“为啥？”

陶梅眼里泪花开，“他恨我妈。”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滚落。“前年，我家公（外公）在大安街三八餐厅喝酒喝醉了，胡言乱语，说他当国民党少校营长时，亲自处决了三个地下女共产党员，还扒光了她们的衣服。他只是在战场上与解放军打过仗，哪接触过地下共产党员哟？！”

我问：“结果呢？”

陶梅抬手腕揩了揩脸上的泪水，“他得了酒病，不喝酒也是疯疯癫癫的。在公安机关，他还坚持说自己处决了三个地下女共产党员，并且，声嘶力竭呼反动口号。结果，被政府枪毙咯。”

我“喔”了一声。

陶梅说：“我们都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哥，我姐因此也许一辈子都回不了城。我爸因此不能开火车了，只能当司炉工。他们都恨我家公，也恨我妈。”

我安慰道：“出身不由己，道路靠自己。你们和你那家公是有本质区别的。”

陶梅一脸苦相，“现实不是这样。”

我心里像是放上了一块巨石，很沉。

陶梅扭头望向门外学校方向，“学校，我是回不去咯！”

我很惊讶，“为啥？！”

陶梅喃喃：“出了那件事，我还有脸见同学、老师吗？”

我忙说：“啥呀？！那事是保密的，只有公安、颜书记和我晓得，其他人都不晓得。再说，你不是没被那个（强奸）吗？你得继续读书。还有三个月，你就高中毕业了呀！将来，毕业证很重要的。”

陶梅梨花带雨，成了泪美人。

我觉得我该离开了，换句话讲，该滚了。老是这样看人家的伤口，人家会感到更痛的。

我从书包里拿出那包花生糖塞到陶梅手上，“姐姐，你和你妈妈吃。”起身逃窜似的跨出屋。

陶梅追到院坝，“幺弟！”

我驻足回头。

陶梅一步一步跨向我，“喜儿红”上勾勒着她隆起的胸脯，一起一伏。跨近，她水汪汪的眼睛直视着我，轻声说：“谢谢你救了我！做我的弟弟，行吗？”

我笑笑地点点头。我想，大的是哥哥姐姐，小的是弟弟妹妹，这再正常不过了。

陶梅耷拉下眼帘，“让我亲你一下，行吗？”

我一阵悸动，微微点点头。

陶梅慢慢捧住我的脸，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啵儿”了一口。她的双唇很薄，很温润。她的胸部软绵绵的，轻轻摩挲着我的胸部，痒痒的，很是舒服。

我不知道是怎么跨出陶梅家小院，跨出石板巷的，恍恍惚惚，头重脚轻。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心里很痛，痛陶梅家那偏偏欲倒的茅屋，痛满院子的“经幡”与煤渣，痛他们一家人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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