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姚伯伯看完我写去的信后，勃然大怒，想自己堂堂“三八”式老革命，即便在“文革”年代，也还没人敢如此这般斗胆训斥。

“把她叫来！把小徐写给我的信给我拿来，我倒要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让她个丫头这么狂妄不可一世。”

姚伯伯呵斥着谢阿姨，当即给我传书带信，要我找时间去他们家，当面对质这件事情。

我通过妈妈，接到谢阿姨代表姚伯伯，捎来的请令。

在搭车加步行，走到谢阿姨家阶梯口的时候，才开始感觉到，自己意气之下所酿成的后果。后悔已经迟了。

况且，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为了爱情可以放弃自尊的牺牲精神。我鼓足勇气登上通向姚远家房门的阶梯，准备好了挺起胸膛，去面对即将扑面而来的倾盆大雨和雷鸣电闪。

一进门，很幸运地松了口气，家里只有婆婆在。

婆婆板着张老脸，只告诉我，谢阿姨走的时候留了话，让我来了就去办公室找她。然后婆婆就踮着脚，下力气地揉着盆里的面团，准备给姚伯伯做擀面。不再理睬我。

在办公室找到谢阿姨，谢阿姨依然是先叫了声“幺妹”，只是声音没有了以往的亲热。

谢阿姨说：“你姚伯伯在开党委会，中午会回家吃午饭。他让你等着，不要走远了。中午有点时间，说说话。”

我面露难色，告诉谢阿姨。说我还必须出去一趟。学校交代我给在四中代课的颜老师捎了工资，我要给她送过去。

谢阿姨看看表，说：“那你快去快回，等你吃饭。”

“不，你们不要等我，我还不知道什么时间能见到颜老师呢。”我害怕跟谢阿姨， 尤其是跟姚伯伯，在这种情况下同桌吃饭。所以就拒绝说：“我很可能赶不回来吃饭。”

谢阿姨坚持说：“我们会等你的。”

我没办法跟谢阿姨理论， 只好先走掉，再做打算。

颜老师所在的内江四中，离谢阿姨她们“无专厂”大约有一公里路远。我走了二十多分钟，找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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