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不显山不露水，让朱正才知道马白莲的死讯？为此，赵连根颇费了一番心思。

官场是一个场，不抱团你再能耐都会成为孤家寡人，但又有个说法，叫做“祸起萧墙”。这不？最高领袖都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古今中外，官场里，身边那些跟得最久、离得最近、贴得最紧的人，最危险。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却又恰恰吃亏在这上面！这么多年，上下级，朱正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赵连根暗中一直在“向上级”以及朱正才的政治对手，提供材料。

最让朱正才难堪的，是文革之初，鉴于以往历次运动的成功经验，朱正才在自认为“吃透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之后，为了“知己知彼”“争取主动”，安排“身边人揭发自己”。——结果，“假作真时真亦假”，反把自己装进去了！首先，自己家里，就真假难辨。儿子朱解放、老婆马桂英，在朱正才授意下，相继写大字报，不管是屎不是屎，臭的都来。于是——《朱正才变质了》《朱正才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赵连根、马白莲也按照朱正才的指示，“勇敢站出来”，揭发《朱正才是葫芦河畔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急先锋》。直到这回的《红五条》下达。朱正才才明白过来——儿子和马白莲，是把真戏在假作；而老婆马桂英与“大管家”赵连根，是把假戏在真做。“——把自己卖了，还帮着数钱！”朱正才后悔得差点儿吐血！

在葫芦口河市“誓死捍卫红五条”大会上，罗天邦代表革命干部讲话：《红五条》已经把朱正才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搞“独立王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毫无疑问，“矛盾性质”，已经“转化”！还传达省革筹指示说，指示，朱正才隔离审查。

在朱正才的问题上，赵连根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点，嗅到了一点儿异味儿：文件没有说对朱正才“双开”——也就是说，他还是组织的人，还是政府的人！既然如此，自己作为他的老部下，还“不可过头”。某些问题上，还得“真戏假做”。

葫芦肚河县报告，马白莲投河，她母亲悬梁。毕竟熟人熟事。得此信息，赵连根真还动了点惺惺相惜、兔死狐悲的感情。立即想到，从“革命的人道主义”角度，这个消息，无论如何也该告诉朱正才！

朱正才和马白莲的“师兄妹”情谊，赵连根比谁都清楚。问题在于，如果以组织的名义，正南齐北通报朱正才，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他于是特别授意市革筹办公室，安排“转几个弯，设法让朱正才‘听说’这个消息。”

一天，晚饭后。夕阳西下。莲花池招待所的林荫道上，两位白衬衣的工作人员，陪着朱正才，漫无目的地走动。散步。走着走着，朱正才闻到身后一大股酒气。忍不住回头。一看，是招待所门厅守夜的“谢老革命”。这谢老头儿目不识丁，忠厚老实。早前，给一位大首长，当了近二十年马夫。部队退下来后，安置到莲池招待所。“正处级”门卫。他一直孤身一人。无事就烂酒。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无论酒紧张到什么程度，也没人敢不“卖”给他。“格老子，你不卖酒给我是不是？明天，老子就到京城，找首长。——老子辛辛苦苦打天下，不爱女人不要钱，为啥子？不就为了喝二两吗？——”

谢老头儿醉眼蒙眬，盯着朱正才看。“我在后头看半天。我说嘛，是像嘟嘛！嘿，果真，——朱市长嘟嘛。嗨呀，朱市长，刚才我从大门口那儿过，那些妹儿崽崽都在说，你们——葫芦肚河，原来那个啥子——宣传部姓马的女部长，跳葫芦河，淹死球了嘟嘛！些妹儿崽崽说的，这人是你师妹儿。是不是哟？——说是还没结婚，可惜个人啊。”他自顾自说话，根本没有注意朱正才的表情。他偏偏倒倒，站到朱正才前面来，追问道，“最高领袖说的，革命者不得随便说假话。我记得，唉，朱市长啊，过去到莲池来开会，好像葫芦肚河，是有那么个人啊——长得乖乖俏俏的——我认得！”

朱正才没有正眼看他。更没有和他搭话。三脚两步，走向林荫道旁的一张木椅子，坐下来。靠在椅背上。仰起头，望着头顶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

谢老头儿又跟了上来。酒气熏人，眯缝着眼问：“咋回事？朱市长，你脸色卡白，大热天，你冷啊？是不是感冒了啊——”转身对两个陪朱正才散步的人道，“格老子，朱市长犯了错误，还没开除嘟嘛，没开除，就是同志嘟嘛——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嘟嘛！要互相关心嘟嘛——”

谢老头训了那两个人一顿就摇摇晃晃地自言自语说着话，踹踹倒倒地走了。

朱正才还背靠在铁椅子上，仰着头，望着天空。

最不该发生的事情！

罪过啊！已经意识到、估计到，有可能阻止的——却偏偏已经发生。晚了！

《红五条》公开向群众传达贯彻之前，省革筹（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工作人员，军区政治部主任曾繁麟一行三人，在分区刘司令的贾秘书带领下，当面向暂住在分区大院儿的朱正才，宣读了下发的《关于处理葫芦口河市问题的意见》。并口头宣布省革筹通知：即日起，朱正才隔离审查。 “组织希望你能主动交代、揭发问题” ，“闭门思过”。还说，《红五条》出台前，有领导特别带话：“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好了”！ 例行公事完毕，临行，贾秘书转告刘司令的话：今天起，你的饮食起居，军分区不再负责。改由市革筹（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管理了。有什么要求，书面请示。

《红五条》点朱正才的名，并直接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为首的”；他治下的葫芦口河，被说成是“独立王国”； 认定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措辞之严厉，上纲上线之高，完全出乎朱正才预料。更可怕的，是宣读文件的同时，宣布对自己“隔离审查”，立即生效，类似于对敌斗争的“当场逮捕”。

虽然风狂雨暴，来势凶猛，但朱正才到底上过战场、经历运动，见过世面的。他知道自己的下一个暂住地，是莲池招待所的十三号楼。简单收拾行李的时候。他一直在猜测、权衡：《红五条》上只列了罪状，没说处分。是另行通知还是留有余地？——可能的“最坏结局”，是什么？

会不会“双开”？

最让他琢磨不透的，是不知道今后的“阶级敌人”里面，会不会增加一个成员，叫做“走资派”？文革运动后期，会不会在“地、富、反、坏、右”的后面，再加上一个“走”？ ……众叛亲离，在所难免，也咎由自取。问题是，哪些人会受到连累？——弯着指头算算——家庭、朋友、同事、亲戚——马桂英从来不害怕和任何人划清界限。她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迅速站到最正确、最革命的立场上去。朱解放、朱跃进和朱文革三个小子，老大早已声言和自己“决裂”，老二臭娃儿屁事不知，老三乳臭未干，还保姆家里带着。——数来数去，最担心两个人：父亲朱跛子；师妹马白莲！

朱正才就是父亲的命根。朱正才当不当官，当多大的官，对跛子父亲来说，都不重要。只要儿子健健康康活着，他就有生活的希望和乐趣。朱正才相信父亲能熬过任何灾难！对父亲，朱正才唯独担心的，是他管不住自己那张嘴。敏感时候——已经这局面了，需要的是规规矩矩。正确的做法是装死装傻装完蛋——他老人家的性格，稍不顺心，就牢骚满腹怪话连篇。如果无意中添乱——说些不利于贯彻、落实《红五条》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思前想后，最让朱正才放心不下的，还是马白莲！

官场摸爬滚打十多年了。理论、政策，她都懂。组织内部，斗争的残酷，她了如指掌；无论昔日多“红”多“火”多“铁”的同志、领导，一旦你被打入敌人阵营，那就等于被送进了第十九层地狱！眼下，“覆巢之下无完卵”。对朱正才的“定性”，等于告诉了马白莲，别妄想“独善其身”！朱正才真希望她和赵连根一样，把“银样 镴 枪头”换成真刀真枪——这样，起码可以保全她自己——“留得青山在”！但是——这正是她的柔弱之处：重感情到了几乎是疯狂的地步。几次批斗朱正才的大会上，马白莲的“揭发”，朱正才戴着高帽子，自己听来都想笑、脸红——太假了！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马白莲历来毫不掩饰她对朱正才刻骨铭心的爱——“不是我会不会演戏的问题，是我说不出口！”她毫不掩饰地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老母亲，我一无所有！”——为此，朱正才好几次不得不放下脸来，批评她：你占组织，而且领导干部了，“小资产阶级情调要误事！”“不管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只当着我，都不该说这种无原则的话！”马白莲脸红红的，叽咕道，“人家说心里话呢。”

《红五条》“宣判了” 朱正才“政治上的死刑”， 朱正才担心别因此也“宣判了”马白莲“心灵上的死刑”！

朱正才思前想后，鼓足勇气，曾要求看管人员“请示一下市革筹领导——我请求——给葫芦肚河县宣传部——马白莲同志，她是我的表妹——通一次电话。望你们尽快反映。”

工作人员客客气气答应：“一定报告。”第二天早晨，告诉他，已经报告上去了。等了一天，没有回音。第二天，仍然没有信息。心里哀叹“脱毛的凤凰不如鸡”——犹豫：要不要按照贾秘书说的，“书面”给市革筹领导提出来？转念又想，书面请示给某人打电话，是不是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小题大做”了？领导们会不会“误会”自己在出难题，寻衅滋事、泄愤？

老辈人说过——人倒霉的时候，越是担心、害怕发生的事情，偏偏就必定发生！——果然！

又晚了一步——朱正才能不恨自己？朱正才想骂人。但是，该骂谁呢？——或许，这，就叫做杀人不见血！差点儿就垮掉了。妻离子散，前途未卜。“可怜身前身后事”啊！——红豆林马家院子鸡婆窝里，先生、师母和白莲妹妹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时时浮现。一种万箭穿心的痛感，紧紧缠绕着他。他不得不反省自己。

回想起来，文革开头，第一步，自己就踩错了点子。一步错，接下来，步步错。挣扎得越凶，反陷得越深，直至今日，“身败名裂”！千不该，万不该，《五一六通知》后，最不该为了紧跟形势，秉承司马大奎的旨意，试图按常规，将葫芦口河的文革运动，强行纳入自己的“可控”之中。而今看来，从上到下，对“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都希望把祸水，引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引向“黑帮”“四旧”，引向“地富反坏右”乃至“封资修”“帝修反”。试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人，哪里岂止我朱正才啊！

当时，朱正才确实把文革揣摩成了又一次“整风反右”。在他眼里，“整走资派”之类的话，作用，就相当于当年的“给组织提意见”、“帮组织整风”，那不过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到头来，组织没整风，提意见的人被“整疯”了！——后来，每次读到最高领袖那段话，“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朱正才总感到后颈窝凉丝丝的，有一种“刀临其颈”的恐怖。

他明白，这一次，自己把赌注下早了。队站错了！

《十六条》发布，八月十八日最高领袖接见红卫兵——葫芦口河市文革形势，一日三变。朱正才困惑，最高领袖一声“炮打司令部”，话音未落，顷刻间，从上到下，各级各类“司令部”——政府机关，加上公、检、法、青、工、妇，分崩离析，土崩瓦解！如此不堪一击，令人瞠目结舌，太不可思议了！从此——再也看不透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甚至有什么药——下一步棋，会在哪里落子？

朱正才不敢轻举妄动，为自己定了三个字的“戒律”：“学、听、看。”——学最高领袖的著作和文件；听不同声音和意见；看群众的革命首创和外地经验。可是，越学、越听、越看，越觉得自己兴奋不起来。心中一阵阵隐痛。官场多年，深知“最高的智慧就是没智慧”。——与京城保持一致，就万事大吉。然而，为官之道，恰恰就在于能不断找到新的兴奋点。面对文革，朱正才怎么也兴奋不起来。而且，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反而越来越强烈——官场里，这是大忌讳！是不祥之兆！——新郎进了洞房，才发现自己并不想结婚；学生进了考场，静不下心，读不进题；运动员上赛场，腿脚抽筋。——神经越是高度紧张，越是跟不上形势。他想不通——按说，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当权者，自己和自己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政权过不去的。既然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必然就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当权派”分为两派？谁来分？怎么分？标准是什么？谁来掌握这个标准？谁来执行这个标准？——标准答案据说是：在上，是最高领袖，在下，是“人民群众”。

可是，一份份不断下发，不断作废；不断公开，不断否定的文件，说明最高领袖的想法，也在不停地改变。再说，谁是人民群众？张三李四王麻子。都是，又都不是！

很多时候，越想理清头绪，反而更加摸不着头脑。特别是报纸上那一篇篇火药味很浓杀气腾腾的文章，读来已经没有了过去读报纸那种茅塞顿开，或者热血沸腾的感觉。这些文章，几乎全在向朱正才传递一个信息：这次运动，就是对准自己来的——没底气哪来中气？本能的抗拒、抵制乃至于引开祸水——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朱正才慢慢想通，明白过来了：《红五条》拿自己开刀，不仅是那些人在算自己的账，而且，很明显，也把支左部队前一段时间“支一派打一派”的账，全算在自己这个“为首”的“走资派”身上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舍此，就不可能让军队，成为超脱于两派之上，自然而然“代表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理论上讲，那样，就永无宁日了！特别是葫芦肚河县，三大血案，震惊全国，牵动。——都和“八一九”有关。而朱正才和“八一九”的关系，傻瓜也看得清清楚楚！——市里，亲舅舅牛道宽，“八一九”工人司令部的头目；儿子，“八一九”学生兵团的“五号”。在葫芦肚河县，马白莲又被“八一九”县级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封为“头头”——这已经能说明一切了！“八一九”背后，是支左部队；支左部队背后，就是朱正才！“八一九”惹的祸，支左部队惹的祸，最终，账都得落在他这个“背后的走资派”肩上——朱正才必然成为葫芦口河一切问题的“总根子”。这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逻辑！刘天明不再兼任葫芦口河军分区司令，也就不难理解了。

真的在劫难逃？人生的恐怖之一，就是脚已经抬起、迈出去了，却不知道会落在哪里——泥潭？深渊？刀山？火海……——“没有底”“摸不透”。在政治舞台上，过早张扬，轻易伸脚，随便出招，必然惹来杀身之祸。朱正才不是傻瓜，更不是“眼前无路想回头”的白痴。

“死者长已矣！”既然“大丈夫能屈能伸”，那就“后退一步自然宽”吧？

既然没有出路，就应当心气平和地，寻退路！

这莲池招待所既非吉祥之地，那就不当是久留之地。虽然“死老虎”了，但“卧榻之下岂容老虎鼾睡”？

退？退到哪里去？

唯一理想的退路，就是“到群众中去”！

大凡有革命经验的人，都知道，“群众”是个好东西。有时，它是烈日下的一片树林；有时，它是战火中的一道掩体；有时，它是一把进攻的尖刀；有时，它是一个捞取私利的口袋。此时的朱正才知道，只要自己到了“群众之中”，运动对他就难以形成太大的冲击。当然，最可靠的群众，必然是——也只能是自己的发祥地——葫芦尾河——红奎村，现在叫反修大队。

家乡不是白爱的，山水人情，会给爱它的人特有的眷顾。

领导批示终于下来：关于朱正才请求与葫芦肚河宣传部马白莲同志通电话的问题，鉴于马白莲同志已经去世。经研究，同意朱正才和胞妹朱正英同志通一次电话。

朱正英告诉哥哥——是羊颈子羊绍章老表，带的队进城。牛道松舅舅和马德春舅娘他们，还有马家的亲房，也来了人——牛道梅姨妈，柏木棺材；白莲火化了，骨灰盒。

——电话里，朱正英告诉他，马白莲投河的地点，竟然是城南千佛崖半边寺前那个回水沱！文革初期，马白莲担任葫芦戏团文革工作组组长。戏团的台柱子，著名葫芦戏女演员王容，就是在那里“举身赴清流”的——朱正英问哥哥，“难道，真的有人们常说的那种啥子——‘报应’啦？”

朱正才惊得目瞪口呆！——不可思议啊！

朱正英告诉朱正才，马白莲之死，两派都低调处理。客观上，多少减轻了点儿《红五条》下发，“哥哥你被点名，给白鹏形成的压力。学习《红五条》时候，蒲思秀在会上说的，‘朱正才成走资派，意想不到。我们共事多年，这小兄弟人品不坏’——还说你的好话呢！”

几经权衡，朱正才写了《我的一点请求》。呈交新任葫芦口河市军分区司令员、葫芦口河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万伯宁同志。“请求书”中，朱正才自称“一个犯了严重错误乃至罪行的老兵”。向市革筹组提出：

“一、大儿子朱解放响应最高领袖的号召，积极投身文革，运动初期就宣布，和我划清界限。眼下，由于他身份特殊，会给他自己的健康成长带来不利，也会给全市文化革命造成损失。希望能批准将其送军队锻炼。将朱解放交给部队，让叔叔伯伯们严加管教；

“二、我还年轻，将功赎罪，至少还能为革命工作三十年。痛定思痛。我决心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改过自新。愿意回到葫芦尾河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再教育，希望组织批准；

“三、《红五条》下发后，马桂英提出要和我这个走资派划清界限，这是她觉悟高，立场坚定的表现。本人愿意满足她的离婚要求。”

《请求》书交上去。朱正才感觉浑身轻松了许多。

十三号楼，位于莲池招待所最北面。“苏式”建筑。楼梯、楼道，都在楼内。四面窗户。走廊、房门，都在中间楼道。楼的背面十多步远，有两人高的围墙。围墙后面，就是农田了。

表面看，十三号楼和其他楼，并无明显区别。里面，宾馆设施同样一应俱全。但是，这栋楼，从来不安排客人住宿。文革前，一直被政府的一个什么机关“借用”着。文革开始以后，政府机关全面瘫痪，那些在这栋楼里办公的人，阴一个阳一个，莫名其妙地悄悄消失了。空了大约半年多时间。后来，赵连根在这栋楼里安排了几次会议，房间又才开始启用。不过，依然还是神神秘秘的——未经允许，“闲杂人员”，不得靠近。更不得擅自闯入。

用于朱正才“反省”“交代”的房间，在二楼正中。里面，按照“标间”格调，并排两铺床。一铺床属朱正才。另一铺床，“值夜班的工作人员”轮流睡。正对门有唯一一扇玻璃大窗户。站楼下，从外面看，一切正常。进到屋里一看，这窗户是被封死了的。只竖着留了一拳宽的缝，通风透光。其余地方，木板钉死。床头两边，各有一张带抽屉的书桌。房间里，除了朱正才的换洗衣服，还有一本最高领袖的《语录》、一套《选集》、一支钢笔。其余的东西，全“公家”的。最显眼的，是桌上放了厚厚几本“稿签”纸——通行的，方格的，暗格的，各种格式，应有尽有——是为朱正才写“交代”准备的。

夜里。快十点钟了。朱正才准备上床睡觉。部队上养成的习惯，无论多忙，也无论多艰难，睡觉前，都要洗帕脸。否则，脸挨在枕头上，粘糊糊的，睡不踏实。

楼梯响。脚步声。——进到走道里来了——还不止一个人。一行人，隔壁房间门边，停下，在轻声议论什么，听不清楚。朱正才迅速将洗脸帕床头搭好——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冲自己来的。他记起已经交上去了好些日子的“请求” 书。

是福是祸，都得面对。

朱正才恭恭敬敬站在床前，静候发落。

第一个出现的，是赵连根。略有点儿尴尬：“呵呵，还没休息？”说完，侧身，退了半步，让后面的人走到前面来。

第二个人，比赵连根差不多矮一头。胖。富态。那身材，葫芦人称为“洋油桶”或“面粉口袋”。北方口音：“老朱哇，怎么样，还习惯吗？”没等朱正才回话，那人又说，“来来来——老朱——新领导，万司令员，亲自来，看看你！”

随着刘天明的介绍，新任葫芦口河军分区司令员万伯宁，走上前来。《红五条》上，已经久闻大名了。一眼望过去，朱正才有点儿纳闷儿——这人，哪儿见过？中等身材，健壮结实，满面红光。军装很合身，只是已经洗得发白。帽徽红五星的尖角，有点儿脱漆。衣领上的“两面红旗”，褪色了，还有点皱巴巴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坐机关的“首长”，刚从野战部队“下来”无疑。

屋子天花板正中，吊着一束三个电灯泡，都是五十瓦的。雪白的灯光，照着万伯宁满面的微笑。进门，大大方方伸手过来：“我叫万伯宁。——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正才？”

朱正才本能地脚后跟一靠，右手举到帽檐高度，立正、敬礼。大声回答：“报告首长。我是朱正才！我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关心，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然后，弓腰、低头，双手握着万司令伸过来的手。

“坐坐坐。早听说了，都是‘丘八儿’出身，别搞得那么正规。坐吧。——看了你的请求书，我们今天，算是市革筹领导，集体找你谈谈。——罗天邦同志临时有事，就不参加面谈了。”

万伯宁简而言之：“最高领袖说过，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说白了，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对你的事，我听刘司令说，领导有话，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这就是最高领袖常说的——犯错误是难免的，改了就好嘛。”

万伯宁告诉朱正才：他的三条请求——

其一，“娃儿朱解放的事。同意送军队锻炼，由刘司令带走。”

其二，“回乡务农的事。态度端正，好事。但也不是真的就回乡当农民。不可太劳累。半天劳动，半天自学领袖著作。不记工分，市里发生活费。”

其三，“离婚的事。研究过了，瞎扯淡！——运动后期再说。”

万伯宁看着朱正才的眼睛道：“提醒你一点，葫芦肚河马白莲的事，你都知道了。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你回乡后，不要节外生枝。另外，你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都不动。你的组织生活，暂时委托葫芦底河公社负责。”

朱正才连连点头，真感动了，还热泪盈眶的。

刘天明望着朱正才，语重心长：“文件你都学过了。我不再兼葫芦口河的工作。这两天，和万司令交接完，很快就走了。解放娃儿，我一直当儿子看，这你知道的。——战争年代，我们这些人，提着脑袋，南征北战，什么风浪没见过？——没什么值得藏着掖着的！明人不做暗事——你父亲，你外公，还有你的幺舅，是司马首长和我的救命恩人——革命者，绝不会是忘恩负义之徒，也知恩图报！我还欠葫芦尾河乡亲们的情。我会报答的！——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也值得你——好好反思！这些年，我们走得太近。现在看来，不是好事。坦白讲，你犯错误，有我的很大一份儿。”

朱正才连忙说：“首长言重了。是我自己不争气，没有深刻领会最高领袖的教导，紧跟最高领袖的革命路线。我有罪。罪有应得。”

赵连根掏出小怀表，看了看。这是向两位首长示意：“时间不早了。”

果然，两位司令站起身，告辞。万伯宁司令员走在后面。到门口了，他突然回过身，笑眯眯地问道：“唉，老朱哇，听人说，你读过私塾，还是先生的得意门生——我这名字，万伯宁的‘宁’，你能写出四种写法？啊？——哈哈！”

所有人都莫名其妙。望着万司令，云里雾里。

一段往事，流星一样闪亮，在朱正才脑海里飞速划过！记起了。当年，大表哥牛天定和自己被抓了壮丁——新兵连登记壮丁大名的时候，一个壮丁为自己名字中的“宁”字，和登记的书记官闹起来。朱正才上前解围，挤上去，拿过书记官手里的毛笔，在桌面上，接连写了四个不同的“宁”字，让新兵“选一个”。那新兵眼睛一亮，指着其中一个，“就是它！”

对，那个新兵，就叫“万伯宁”！——原来是他？这个世界，也太小了！难怪感觉依稀面熟？

难道，冥冥之中，真还“离地三尺有神灵”啊！

一条木船，悄然载着一口柏木棺材和一个“米升子大小”的骨灰盒——牛道梅、马白莲母女——回葫芦尾河来了。

要不要请清风道长？没人提。母女二人，都死于非命，孤魂野鬼，不吉利，忌讳多。如果不是至亲，一般人是不愿站拢来的。好在有牛敬义、羊登山翁婿做主，牛道松羊颈子舅甥操劳，马白三，大傻、二傻和牛道松的儿子牛天柱，以及牛天安、牛天泰，牛天宁、牛天宇，几个表兄弟出力跑腿儿。事情还算办得体面。牛敬义说：“还是让他们一家人团聚吧。”神螺山马德高墓并排，点了一穴，葬牛道梅。女儿马白莲的骨灰盒，埋在旁边后退三步的地方。

马德高牛道梅夫妻无儿。羊登山本准备让大傻羊长道出来，姨侄儿身份，披麻戴孝，送终捧灵。没想到马白三自告奋勇，站出来，自愿充当“孝子”，送伯娘归山。

下葬时候，都才记起，眼下不准烧纸。牛敬义对羊颈子和牛道松说：不准烧纸，我们日妈就烧书！你们到红豆林马家院子去，把他们家里那些“看相婆本本（书）”，全给我拿来，就在这坟头，给我烧了！读书害人啊！

大傻二傻都反对，说外公气糊涂了。牛道松也站出来对父亲说，该烧的书，破四旧的时候，白莲牛天高他们回来那次，早就烧了。“未必哪个敢拿最高领袖的选集和语录本本来烧啊？”牛敬义无言了。

一直都说马德齐“傻球了”。下葬完毕，人们才发现，马德齐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也来送堂嫂牛道梅“上山”。虽然一言未发，表情木呆呆的。但看他两眼红肿，显然是哭过。马白三解释，“我爹常说，我娘死的时候，我还在吃奶，全靠伯娘带我——”

忙完大姐和外甥女的丧事，牛道松才记起临进城的时候，矮子幺爷关于牛天高的嘱托。拿着一封揣得邹巴巴的信，送到磨房，告诉矮子幺爷夫妇：白莲和大姐出事后，全靠朱正英和牛天高，还有牛天宝，料理她们的事。一直到葫芦尾河的人拢场。

牛道松说：“牛天高没有跟我们一起回来。他说要到远处去。我们也没细问。这里——有封他给你们的信。都几天了，你看嘛，我简直忘记完了！”牛道松很抱歉，“船拢红豆林码头的时候，我都记起的——打个转转儿，就忘了——”

矮子幺爷扫盲班的水平，拿到信，打开，认识“爸爸妈妈”，还有个“你们好”，后面的，就认不得几个字了。牛羊氏更是两眼摸黑，大半个“睁眼瞎”。夫妇俩满院子把牛天才、牛秀姑兄妹找回来。关上门——读牛天高的信。